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命系五大悬疑 定位面临“一任领导一变化”

　　范海涛

　　22年来经历了太多变化的深圳如今将向何处去，本报记者专访深圳市社科院专家

　　曾经被视为中国南部一颗璀璨明珠的深圳，其发展和性命攸关的定位问题无疑在此时此刻又成为了新一轮讨论的焦点问题。与去年年末的一篇普通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一篇奇文 掀起的轩然大波相比，7月末到8月初这次来自中央的国务院调研小组，其开放和务实的作风似乎更能让人感到，深圳未来发展将尽快落于实处，难怪有人这样评价，“这是深圳寻找自身突破的最好历史契机。”

　　8月初，随着调研小组的讨论，《深圳，谋划急转身》、《深圳命运的三大猜想》等讨论见诸媒体报端，曾经参与两次座谈的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立勋向记者透露，本次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不但涉及到深圳的城市定位、未来发展等讨论，还细到如何改善深圳的户籍制度、如何建立一流大学吸引国际教师、是否建立深圳电视卫星频道等问题。从80年代充满活力的经济特区，到90年代初期的金融中心，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急先锋到现在立志成为国际化城市的深圳，能否从这些细致的问题的火热讨论中寻找到自己命运的真正未来？

　　-问题一 深圳的城市定位如何

　　“从具有政治意味的经济特区到综合城市，再到现代化的国际城市，从深圳诞生以来22年的生命中，城市定位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化，”杨立勋告诉记者。而城市如何定位也是本次调研小组听取意见的内容之一。

　　杨告诉记者，20多年的成长，从经济特区到金融中心，由于特区政策的模糊到金融中心向上海的转移，深圳在不停地寻找和变化自己的定位中，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城市定位面临着“一任领导一变化”的实际情况，但是城市定位的随意性不该特别大，因为这是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目前，深圳城市定位已经经过了5次大的变化。”杨告诉记者。第一次有明确的定位是从1988年开始，那时深圳的定位理所当然的是中央定义的享受优惠政策的经济特区，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圳以先驱者的身份，担当着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使命。“那时的深圳，承担着重要的政治意义，除了城市本身的发展以外，深圳更成为中国大干城市的象征。”

　　90年代初，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将深圳建设成为综合型城市的定位。那时的定位主要是改革开放取得了初步成就后，提升深圳“试验田”的城市功能，包括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以后，深圳的城市定位又经过“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示范城市”等几次变化，在今年6月份停留在“国际化城市”的定位上。

　　定位的频繁变换不利于一个城市的长远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没有找到发展重心，而尽快确立自己的定位是深圳目前面临的当务之急。杨立勋表示，国际化的定位比较符合深圳的发展，但深圳要成为国际化城市，还要尽快完善深圳的人力资源配置、医疗水平配置等众多方面。

　　-问题二 港深如何加强合作

　　在本次调研小组到来后，深圳和香港两地合作是比较热门的话题。曾经因为《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而被调研小组点名约见的网民“我为伊狂”，为深圳市社科院撰写两地资本市场的报告，建议深交所尽快股份化，进行公司化改造，以市场机制来促进深交所的发展，为深港交易所的未来合作创造条件，比如两地合营创业板。而由于两地的会计准则，法律制度的不一样，其操作性被专家质疑。

　　杨立勋告诉记者，港深合作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比如在港深的交集河套地区，可以建立一个边境制造区，深圳在此发展制造业辅以香港的服务业，将促进两地经济的发展。另外，加强两地的通关速度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杨已经提出建议一线港口应该24小时通关，这样将大大节约两地的贸易成本。

　　而且，港深两地还应该加强房地产方面的合作，尽早达到港币、人民币双币自由流通。这样将大大加快香港人到深圳置业的速度，杨透露，今年1-6月份，香港人在深圳购买房子已经达到2700套，如果港深两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合作，共同设计开发房产项目，不但将大大刺激深圳房地产业的发展，还将在物业管理方面给深圳带来先进的理念，更重要的是，香港在深圳的投资也将飞速增长。

　　-问题三 CEPA是否会冲击深圳自身的制造业

　　有人评价，CEPA对深圳来说是双刃剑，有利有弊。除了港资回流的担心外，业内人士还有零关税的产品会对深圳的制造业造成冲击的说法。

　　杨立勋告诉记者，实施零关税对深圳制造业冲击也不会太大。深圳土地、人工便宜，在深港资不会出现大批回流，只是一些制造业链条中部分高附加值工序回迁香港，另外，一些制造业中技术成本比较高的产品会对深圳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杨举例，以前税收很高的钟表制造业，金银首饰加工业，化妆品、品牌服装会对深圳的同类产品有一定冲击，比如一套香港高级西服，以前在内地售价过万，实行零关税后，售价将降低一两千元。

