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民营银行

　　

《新经济》2003年8月封面

　　自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提出来以后，民营银行该不该办？中国的金融改革应怎样改？这些问题就一直有争论。

　　三年了，三年间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出了多少个金融大案；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债数字又有了多大的变化，相信关心金融的人们心里都清楚。对于该不该办民营银行也应该心里明白了。所以，中国民营银行的大力倡导者徐滇庆断言，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时候了，现在我 们的问题是怎么去办。

　　试办民营银行的意义并不仅仅在民营银行本身，而在于由此而推动的金融制度的创新、商业银行法的完善。我们用了“制造”一词，是希望民营银行能够成为可以不断复制的产品，而不是一两个凤毛麟角的特例。

　　策划：本刊编辑部

　　撰文：杨啸一名巫燕玲

　　“长城金融研究所成立三年来，关于民营银行的试点开了无数次会议，但这是最后一次了。这次会议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将成为过去时。所以我把这最后一次会议叫作“五马进京，三堂会审”。被外界戏称为“中国民营银行之父”的徐滇庆很气派地在头顶上挥了一个大大手势。

　　五马进京，三堂会审——民营银行试点即将进入申报阶段扬啸

　　这是2003年7月22日上午，非典过后的北京大学校园再度热闹起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80多位专家、学者、官员济济一堂。由长城金融研究所组织的民营银行试点研究汇报会在此举行。

　　本次汇报会可说是对民营银行试点研究三年来取得的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据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介绍，这次会议是对参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五个试点作最后的评审。

　　五家试点分别是：沈阳瑞丰银行、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苏江阴银行、西安长城银行。他们的方案设计者分别是广东的中山大学，江苏的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西北的西安交通大学，东北的东北财经大学。徐滇庆把这批上报的试点单位戏称为“五马进京”。而此前在民营银行试点中风头甚猛的浙江台州泰隆银行没有参加此次的评审，据行内资深人士根据消息分析，泰隆银行有可能已获批准。

　　然而本出戏的第一幕若是“五马进京”，那么紧接着上演的第二幕就是“三堂会审”。参加本次评审的评委们来自三个方面，有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刘国光、茅于轼等；有人民银行相关部门的官员，如郭树清、谢平、夏斌、易纲等还有国务院的主管官员。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徐滇庆说，“这是长城金融研究所关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最后一次会议了，这次会议之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将成为过去时，而接着下来的事情，就是把方案修改好，直接向银监会申报。”

　　记得去年本刊采访徐滇庆的时候，徐曾说“大选之年无大事，民营银行试点要有大突破，还得看明年。”现在果不其然。

　　创新制度下的评审

　　五个试点方案已经进行了将近三年的研究和反复讨论，现在已经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了。徐滇庆说：“这次汇报，各个试点必须真刀实枪地说我们这个银行该怎么建，多大股本金，多大规模；第一期计划怎么做，第二期计划怎么做；长期发展方案，内部监控方案，他们要做得很仔细。”

　　据悉，这次对试点方案的评审，也进行了创新。就是参加评审的成员，不管你是来自国务院还是来自人民银行，还是来自长城金融研究所，一律以个人身份参加评审。“你的意见只代表你个人，不代表任何部门和机构。在座不论是部级还是司级，大家一律平等。”徐滇庆说。“大家都可以讲意见，我们不要求统一的结论，没有人来做结论说谁对谁不对，这要通过实践来证明。”专家和学者们的不同意见给了方案的设计者，他们必须自己做判断，接受哪些不接受哪些，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方案进行修改。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长官意志，摒弃过去那种谁官大听谁的、谁级别高听谁的做法，让方案设计尽可能地在一个公平、公允的环境下进行。

　　本来，在民营银行申报问题上，银监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银监会没有被安排在评审方案时发言。主要的原因是，银监会本身是一个审批人，它的代表的意见往往会被试点单位认为是银监会方面的意见，这种意见背后的倾向性太强了。所以，银监会只能听，不能发言。“所有关于试点方案的讨论都会记录在案，提供给银监会参考，怎么执行就要看他的了。”徐滇庆补充道。

