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百日内六询学者 谁会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中国新一届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究竟谁能在未来政府咨询业的成长中拔得头筹，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本报记者杨眉

　　【编辑提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的学问，经济学家的研究一旦为某些利益集团所左右 ，研究成果还有多大价值？尤其在一些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方面，近年来学术界百家争鸣应是好事，但气氛过于浮躁，搞得社会决策无所适从，恐怕也是现实。如果学术研究成果真能成为“商品”，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哗众取宠的媒体作秀或许就会少得多，而研究也会更切合实际，更具可操作性。这或许也是政府决策者所需要的学术研究氛围。毕竟，无论多么精明的政府，都需要有越多越好的“兰德公司”。

　　从2003年3月中国新一届政府组建，到7月短短的100天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各方面专家座谈会达6次之多。

　　如6月17日，温总理邀请胡鞍钢、薛澜、应松年等7位专家，座谈“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议题；6月27日，在他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樊纲、贾康、陈淮等5位学者现场发言。

　　“这体现了新一届政府致力于决策科学化的决心和目标，同时也透露出，政府正在探寻实现决策科学化的最佳途径。”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辛向阳博士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说。

　　“决策的真正科学化有赖于一个成熟的、市场化的政府咨询产业。”辛向阳认为，“现有的某些政府研究机构完全可以摆脱‘吃财政饭’和附属于职能部门的现状，走市场化模式。这是诞生中国的兰德公司的最佳时机。”

　　呼唤政府咨询业

　　按照以往做法，中国重要的政府决策形成之前，一般分三种形式进行必要的调研：一是由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力量完成，如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所属的研究机构承担，如财政部的财科所、人总行的研究局等；三是由下属执行机构直接根据实际情况制订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

　　专家指出，前两种方式带有专家特色，尤其是第一种，确实在一定程度实现了政策的民主、科学和公正。“但这些方式存在性质上的局限性。它们都属于政府自己的研究咨询机构，属于政府体内循环，缺少承担责任的主体，方案偏重于理论，缺少可操作性等。而为政府决策提供的专业咨询不能仅停留于观点、看法，而应是产品化的应用方案。”辛向阳说。

　　目前全球政府咨询业最发达的仍是美国。被称为“美国思想库”的兰德公司，曾因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朝鲜战争的预测分析而产生重大影响。198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等参与完成一份名为《美国制造》的报告，细述美国工业6大弱点，提出重点发展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模式。克林顿总统采纳了这一建议，随即展开产业结构调整，目前全球制造业1000强中，美国公司占了近半数。

　　据美国2003年最新统计，仅在华盛顿地区就有1500家政府咨询机构，资产规模都在500万美元以上，总资产100多亿美元。

　　与利益主体分离

　　“政府咨询产业出现，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专家学者提供应用性咨询方案搭建一个制度平台。从个体咨询行为到咨询业，这一过渡可带来一系列质的变化。”辛向阳说。

　　首先，专家和学者如果以个人身份座谈，他对建议和看法采用后可能产生的后果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这些建议常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甚至只是为了求新求异；而作为一个产业，专家以市场的供给方出现，他们的建议成为交易对象，客观、有效代替了个人偏好。

　　其次，咨询一旦成为产业，众多咨询机构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争取市场，有利于为咨询方案建立更高水准。咨询业竞争还迫使研究更加深入和专业。近年来一些学者热衷于新闻炒作，大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风气。

　　“决策咨询产业化的最大好处，还是使改革方案的提供者与改革利益的相关者分离，为决策科学性的实现提供最基本的前提。”辛向阳说，“这种独立性，对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几年前就已提出，但速度之慢、举步之难令各方不满。关键因素是某些职能部门不愿放弃既得利益。而按照惯例，改革方案由各职能部门自己制订。“谁会制定出限制、取消自己部门利益的改革方案”？也正因如此，“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往往成为专家呼吁、部门空谈的话题。

　　第三种政府采购

　　中国传统的政府采购观念中，采购对象仅限于商品和服务，其实，决策建议和方案，应成为政府采购的第三大内容。

　　目前，国务院各部属研究机构都是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福利待遇、科研经费等都由财政负担。这些机构设立的初衷，是作为配套机构“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但研究部门的课题选择和方向常常偏离现实的需要，如过于理论化、个人偏好倾向严重等。一些部门早就提出要对改革建议和方案采取“社会招标方式”。

　　更令某些职能部门困惑的是，自己力求科学、客观、公平做出来的改革方案，却遭到社会各方反对、指责，大有“力不从心”的教训。

　　有关专家指出，目前的现状可谓“一拍即合”：部属政府研究机构要求转型，摆脱“吃财政饭”的老路子，变事业单位为自负盈亏的企业；同时，政府的决策建议走“政府采购”的路子，保证决策科学化。

　　近年来，各路专家、学者频频亮相于政府的座谈会上，甚至成为“明星级”人物。如SARS时期关于中国经济、政治决策的检讨和应对；央行针对房地产行业的“121号文件”颁布后的是非之争；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势判断等，献计献策者相当踊跃。

　　谁最有潜力

　　“因为缺少产业化这一平台，专家建议仍采取个体、派别的方式，影响和效果并不理想，也会导致一种智慧资源的浪费。”辛博士举例，这就像生产厂商一样，与其滔滔不绝夸耀自己的技术、性能如何先进完美，不如把产品造出来更有说服力。技术可以创造产品，思想也可以成就决策。

　　究竟谁能在即将到来的政府咨询业中拔得头筹，成为“中国的兰德公司”？

　　专家认为有两类研究机构最有势力和潜力：一是某些民间性质的研究机构，其优势是市场化程度高；另一类是转型后的政府研究机构，在研究人才和信息资源上优势明显。同时不排除某些原来服务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人物自立门户，脱颖而出。

　　在近期的一些专家研讨会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现象：一直以温文尔雅著称的中国学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因观点不同而拍桌子、踢凳子，几乎上演“文斗加武斗”的场面。

　　政府咨询产业这一平台的搭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们释放才华、施展技能所不能再等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