　　-问题四 CEPA是否会使更多的港资回流

　　在本次国务院调研小组调研过程中，深圳市社科院也提到了大量如何应对CEPA条约对深圳挑战的话题。杨立勋告诉记者，由于CEPA条约中规定，香港到内地的273种商品实行零关税，有人担心取消两地关税以后，生产线设在深圳的香港资本会大量地回流到香港。

　　杨立勋告诉记者，内地60%-70%的外商投资实际上都来自于香港地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引资过程，实际上就是香港资本内迁的过程，很多香港的制造业流到内地，造成了香港产业的空心化。而CEPA条款实行后，香港资本是否形成回潮流，是否会对内地尤其是对深圳有影响，成为了业界的普遍担忧。

　　杨告诉记者，珠三角有7万多家制造企业，其中70%左右具有香港背景，但是由于香港的地价比深圳高几倍，劳动力成本也很高，所以香港资本的大量回迁不会出现。但是一些技术含量高的，用地少，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有可能回迁。

　　杨立勋透露，他已经提交报告给深圳市政府，提议优化深圳的投资环境，降低一些行政收费，建造一座“零费城市”。就在上个月，深圳市已经开始实施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免收所有路桥的过路费用，为制止制造业回流香港做出努力。另外，深圳的电价已在最近调低了两次，而且目前深圳市也将严格制止新的行政收费项目的出台。

　　-问题五 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对深圳金融的影响

　　目前，香港与深圳没有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尽管在香港流通双币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深圳却无法使用港币，而大量在香港的人民币只能通过地下钱庄回流到深圳，对深圳的银行业造成的损失不少。而日前，香港要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想出台，给深圳实行双币流通带来了希望。

　　对此，杨立勋昨日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拆掉港深之间人民币的这道防火墙实际上不仅仅会给深圳的银行业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对香港人在内地投资带来很大的方便。另外，香港人经常生活在与内地相连的“三小时”的生活圈里，如果实行双币自由流通将大大加强香港人在内地生活的便利。

　　第一访谈

　　被访者：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杨立勋

　　采访者：本报记者范海涛

　　问：您作为深圳社科院的专家，也参与了国务院7人调研小组的两次座谈会，请问这两次会谈主要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我参与的座谈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是城市整体定位和发展问题，二是关于如何开展港深合作的问题。三是关于如何规范深圳立法权的问题。在城市整体定位方面，主要是倡议深圳确立长期的发展规划，长期的整体定位。在港深合作方面则细节非常多，例如，如何加强香港与深圳地区的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两地的通关速度。例如，加强两地的旅游资源合作，使深圳锦绣中华、世界之窗的旅游资源和香港的购物功能相整合，加强深圳旅游创汇的能力等等。再例如，提出了深圳的制造业和香港的服务业相结合的建议，这样节约了香港制造业的成本，又提升了深圳制造业的竞争力。关于城市的立法问题，众所周知，目前深圳的宝安区和龙港区遵循的法律和其他四区不同，我们建议应该尽快统一起来。

　　另外，我们也建议两地的资本市场进行合作。这些建议都被国务院调研组记录下来并呈报给中央。

　　问：据我了解，您从事城市发展的研究已经多年，您认为目前制约深圳发展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答：由于特区的政策已经蔓延到全国，特区不特的现象已经不

　　足为奇了。一些企业北上只是表面现象，追其根本，还是深圳自身有一些客观原因。比如，深圳的土地面积只有2020平方公里，是24个中心城市中唯一一个没有设县，没有腹地的大城市，拥挤的土地面积严重制约了城市本身的发展。土地成本的增加导致了深圳的营商成本在增加，另外，深圳的水、电、劳动力成本都比较高，导致了著名企业的外迁。拿水来说，深圳虽然靠海，但是缺少淡水，所有的淡水都是靠购买东江的淡水再加工，不算加工成本，深圳的水价已高达7毛一公斤。

　　另外，深圳的人力资源也比较落后，因为没有一所一流大学，导致了以前孔雀东南飞的状况变成了孔雀漫天飞。在这次座谈中，我们也谈到建立一流大学，引进国际一流学者在深任教的想法。因为比起内地，逐渐靠自身发展出一流大学的常规发展思路，深圳已经等不及这样的发展，而只有依靠超常规的发展速度，建立起出色的办学体制，才能留住深圳急需的人才。

　　问：您认为深圳的出路主要靠什么？

　　答：这次的讨论国务院调研组提出“不设禁区”，听取了社会各界的意见。相信中央会对深圳的未来做出最好的打算。目前来看，加强港深两地的合作是大的方向，我们希望这种合作也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希望能够设立一个港深行业协会，加强两地的民间贸易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