　　据徐滇庆介绍，这个评审思路的确定，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会议，才基本达成了共识。

　　“争论了很多次，决定了一条就是‘不加任何约束’，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一个权威来说你的方案必须这么写，这就是制度创新。”

　　自己给自己设红黄牌

　　这次民营银行试点研究方案的另一样创新则是申请者要自己向银监会提出监管方案。就是说，方案的设计者还要从监管者的角度出发，考虑你的做法是否方便监管机构监管。“由于你是第一批试办民营银行，你申报的时候，你就必须向银监会承诺，银监会怎么监管你，你让银监会一看你这个方案就说‘对，它的信息是透明的，我很容易把他管住’，那你的监管方案就成功。”徐滇庆说。

　　除此以外，试点方案中还必须承诺当出现何种情况时，银监会将会给你提出警告，亮出黄牌；承诺当出现何种情况时，银监会将会把你关闭，亮出红牌，比如坏帐达到某种水平。而且，你必须要设计好万一你被罚下场了，你怎么办？“这些问题你都得说清楚，你说得不清楚，你的试点方案就失败了。你的民营银行就以后再办。这就是我们说的，把监管、退出和准入放在一起，这是个系统工程，三个法规是一回事，是通过这个申报的具体方案来体现出我们的监管。”徐滇庆说。

　　五家申报只批两个

　　参加试点方案研究的五家大学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研究人员也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五个方案都经过了三年的反复调研，而且都是根据各自的经济模式来设计，相信互相之间的竞争肯定很激烈。究竟谁会最终脱颖而出？会不会出现五子登科皆大欢喜的结局？

　　徐滇庆说：“三堂会审不投票，大家只是提意见。这五家究竟哪家行、哪家不行？我们无权去作出评定，也无权去许诺什么。执法是银监会的事情，银监会最后根据大家的意见，斟酌谁该批谁不该批。”

　　看来，这次汇报会只是申报前的一次咨询过程。民营银行的命运之匙，最终还是握在银监会手里。

　　不过，徐滇庆还是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五个方案报上去，我们的意见是批俩，吴敬链说批一个就行。不过，这次‘枪毙’了没关系，下次还可以再报，只是没这么快了。”

　　由此可见，第一批民营银行的审批将会是从难从严。

　　试点是为立法作准备

　　“这次汇报会后，民营银行试点研究就已经成为过去时了。”在采访中，徐滇庆反复强调这一点，“对于办不办民营银行，讨论得已经很清楚了，足够了。现在不是说要不要办，而是怎么办好。这里头有核心，叫做‘金融改革，制度创新’，目的是要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

　　“有法可依”，就是要有一个在中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银行法。而“有例可循”，则是对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经济模式，申办民营银行都会有不同的案例可以参照。

　　“三年前我就呼吁过修改商业银行法。我们的商业银行法只有薄薄的几张纸，过去还管用，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逻辑，就是领导没批准的都不让做，你们要办任何事情要去盖章子，十几二十个章子少一个都不行。所以，有法没法都不要紧，缺一个章子就不能做。但是WTO之后就很难办，外资银行进来后就不同了，国际通行的逻辑是法律没禁止的都可以做，你的法律上没规定的他都敢做，他一旦做了你叫他不要做这就要打官司，一打官司一查相关文本，法律上没说不让做，这样的官司打一个输一个。”徐滇庆说。

　　所以，“金融改革，制度创新”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法。这个法怎么来，如果又是几个专家关起门来写一个东西，然后全国照办，这又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东西。“经过试点，批几个民营银行出来。就象放几只老鼠出来，让他们钻一钻，漏洞就发现了，也就知道该怎么管了。根据实践，法规也就建立起来了。”金融的开放已是毫无疑义的了。看来，早日开办民营银行，其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促使一部完善的商业银行法尽早出台。

