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富村：为何要牢牢控制村民的私人财产

　　读有关中国首富村的报道，发现一个带有共性的问题：它们几乎都牢牢控制着村民的私人财产。

　　有“天下第一村”之称的华西村，村里统一分配别墅、每户配备轿车，钱直接从股金账户中扣除。不过，村民如果离开华西村，别墅、轿车、股金都要被没收。村民如果使用自己股金账户上的钱，须向村里提出申请，经村委会讨论通过后才能支取。(8月8日《南方周末 》)

　　山东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南山集团)也是这样。南山籍员工家家有一本“加成手册”，记录他们的年薪、奖金、加成和股份。所谓“加成”，即相当于年薪100%的“第二年薪”，但不发现金，存入加成手册，每年计息；员工如遇买房、买车、结婚、看病等，申请批准后可从中提现。这笔“加成”，由集团公司统一存储，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流动资金。而股份，是按个人贡献将“加成”部分再扩增5 10倍的货币性资产，作为内部持股，不能变现，但可以定期提取股息。如果员工有工作失误和重大过失，将削减乃至取消“加成”和股份。(8月11日《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关于南街村的分配体制，8月8日《南方周末》文章是这样写的：从1991年起，南街村开始“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就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上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将被取消。该村各项福利制度建立后，村民如果犯错误，就会被切断口粮，甚至从居民楼里赶出来，重新住到原来村落保留下来的平房，并被停止所有福利供给。

　　在一些首富村里，你只能有“公心”，不能有“私欲”，方能生存下去。记得前苏联一位领导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一个政府是惟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饿死。‘不劳动不得食’这个旧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原则所代替。”

　　这些首富村的领头人经济发展的胆略和气魄令人钦佩，不过，管理上的强权主义倾向颇遭诟病。谋求发展，应该是为人们提供更自由、广阔的选择机会去享受劳动成果，而在这些首富村，选择机会在村规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对财富的控制，变成了对人的生活本身的控制。如果自由选择意味着失去一切，村民也只好忍受村规的主宰。因此，华西村村民没有周末休息，没有节假日，外出均得请假；全村惟一的假期是春节放假两天；所谓“娱乐”，也只能反复观看村级“样板戏”。创造，本来是为了生活更美好，否则，财富又有什么用呢？

　　法律对此如何介入？是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国虽然还没有关于“私有财产”的法律表述，但公民合法收入也是受法律保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当然不能随意剥夺。但是在首富村，剥夺私人财产却成了“村规”。华西村村民孙浩文，曾两次脱离村籍出外创业，均以失败告终，算下来他被村里没收的财产，将近100万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9条规定：“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分或者全部。”这里是指“犯罪分子”，而不是一个守法公民；即使是没收犯罪分子的财产，也只能由法院判定。

　　在一些首富村，村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也在“共同富裕”的旗帜下被当作福利而供给，甚至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都已实行房改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是不是村民们买不起住房等基本生活资料呢？显然不是。首富村之所以将公民基本生活资料当作福利，就是要将个人应得的每一件东西都依赖于管理者，以便更有利于控制村民。正如哈耶克所说：“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

　　不论你愿不愿意，首富村村民绝大部分劳动所得都拿不到现金，只能变成股份，即使要获得一定的现金，也要经过管理层批准。据报道，华西村一般村民年收入3万多元，分为三块，一块为工资和奖金，工资每月500 1000元之间，不过只能拿50%，奖金大约为工资的3倍，年终与未发的工资一起，发放20%现金，其余存入集体账户，作为股金；第二块是每年2800元的生活补贴；第三块则是股金分红，按股金总额的5%提取。这样算下来，村民分到手的现金，每年大约1万多元。巨大的私人财富被集团管理者控制，那么这些资本会用到哪里去呢？它的投入方式是不是要与村民商量？不得而知。不过，通过媒体披露，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华西村领导层加速扩张的心态。《南方周末》文章说，华西村从2002年投入12亿元巨资，在河北唐山兴建年产量120万吨的“北钢”。7月15日，吴仁宝特意前往拜会河北省省长季允石。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季省长感谢华西村支持河北经济发展的同时，吴仁宝也感谢他在江苏期间，对华西工作的支持，并准备追加投资，将北钢的规模扩大到500万吨。”这就是华西村“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化。

　　8月13日人民网消息，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情况，去年我国钢铁工业投资达到704亿元，比上年增长45.9%，形成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第二个投资高峰。今年1至6月，冶炼设备生产增长了1.2倍，原有企业普遍扩大产能。初步估计，未来几年内，包括扩建、改造和新建项目在内，全国新增生产能力将在5000万吨左右，2005年将形成约2.5亿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河北唐山地区除唐钢外新建钢铁企业总能力已发展到1000多万吨，且仍在继续扩张。目前，钢铁项目的投资中，银行贷款占较大比例，大型钢铁企业项目一般为50% 60%，民营企业比例更高。对此，国家发改委官员警告说，一旦企业经济效益恶化或倒闭，将难以偿还银行贷款，形成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如果民营资本在这种加速扩张和重复建设中受到伤害，倒霉的将是被强行将工资奖金纳入股份的村民。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令人欣慰的是，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变革总在进行中，哪怕现在的声音还比较微弱。一是有了“离经叛道”者。这些年，华西村尽管“铁桶江山”，但仍然出了5位敢于舍弃财产离开华西的人，其中有两人在华士镇自办企业，小有所成；村民们也不再盲目“听话”。据《外滩画报》报道，7月20日，华西村村民大会如期举行，村民委员会主任吴协东作报告。但他的报告不少村民已经没心思听下去了，许多村民走到门外抽烟、聊天。南街村也不例外。据报道，自1999年发生耿宏向王宏斌的权威和治理模式提出挑战，一怒之下要求退出南街村集体后，2002年，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富杰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向王宏斌递交辞呈；被南街村认为具有经营头脑的、为数不多赢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现在的南街，已经分裂出几个“资本主义”的个体，这些“南街村的叛徒”，有办调料厂的，有办纸加工厂的。二是打工者也不以加入华西籍为荣了。从河南来华西村打工者共有1万多人，这几年成为华西新村民的仅606人。他们有的须交纳10万元的落户费，现在降价为1万元，大学生还要减半。特别是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1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下，一个孩子对记者说，我们村的那一套没意思，好多大人讲的我们都不想听，这个社会早就变样了。

　　所有这一切变化，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表象，但实质上表达了村民们对自由的向往，对私人财产安全的关注，对现行管理体制的离心，对管理层蔑视法律、非法剥夺私人财产的强烈不满。《大邱庄：神话破灭十周年》一文有一个很好的结尾：大邱庄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是体制优势，其由盛至衰亦是体制原因，而大邱庄由衰落走向复苏也是体制的优势。长期关注中国农村运行模式的社科院陆建华博士说：“禹作敏的悲剧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大邱庄的悲哀，但大邱庄之路确实给中国农村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蓝本，对大邱庄如是，对南街村如是，对华西村亦复如是。”(朱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