中国银行家：密切关注当前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

　　王自力

　　统计显示，今年1～7月，我国货币供应量屡创新高，截至7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0.62万亿元，同比增长20.7%；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7.62万亿元，同比增长20%。目前M2增幅已高于上年同期GDP和居民消费物价增长幅度之和11.9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更是增速惊人。7月末,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增幅比年初高4.8个百分点，是1996年8月份以来最高的。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累计增加18872亿元，同比多增加9953亿元，累计增加额已超过去年全年的贷款增加额。

　　货币信贷高速增长的背景

　　从我国近几年货币政策的实际运作情况看，事实上在实现经济“软着陆”之后，为克服国内需求乏力的影响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措施。从1996年5月到2002年2月，人民银行曾8次下调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下降到1.98%，1年期贷款利率从12.06%下降到5.31%。相应地准备金存款利率下调到1.89%，20天、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下调到2.7%、2.97%、3.15%和3.24%。不仅如此，从1999年11月1日起，还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利息税税率20%计算，目前居民1年期存款的实际利率只有1.58%。因此，就现在的利率水平而言，不能不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趋于宽松。

　　尽管我国中央银行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从8次降息可见，推行的是一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调控得当，连续几年保持了平稳增长，金融机构头寸宽松。1998~2001年，广义货币M2年均增长14%~15%，2002年增长16.8%，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分别增加11491亿元、10846亿元、13347亿元和12913亿元，2002年更增加18488亿元，达到近几年增量的最高水平。这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仅极大地支持了GDP年均7.7%的增长速度，而且配合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增长期。

　　货币信贷高速增长的原因

　　就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讨论，虽然理论上目前仍存在争论，但实践中无疑它具有外生和内生的双重属性。货币供应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并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即受经济社会中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收付行为的影响。分析去年8月份以来的客观经济过程及经济社会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我们发现：

　　第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逐步显现，经济基本面不断向好，国民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

　　综观20年来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每一轮经济快速增长之前，都是货币供应量和银行信贷的高增长过程。即使受SARS影响，今年1~6月我国GDP增长率仍达到8.2%，这不能不说是上半年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远远超过预期目标的首要原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供应从本质上说的确又是内生的，货币供应的这种内生性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货币的供给，尽管它可以影响货币供给的成本。

　　第二，政府、企业、个人各经济主体，受社会环境、政策变化及心理预期刺激，经济活力复苏，经济兴奋度提高，产生了对货币无限吸纳的倾向，从而决定了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

　　一方面随着各级政府换届，兴起新一轮投资热潮，特别是市政设施、路桥建设、园区开发等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张态势达到沸点。另一方面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民营经济异常活跃，民间投资迅猛增长。此外，世界经济增长相对放慢，利率不断趋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大量的资本流入。金融机构境外资金明显回流，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刺激了我国经济的扩张和贷款需求的增加。

　　第三，商业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换机制，有力地推动了贷款和货币供应的高速增长。

　　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转换机制，将降低不良贷款率和增加利润放到首位，一方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行下调系统内资金上存利率，同时对基层行授权授信额度扩大，有力促进了基层行贷款营销；另一方面各行纷纷加强利润指标考核，奖金与利润挂钩的力度比以往显著加强，贷款向“早投放、早见效”的行为方式转变明显。

　　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是两者的乘积。虽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如卖出中央银行票据等，“对冲”因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而被动收购的外汇，较好地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数量，但要完全控制住公众持币行为，特别是商业银行经营行为变化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则很不容易。

　　第四，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直接融资比例小，国民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银行融资。

　　近年来股市萎靡不振，2002年国内非金融部门通过股市融资，在原本比重就小的基础上比上年还下降了3.5个百分点。由于缺少银行贷款之外的其他融资途径，银行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独享了货币需求机会，因而金融部门中银行贷款增长率继续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晴雨表”。

　　货币信贷高速增长的调控

　　当前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是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所积聚的能量释放的结果，是扩大内需、景气回升，体制改革、经济活跃，国民经济发展势头总体向好的反映。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有利于降低“非典”对经济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市场信心，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必须注意，金融业是一个特殊的高风险行业，金融机构与经济主体之间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经济结构不合理、信用环境不理想以及各经济主体治理结构不完善、内控机制欠缺的情况下，货币信贷的过猛增长同时也潜伏着巨大风险，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金融危机，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对此，中央银行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增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第一，将事实上“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重新建立在“坚实稳健”的基础上。历史经验证明，货币信贷的高速增长往往伴随着低水平重复建设、产业结构失衡、通胀压力加大和不良贷款增加，随后将不得不被动调整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大幅波动。目前，已经出现的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多，生产资料价格攀升，园区建设过多、过快、过滥，先前被压缩的“五小”企业复活与高科技领域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低层次恶性竞争并存，不良贷款率下降与不良贷款余额上升交织等种种迹象，都应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因此，中央银行要善于根据经济周期各个阶段货币信贷运行的规律，在对经济形势和趋势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科学地把握好货币政策的取向，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调控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第二，加大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力度，适时传递货币政策信号，正确引导各市场主体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

　　近段时间，我国中央银行运用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工具作用明显，如“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拟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措施，尽管社会各方反响不同并引起争论，但这恰恰意味着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威望的提升。中央银行应加强对货币政策运行结果的分析，并适时发布相关分析报告，这不但能够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意愿，而且能够影响社会公众的投资行为。

　　第三，跟踪监测，相机运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保持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

　　稳定货币，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商业银行对央行窗口指导和道义劝告等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程度，是中央银行采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等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市场流动性的重要参考依据。通常商业银行配合积极，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效果好，则央行宜慎用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否则，央行只能下大力气，不惜采用利率、再贴现率、准备金率等手段，以维护货币稳定。

　　第四，加快市场化调控的基础性建设，进一步拓展运用市场手段“预调”和“微调”货币供应的空间。

　　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立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调节社会资金供求关系来引导各社会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要继续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稳步发展股票市场，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健全发展非公开的股本市场等。此外，在当前外汇占款剧增、货币供应量增长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除通过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对冲”外，还可将财政部现有在中央银行的债务证券化和将中央银行对存款银行的债权证券化，以增加中央银行可使用的“对冲”工具。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责任编辑查子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