　　引子：六月初的北大芍园阳光灿烂，却是静悄悄的一片，人们尚未从SARS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刚刚从加拿大归来的徐滇庆大步走在树荫里，精神抖擞地对前来迎接他的林毅夫说，我不怕SARS，我这是从疫区(多伦多)到疫区(北京)。

　　这位喜着深色T恤衫、脸色黝黑的中年人，随身总是拖着一只深色的行李箱，象一位行色匆匆的旅人—是的，这些年里，他是跨越太平洋国际航班上的一位常客。从2000年到2003年，徐滇庆最频繁旅行的路线就是北京—多伦多、多伦多—北京。这样的旅途劳顿之苦，徐滇庆已经数不清是第几十次了。从多伦多到北京的飞行长达十几个小时，不要说对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中年人来说，就是对正值而立的青年，也会感到吃不消的。但是徐滇庆三年来却是乐此不疲。这是因为，对于这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的终身教授，大洋彼岸的枫叶之国，早已是他后半生安身的地方；然而作为大洋此岸的中国长城金融研究所的所长，徐滇庆又觉得，这才是他后半生立命之所在。于是传统中国仕文化中追求安身立命的抱负情怀，就这样奇妙地融合在这位中年人身上。的确，自三年前长城金融研究所成立，徐滇庆就把它视为自己的事业与生命。难怪有人说，长城金融所就是徐滇庆，徐滇庆就是长城金融所。还有人说，徐滇庆走到哪里，长城金融所的总部就在哪里……

　　三年风雨，长城金融研究所修筑金融长城

　　杨啸一名

　　刘国光亲飞加拿大，徐滇庆试点搞民营

　　徐滇庆，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1994年起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任教，为该校终身教授。1994年～1995年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与许多在国内成长，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中年人一样，徐滇庆也是一位深深怀有故国情结的华人知识分子。面对90年代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徐滇庆和许多海外学者一样，开始在各种场合下关注初生的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诸多研究民营经济的学者中，徐尤其关注对中国民间金融问题的研究。说起来也是巧合，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为中国的金融业敲响了警钟，而高居不下的银行坏债也使中国的银行业和政府官员感到不安。徐滇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介入了中国的金融改革。

　　徐滇庆对中国金融体系出现金融危机的担心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当看到在金融风暴中，银行门前出现挤兑长龙的时候，曾凯高速增长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一个跟着一个倒了下去，连创造了“汉江奇迹”的韩国也垮了下去。兵败如山倒，抽象的政府信用在危机中根本派不上用处。危机爆发后，他走遍了亚洲各国，他的核心课题仍然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中国会不会被卷入。

　　徐滇庆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产业部门有较强竞争力，但金融部门却是软肋。中国的金融改革必须两条腿走路，在国有银行公司化改革的同时，催生民营银行对改善整个金融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应该说，正是他的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和时任建设银行行长周小川等人对他的研究作出了肯定，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1998年9月，刘国光为此专赴加拿大和徐滇庆见面。9月仲秋，在北美加拿大，正是枫叶初染的季节，那真是风景如诗如画。然而刘国光此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据说刘带去了“国内的要求”，就是为了与徐共同探讨金融危机的防范问题。刘一头扎在徐滇庆家里，一呆就是半个月，两位经济学家心无二骛，全身心地投入这场中美两大经济学者的思维对话之中。书房里的谈话急急缓缓，书房里的键盘敲击声时断时续，而此时，远隔大洋的亚洲金融风暴仍未平息……

　　中国民营银行的最初思路就是从那次会面而慢慢成形的。

　　为此徐滇庆不止一次深情地将刘国光、周小川等人的支持称为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原始推动力”，如果没有这种推动力，“这件事还不知道在哪”。徐滇庆说。

