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贷款：苍蝇叮的“缝”在哪里

　　汪其昌

　　近两年来，随着一批问题富豪的覆灭，总能拔了萝卜带出泥，连带出一批批问题贷款暴露。其中原因，固然与部分银行高管和问题富豪的道德沦丧有莫大关系，但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蛋”，或许根源所在，还是银行业的管理存在有“缝”。

　　在笔者看来，这个“缝”就是银行业的风险管理存在缺陷。

　　信贷市场的四个特点

　　贷款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兑现承诺未来按期偿还本息，是信用的一种形式，偿还本息的来源是未来的现金流。但是，信贷资金的这种运动要求受到信息不对称的约束，有时难以实现。这就造成了信贷的违约风险，银行不仅难以实现利息，本金都要受到损失，甚至血本无归。

　　这种违约风险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有两类：一类是外生的信息不对称，指自然状态所具有的一种特征、性质和随机分布状态，如消费者偏好、地震、洪涝干旱等。一类是内生的信息不对称，源于私人信息，分为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信息不对称。

　　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这两类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确定性都有可能导致信贷的违约风险，并且违约风险既可能是特定风险，也可能是系统性风险，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信贷市场的第一个特点。传统信贷市场第二个特点是低流动性，即借款人一般要到约定的日期才能偿还本息，并且不存在一个完善的贷款二级市场，使得银行贷款质量下降时不能及时止损。第三个特点是收益与风险不对称。贷款在安全收回的情况下，获得正常利息收入，但一旦风险转化为实际损失，这种损失要比利息收入大得多，甚至血本无归。第四个特点是信贷悖论，银行一方面要遵循分散化、多样化的原则，防止贷款集中于某些客户、行业和地区，而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得不将业务集中在某些大户、行业和地区。这样银行处于既担心某些客户、行业和地区的信用风险集中，又怕失去这些客户、市场和高收入的两难境地。

　　风险管理是核心

　　由于银行的资产绝大部分是信贷资产，信贷市场的这四个特点使得银行的资产和负债在期限、利率、来源与运用、风险等多方面不匹配，形成软资产硬负债，也就是存款人的负债要按时支付本息，而借款人不还贷款本息缺乏强有力的约束。现实生活中，存款人的挤兑就是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的结果。

　　这使由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风险向银行集聚，银行承担了风险，并且这些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由于人的有限理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风险。

　　因此，银行天生就是高风险行业，不可能追求信贷零风险，银行的核心管理能力就是风险管理能力，银行的利润要与风险匹配，才能实现股东投资价值的最大化。这就是新的巴塞尔协议精神实质所在。

　　从风险利润的要求出发，加强风险管理有三种方式方法。第一是搜集信息和甄别信息，对信贷信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度量，第二是进行机制设计，将责权利和风险在各方分配，将代理成本内在化，使借款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如抵押和引入第三方制度。第三是创新信贷产品，增强流动性，在不同主体之间转移、分散和对冲风险，如贷款出售、将信贷资产证券化，设计违约互换、总收入互换、信用价差期权、信用价差远期等信贷衍生产品。不难看出，对信贷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度量是进行机制设计和创新信贷产品的前提条件。

　　我国银行业管理的5条“缝”

　　但在我国，银行业进行贷款管理的基点和出发点并非从风险利润切入，一系列缺陷由此而生。

　　其一，我国银行业目前还没有实行风险利润考核业绩的办法，没有按此办法架构贷款审批制度和风险管理机制，多年仍是传统的利润考核方式，基本是事后按贷款余额的1%来提取呆账准备金，加上我国实行利率管制，银行从业人员不懂也不需要去进行科学的贷款风险分析分类、贷款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更无法承担其行为之责任。

　　这导致的问题是：各银行以做大分母来稀释不良贷款率，尤其是在信贷出现买方市场时，容易形成过度竞争，使得信贷扩张不受资本成本、资本充足率和经济资本的约束；另外，在央行严厉要求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压力下，各银行不能如实反映贷款质量的情况，新的问题贷款由此形成和累积，各银行纵然采取借新还旧、修改企业财务报告从而提高信用等级等方法降低不良贷款，但问题贷款余额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有增无减。

　　其二，银行内部没有科学的信用风险分析和度量的方法，对企业信用和经营缺乏判断力。

　　如果不能对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有效分析，就不能对企业利润的真实性和质量进行辨识，弄不清楚三张财务报表的内在关联，对企业的产品、产业链条和资金链条缺乏具体理解，不知怎样预测现金流量，搞不清楚企业的适度负债应是多少。只是机械地运用财务比率进行分析，没有扎实的产业背景分析，根本就不能对贷款风险进行度量。

　　在贷款风险分担机制设计上，只注重担保和抵押，不注重创造未来的现金流量能力；只注重评估值，不注重抵押物的市场价值；忽视担保企业的连环互保和或有负债。由此导致两个极端：或干脆不贷，或有求必应。

　　其三，我国银行业往往把严格的信贷程序形式作为评价标准，缺少实质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由于信贷员未尽责贷前调查，又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分析和度量，上一级审贷委员会进行评审时往往是根据基层信贷员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信贷决策难以发现风险是自然的。

　　另一不合理之处是，银行不以贷款的风险大小为准，而是以贷款额度大小为标准，确定上报审批层级。虽然行长不参与审贷委员会，审贷分离，但是缺少制度保证信贷员和审贷委员会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加上审贷委员会成员构成不合理，许多人并不真正懂业务，不能提出实质性和有见地的意见，只是“矮人看戏，人云亦云”。

　　许多问题贷款都曾走过严格的程序，但并没有谁发现风险。这就是问题富豪一出现，往往会带出一些银行高管，或者出了问题贷款银行拼命掩盖进而又找不着被打板子的人的原因之一。

　　其四，我国金融结构和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为中心，银行信贷是企业融资的主渠道，而信贷市场基本是传统的信贷市场，所以大部分风险集中在银行而不能有效转移、分散和对冲。以房地产业为例，土地储备资金、开发资金、物业抵押的资金、购房的消费信贷都依赖于银行。银行不得不独立面对开发商、建筑商与个人消费者三个方面的信贷风险。任何的一方违约或三者之间的交叉违约都会产生还贷的风险，并且这三者之间的循环交叉会形成一条完整的风险链。

　　其五，近年来，一些企业大举进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领域，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事实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已在混业经营，和形成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对这一块“飞地”，我国有关审慎监管基本是空白，这样银行信贷资金和非银行信贷资金汇集在事实上的控制人手中，隐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很容易把资金投向无盈利的和投机性活动中，造成局部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日、韩两国当年这样的银企关系和产融结合方式，曾造成巨大经济震动和问题贷款，后遗症至今仍被认为尚未痊愈。这对我们而言，正如古人所云，前车之覆，殷鉴不远。(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