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组统计数字背离 专家表示经济结构愈发失衡

　　国家统计局上半年数据显示，这些“背离”涉及GDP增长与工业增长；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GDP增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等

　　本报记者 定军

　　【编辑提示】观察宏观经济数据，不仅要看各个指标的绝对数字，更要分析数据之间的相关性是否正常。如果异常，显然就有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政策势必改变资本的宏观环境。这一点投资者需要特别注意。所谓“看大势挣大钱”，宏观经济的变化和调控它的相应政策往往决定了市场大势的发展。

　　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出现了明显的难以解释甚至自相矛盾的状况。就此接受《财经时报》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正愈发严重，对此，政府必须给予高度关注。他们倾向于尽快出台解决此类问题的政策。

　　统计数据背离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上半年出现比较严重的背离现象的数据包括：GDP增长与工业增长；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GDP增长；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

　　比如，二季度GDP增长是近12年来同期最低点，而工业增长达到近9年来同期最高点；投资增长率是1994年以来的最快时期，但消费增长同比却下降0.6%，是近3年来同期增长的最低点。

　　同样，二季度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广义和狭义)达到近5年来最高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1998～2002年基本控制在14%～15%)，但GDP却达到近12年来最低点。

　　另外，一般情况下，工业增长与GDP增长具有一致性，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货币供应量增长与GDP增长之间都有正向的关系。但从上半年数据看，它们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国家统计局首席经济师姚景源向《财经时报》表示，2003年的原定目标是“投资和消费双增长”，但现在出现工业增长与GDP增长、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背离，主要由于SARS使消费大幅下降，但投资没有受到多大影响。下半年如果消费回升，经济可能趋于良性。

　　姚景源说，数据出现异常，说明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增长质量性问题以及协调发展的问题。单纯靠投资拉动，势必出现重复建设、盲目建设项目过多，这最终要受财力限制。因为经济增长最终需要落实到消费中去。

　　结构性失衡趋于严重

　　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认为，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的表象之下，是结构性失衡恶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政策导向，就是投资、发行国债，然后拿钱去投资，这使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庞大。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已超过40%，今年如果没有SARS，预计在45%。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一年的国民产出有一半没有用于消费，而是用来投资。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汪认为，目前经济结构问题首先反映在国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其次是产业结构的恶化，这严重地表现于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再就是消费与投资之间。

　　具体地说，居民收入的增长远低于经济增长，一些农民的收入还有下降。“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而如果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来表示消费情况，我们的消费才增长8%左右”。

　　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缺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货币流通过慢、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失灵，以及资金没有到达该到的地方所致。。

　　打破垄断性领域

　　与此同时，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企业利润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之间，也出现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现象。

　　上半年，消费品价格平均只增长了0.183%，6月比去年同期甚至出现了0.4%的下降；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6%，6月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3%。与此同时，企业利润高速增长，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363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56.7%；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只上涨2.9%，6月同比只上涨1.3%。

　　专家指出，居民消费价格增长与消费品价格增长、工业品出厂价格增长与商品零售价格增长都具有正相关关系。如今出现如此背离，或许只能说明经济运行的深层次问题更加严重而危险。

　　居民消费价格增长与消费品价格增长同样没有同步，主要是服务性价格特别是垄断性公共品消费价格，如水、电、燃气等费用上升过快。上半年服务类价格每月都上扬，最高时达2.7%，最低也有1.5%。二季度，35个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指数上涨5%，房地产价格上升使服务业的场地成本提高。此外，水、电、燃气价格每月都大幅上涨，最高达6.4%，最低也有2.6%。

　　姚景源指出，服务性价格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是服务领域供给不足，发展相对落后；此外，高附加值的服务业比例比较小，低附加值的服务业如餐饮又太多。最关键的是，目前新型服务业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有待完善，垄断没有打破，价格机制的作用比较弱。解决此类问题，需要进一步放开垄断领域，让民资、外资进入。

　　作为良性的经济运行规律，GDP的增加、企业利润的增加，都应基于居民消费增加、价格增加(产品技术含量增加)以及垄断性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下降。但现实与此完全相反。

　　国家发改委与水利部近日联合发布《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并将从明年1月1日施行。由此，水利工程水费作为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管理的模式将改变，中国水利工程供水价格将纳入商品价格范畴进行管理。这标志着未来全国水价特别是北方城市的水价进一步上涨。甚至有分析说，北方城市水价将上涨一倍。

　　供需矛盾可能加剧

　　当前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仅处于微升状态，而上半年工业企业利润呈大幅增长态势。这似乎也表明，工业利润的增长主要是靠产量增长，靠薄利多销，而不是利润率的提高。更关键的问题是，如此高的投资率最终要转化成消费，因此，下半年供给过剩的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姚景源认为，工业利润上半年增长56%，主要原因是投资、出口双增长。而消费贡献的确很低。姚不同意一些专家认为“竞争激烈”、“过度竞争”的说法，认为“价格战”对消费者、对市场都有好处。

　　汪同三认为，现在，投资结构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比如国有投资比重在降低；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好转。20世纪80年代中国投资和消费双增长，现在则投资上升过快，消费没有上去。这样肯定会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垄断性事业领域的消费，如水、电、燃气价格上升过快，对消费肯定有影响。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认为，目前可能还存在投资无效和投资过剩问题。因为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银行资金周转不灵，资源配置效率低，而靠发债来投资显然不能持久。

　　目前一些地区或部分行业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严重，导致投资增长过快，这将会转化成多少坏账以及造成多少无效供给，还没有详尽结论。

　　附：失衡突出表现--收入尺度与时间尺度

　　经济改革已经过了“临界点”，过了“临界点”就需要社会改革

　　与有关统计数字相对应的是，经济结构问题导致经济失衡、社会失衡等有加重的倾向。

　　据统计，上半年农民人均收入下降33元，将导致全年农民消费减少1%；SARS冲击导致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到4.2%，接近政府预定的4.5%的警戒水平。而约800万民工因SARS还乡，相当一部分难以重返城市，也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

　　此外，下岗失业、城乡差距、贫困人口、大学生就业等问题，都面临严重的挑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认为，目前经济改革已经过了“临界点”，过了“临界点”就需要社会改革。

　　他指出，目前社会的失衡突出表现在两个尺度上：一是收入尺度。以北京为例，前10%的高收入者与后1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达10倍之多；如果推广到全国，保守估计，前5%收入最高者与后5%收入最低者的差距估计有100倍。最大的社会差距在消费领域。石小敏认为，就同类消费品价格(如电视机)而言，收入最高者与收入最低者的消费水平的落差可达100倍。

　　二是时间尺度。过去的一些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人，在近10年或20年间没有多大变化，大部分已经难以适应当今形势。比如，目前的所得税就落后了10年到20年——800元的起征点以前认为很高，现在显然太低。

　　石小敏指出，目前的社会失衡还反映在社会情绪上，不只是收入低的人存有忧虑，收入高的人同样怀有不安。要解决社会失衡问题，需要让转型期的社会整体上保持稳定，更重要的是要让各种渠道通畅，让各种要素符合自然的发展规律，并做出必要的制度和政治安排。比如，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要通畅。民工进城打工的渠道要制度化。但核心是政府需要从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转型，各级政府的权限分工要细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研究员认为，现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不是理论和战略问题，而是实践和制订政策问题。以经济增长、GDP增长为增长和发展核心的观念，需要尽快调整到“以人为本”上来。

　　汪同三认为，解决农村问题不能只靠投入，“用工业补农业”的观点不可取，根本出路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转移农村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