　　此后的一年多，徐滇庆多次返回北京与有关人士充分讨论。2000年2月，徐滇庆专程归国，开始对成立民营银行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十八罗汉无心插柳，长城金融研究所挂牌西安

　　2000年7月，徐滇庆、樊纲、茅于轼、华范章、文贯中、曹远征、汤敏、王燕等18名在国内经济学界堪称重量级经济专家飞到了西安，参加耿健的丰佳集团与西安外国语学院合办的丰佳管理学院的成立仪式，并同时在西安召开民营银行讨论会。对于位于西部的西安来说，何时齐刷刷地来过18名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的重量级经济学者，这可是请都请不来的客呀。于是，经济学家们“受到了陕西省省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班子的集体迎接”便是在情理之中。

　　主人的饭吃了，酒也喝了，在高规格的隆重迎接之后，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智慧就要隆重出场了。在讨论会上，时为国内著名的中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曹远征提出应该设立一个研究机构来组织专家们共同探讨民营银行的问题。徐滇庆马上接过话题说，那咱们就办一个金融研究所吧，取名长城，意为“筑起一道捍卫民族金融业的长城”。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成。

　　7月9日，丰佳管理学院成立暨长城金融研究所挂牌仪式举行，陕西省主要领导挂上了长城金融研究所的牌子。徐滇庆担任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

　　后来有人笑言，陕西省一不小心，竟然捡了一个金娃娃。

　　长城金融研究所原来的打算是谨慎从事，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搞一个试点。他们把目标定格在西安重组一家小型城市信用社—这也正是长城金融研究所在西安挂牌的原因。

　　但是正当专家们兴冲冲地将方案“报上去”的时候，“上面”的批示却是三个字—“不可行”。理由则让专家们大感宽慰—18个重量级专家去办一个小型信用社，而且地方政府“不敢不支持”，运转肯定不会有问题，但没有普遍意义。“领导明确讲，不仅要在经济落后的、财政需要扶持的地方试，还要在经济发达的地方试。”徐滇庆回忆道。“不光要在落后地区试，还要在发达地区试。”这一指示引人遐想。

　　在中国，民间金融问题的敏感性是众所周知的。但长城金融研究所阵容强大，指向明确，并颇有些大张旗鼓，令人大感神秘。在其后众多媒体的解读中，长城金融研究所已被渲染出极深的后台背景。

　　说起来也挺有趣，长城金融研究所落户西安外语学院丰佳管理学院，成为一个在国内响当当的“股级研究机构”(徐滇庆语)，却与另外一位本来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企业家相关。他就是丰佳集团的董事长耿健。

　　查耿健履历，他是在36岁那年“练摊”起家的。他原是西安交大教经济管理的老师，在1991年的出国热中，他没有象大多数国人那样热衷于去美国加拿大，而是去了东欧的罗马尼亚。在那里，似乎钱并不比美国加拿大难赚，很快耿健便在贸易上赚到了钱，于是在1995年，耿在布加勒斯特已经做起了老板，开设了一家制衣厂。他很快尝到甜头：进口半成品再加工比进口成品可大幅降低关税成本；生产本地化后交货速度加快；罗马尼亚工人文化素质高，劳动力成本却同中国差不多。于是他想到了在当地生产畅销的中国香烟。1997年5月，他找到罗中部的布泽乌省，收购了一家倒闭企业，投资250万美元，开办了宝丰烟厂。该厂与山东、陕西两地联营“金丝猴”、“双马”两个品牌的中国香烟，月产三千余箱。烟厂产销平衡后，耿健又利用其余地皮办起了木材加工厂，一期投资500万美元。加工厂添置了英国产的烘干设备，聘请三位罗马尼亚工程师，每月能向中国出口二十多个集装箱的木材。在传统的商贸领域，丰佳也不限于服装和小商品，而代理起中国制造的微波炉、电视机等家电产品。公司还投资于连锁中式快餐店、物业管理等服务领域，走向多元化经营。丰佳集团已经聘有当地员工120多人，中方管理人员30余位。

　　2000年前后，徐滇庆在北京研究中国资本输出这个课题时，认识了耿健。此时的耿健，公司经营得不错，内心深埋着的从事经济研究的“情结”又“故态复萌”了，他希望能办一间管理学院。恰好这时西安外语学院面临向综合性学院的转变，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由西安外语学院提供场地，丰佳集团出资，合办丰佳管理学院。耿健聘请徐滇庆担任名誉院长，并力邀18位重量级专家去西安召开民营银行讨论会，于是这才有了18位重量级专家的西部之行，才有了要在西部改造一个信用社之举。在讨论会上，当得知专家们要进行民营银行的试点研究时，耿健立即表示全力支持，即便是要放下丰佳集团的管理也要投身到民营银行的试点工作中。

　　50专家云集北大，四个试点相继确立

　　2000年11月4日和5日，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召开“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50多名著名经济学家参加了会议，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家刘国光、黄达、吴敬琏、董辅、茅于轼等人，还囊括了对政府决策颇有影响力的少壮派经济学家，如林毅夫、张维迎、樊纲、易纲等人，其中不乏在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担任重要职位者。至于海外华人经济学人象在世界银行任最高职务的王燕、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文贯中、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汤敏等人，也前来助阵。令人关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体改办等部门都派人专门前往参加会议。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参加会议的是总行研究局局长谢平。

　　这可是一批在中国经济改革史上一再起过呼风唤雨作用的学者们。放在国内经济学界，都是些“人物”。不知道这些平时很难聚在一起的人物们缘何走到了一起。但是有一点可以相信，这些人物聚在一起，绝对不会仅仅为了请客吃饭，也不仅仅是为了做文章，而是为了制造一些“革命性”的响动的。

　　果然，这次聚会也是目的性非常明确的。会上，一批少壮派经济学家林毅夫、张维迎，还有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王燕、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汤敏等人，发出了中国应该成立民营银行的最初呼声。

　　面对搞民营银行试点的金融改革呼声，有关方面显然也是有所考虑的。所以就在这次会议上，便迅速确定了委托长城金融研究所对民营银行的设立进行可行性研究，并且由长城金融研究所设计出相关法规的草案，以供决策部门制订政策时参考。

　　不过，对于长城金融所里那批长期生活于海外，深受英美实践派学风熏陶的学者们，自然不满足于仅仅把研究停留在纸上谈兵，不满足于空对空的理论推导，他们更注重于案例研究。为了检验自己的设计草案，他们提出要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组织试点。例如在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江苏苏南地区，浙江温州地区和广东的珠三角地区选择试点实验。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区，正是因为这三个地区体现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大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以个体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以合资企业为主的珠江模式。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要围绕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西安选择一家试点；考虑到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在大连也选择一家试点。

　　显然，长城金融所经济学家们的设想正好体现了社会改革实践的急迫要求。于是，这边厢刚刚喊出成立民营银行，那边厢已经跃跃欲试地涌现出四个自告奋勇的试点单位：它们分别是沈阳东宇集团、西安丰佳集团、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江苏申达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这四家民营企业迅速提交了一份筹建民营银行的详细资料供专家评判。

　　对送来的方案，长城金融研究所的专家们要分头负责评审，提出修改意见。身为所长的徐滇庆则需要评审所有方案。徐滇庆透露，和他一样要评审所有方案的还有一个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局局长谢平。而谢平的助手们则对应其他专家，分头研究方案。

　　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徐滇庆说：“我们首先要选择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让他们提出建立民营银行需要些什么条件。然后，我们在当地邀请一些经济研究单位作为协作单位，具体帮助企业家制订建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各项规章制度。苏南地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对口负责，浙江由浙江大学对口负责，陕西方面由西安交通大学对口负责，珠三角地区由中山大学对口负责，沈阳由东北财经大学对口负责。每个研究单位都派出了最强的科研阵容，投入了主力来推动这项研究。”

　　民营银行的开办终于露出眉目，一场金融改革的旋风由此而刮起。

　　其后，媒体对民营银行的报道炒得火热，2000年初冬，南方某报以《10家银行择日上市》为题做了报道。英文版的《中国日报》称，中国即将批准4家民营银行，一时间，各地媒体唯恐落后，纷纷加入了中国民营银行热的新闻炒作之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民营银行热。

　　不过，正是由于这次媒体对中国民营银行的狂热追逐与热烈炒作，使徐滇庆第一次在认识了媒体的作用之时，亦对部分媒体的夸大其辞颇有微词。“有报道说，‘徐教授衔密令星夜南下’，我成武侠人物了！我根本没有什么密令，北京到广州，坐飞机一下就到了，不需要星夜赶路。还有报道说，10家民营银行择日上市，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只会把事赙弄得更糟。好在戴相龙行长和那些下属的行长对我们的研究还是知根知底，所以没有造成什么不愉快，也没对我发警告。否则，扰乱金融秩序，这个罪名可不轻。有些媒体惹不起，现在你不能跟他辩，你一辩就越描越黑了，越热闹了，媒体的关注度就越高了，最好就当作没这回事算了，惹不起的我们躲得起，弄僵了我以后就绕着走。”

　　为了避开媒体，徐滇庆其后干脆把另外两次民营金融讨论会分别放在远离城市的浙江天姥山和雁荡山召开。

　　但是即使如此，这股来自民间呼吁建立民营银行的热潮仍然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2000年12月2日，民营银行热第一次遭遇到监管层的冷脸：这一天，央行发表声明称，根据《商业银行法》规定，不允许开办私人银行。

　　正在为建立民营银行奔走呼号的徐滇庆，似乎感受到入冬以来的第一股寒流……为什么央行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也是事出有因。

　　早在1980年代中期，内地曾开放农村信用社，结果造成金融混乱的惨痛局面。以温州为例，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最多时整个温州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温州人历来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传统，尽管这些机构都限制民资的进入，但不少民营资本设法戴上集体帽子，从而成为实际的出资人。由此滋生的问题是，一些机构一开始就把它当作圈钱的地方，出资人另外办企业并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的企业贷款，这样形成的坏账数额惊人。到了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温州出现的问题并非特例。

　　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的那次信用社潮，徐滇庆的看法是，“1980年代完全是用搞运动的方式搞信用社，缺乏专业金融人才和法规，开放本身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做好法规，加强监管，就有防范的可能。最大的风险，就是因为畏惧风险裹足不前。”

　　长城金融研究所显然对此是有所警觉的，在许多公开或者私下的场合里，徐滇庆总是不厌其烦地宣讲着以下的观点：

　　“千万不要以为，试点就是在某个机构门口挂个牌子，说这是民营银行，然后就大量揽储。”

　　“长城金融研究所进行的试点，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试点，绝不是开一家银行。试点是指纸上作业、沙盘推演，根本没有实际的营业业务试点。作为学术单位，长城金融研究所要做的是研究创办民营银行的可行性方案，重点在于探索制度创新的路子，主要从设立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清算法规等方面入手，为国家创造和提供金融开放的必要理论准备。”

　　“试点是要把老鼠先放出来。在设计民营银行可行性方案之前，要给予充分的时间研究民营银行可能会钻些什么空子。这就好像让猫去捉老鼠，应该先把老鼠放出来一样。许多人认为民营企业家贼精，总是有本事钻银行的空子。这其实是好事，把可能遇到的风险设计在方案中，为将来规避风险打下了基础。长城金融研究所背后的许多民营企业，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信息源泉。”“我们的工作主要以研究为主，不涉及到批准哪个办银行，研究人员没有权力批准任何银行营业。不过，通过研究，我们今后也许有本事拒绝那些不合格的申请者进入金融领域。”“为了稳定地实现对内开放金融，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例可循。”

　　按图索骥，寻找民营金融家

　　民营银行的构想，对于民间的投资者而言，无疑同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巨大商业机会。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消息传出后，迅速在全国各地成为关注热点。激烈的竞争不但在企业之间进行，也在地区之间进行-在东北有沈阳和大连之争，在西部则有西安与成都之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徐滇庆的主要工作，就是四处与各省推荐的企业家们会晤。

　　在青岛，徐滇庆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见了面。由于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已经很小，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扩张已成出路之一。这一点，精明的张瑞敏显然非常清楚。此时他正打着让海尔与国际接轨，象通用、福特、摩托罗拉、西门子、英特尔、丰田这些国际大公司一样，实现产融结合、共同发展的主意。张的如意算盘是，在海尔未来的利润中，产业占一半，金融占一半。

　　一番长谈之后，考虑到张瑞敏对海尔的重要性，徐滇庆对张瑞敏说：“海尔还是离不开你，当个股东吧。”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海尔还是未能参与到民营银行的试点序列。但张瑞敏却接受了徐滇庆的许多主张，在进军金融业方面做了一些实际的尝试。2001年7月，海尔入主青岛市商业银行；2001年12月，海尔集团参股长江证券并成为第一大股东；2001年12月18日，海尔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开业；2001年12月26日，海尔集团公司与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宣布拟共同组建一家合资公司，开拓国内人寿保险业务。最为引人瞩目的是2001年11月22日，海尔与鞍山市财政局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鞍山市财政局持有的鞍山信托公司(600816，SH)20%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海尔对鞍山信托公司投入了1.3亿元现金。一年后，因种种原因，海尔退出了鞍山信托。此乃后话。

　　在江苏，政府推荐了华西村掌门人吴仁宝，徐滇庆在恳谈之后的意见是：吴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但不会成为优秀的金融家，他的年龄已不适于知识的更新。后来，长城金融研究所干脆对目标企业家开出了4条标准：1.40岁左右；

　　2.大学文化；

　　3.有1亿元以上的企业资产；

　　4.能够从现有企业脱身。

　　徐滇庆表示，这4条标准都有着特定的意义，也是企业家向金融家过渡所必备的基本条件：40岁左右的年龄和大学文化程度是可以学习新知识的必然保证；1亿元以上的企业资产表明具有能够成功的能力；而能够从现有企业脱身则要求企业家一旦介入“研究”，就必须全力以赴。

　　根据事先设定的原则，长城金融研究所强调只要企业家不要企业。在他们的构想中，民营银行必须是股份制银行—这也是国际惯例。挑选出来的企业家只能作为大股东占股8%，别的股东需要大股东一一去找，每个股东占股在5%左右。

　　2001年11月8日，徐滇庆再次南下广东。此行任务两个，一是物色民营企业家，二是与广州的经济学者一起，共同研究在广东地区筹建一家民营银行的课题。由于广东地区的改革开放在全国领先一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长城金融研究所想在广东作一个更高层次的试点，看看能不能成立一家民营的混业银行。

　　泰隆信用社，“开放民间金融的信心”

　　但是在中国民营银行试点的最初研究中，长城金融所的经济学家们最为看好的还是浙江。尤其是浙江台州的泰隆信用社。显然，民营银行试点研究能够功德圆满，王钧和他的泰隆信用社都应该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0层的泰隆信用社办公大楼可能是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最高的建筑物。泰隆的员工有330余人，分支机构10家，资产规模近20亿。9年来连年赢利，净资产已达到5000多万。

　　而身为泰隆信用社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王钧，更是此番中国民营银行试点实验中的一位急先锋。他很快便进入徐滇庆的“法眼”。在徐最初选定的4位民营企业家中，王钧可是惟一出身金融业的。

　　王钧仅有高中学历，闯进金融业和他的两段工作经历很有关系。在一家典当行做事的时候，王钧学到了初步的金融知识，也了解到当地铺天盖地的小企业贷款难的苦衷。私营小企业是台州经济的主体，但是国有大银行的视野里没有它们。王钧想，开一家为它们服务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成长，自己也可以成长。

　　王钧的另一段人生经历是在一家国有企业里度过的。那段经历让他明白，一家民营信用社不光有市场空间，还有更广阔的机制空间—它一定不会输给国有银行。1993年，28岁的王钧创办了泰隆信用社。当时，泰隆只有7个人，资本金只凑到了100万元。赖以开展业务的不过是两间租来的有点象杂货店的房子。“但是我相信民营信用社一定会有前途。”王钧说。成立当年存款就达到3亿元，第一份成绩单证实了王钧的判断。1997年，泰隆的注册资本金增资到2750万元，有30多个股东，出资人100%是当地的民营企业和个人，产权明晰。

　　对于泰隆的成功，王钧这样评说：“金融机构真正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运作才可能成功。”

　　泰隆的产权结构为王钧的这一设想打下了根基—泰隆有30多位股东，王钧拥有其中15%的股份。自己的钱当然得好好照顾。用徐滇庆的话说“他们有了钱生钱的好制度”。

　　泰隆每年社内人员淘汰率达10%。论资排辈更不必说—现有330多名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4岁。与此同时，对有作为的年轻人，泰隆除了薪酬安排，还建立了一套从员工到干部的自然提升系统。“现在我们中层干部60%以上是从一线员工中提拔上来的。”王钧说。

　　民营机制最终创造出一种金融服务的全新面貌—你站在泰隆信用社的柜台前，会发现另一端的泰隆员工同样为你“站立服务”。你尽可以吃过晚饭再来存取款，不用担心关门。

　　信用社的业务范围限制是一个瓶颈。信用社目前仍只能经营存贷业务，不能在任何新兴业务上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把规模做大，不能向区外拓展，以后的路会很难走。”王钧说。

　　如果王钧真能办起民营银行，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试点研究”无疑让王钧看到了希望。

　　泰隆异乎寻常的成功，给了经济学家们“开放民间金融的信心”。而经济学家的许多设想都来自于泰隆，或在泰隆找到佐证。

　　社区性质的民营银行，徐滇庆在台州得到的启示

　　有媒体曾经这样描述过台州地区的民间金融的活跃情况：

　　32岁的刘芳每天有3件大事要做：接送小孩上学，准备家里5口人的三餐，以及—巡查自己的放贷情况。

　　1996年刘芳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一家小制造厂下岗，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全家的财权。像路桥的许多人一样，她开始把家中储蓄的9万元分散贷出。离她家50米远的一家汽车修理铺就是她的第一次放贷。“当时，王文昌想搞汽修，钱不够找我借钱。我仔细盘算了一下，他在汽修厂干过好几年，技术没问题，铺子的地段也很好。加上人品不错，勤奋肯吃苦，他家的底细我都清楚。就和他商量了一下，二分利(20%年利率)1万元借给他1年。”一年后，刘芳顺利收到本利，从此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职业放贷生涯。

　　刘芳现在靠放贷，手中已积累30万左右的资金。她放贷有4个原则：最多只贷2万元；最长期限不超过2年；人品和家底不清者不放贷；路桥以外不放贷。

　　满足以上4个条件，不论是婚嫁病丧周转困难，还是做生意开铺子，她都贷。当然，她也曾有失手的纪录，一笔1万元的款子没收回来。就是由于没有搞清对方家庭背景，贸然放贷的原因。

　　每天，只要家里没事，刘芳就骑着摩托车到放贷户家里串门，掌握第一手的情况，“许多生意都是在串门闲谈中做出来的”。刘芳语气中透着一股游刃有余。据她介绍，由她放贷启动的生意，已经有7家现在做到了100万元的规模。她指着王文昌的汽修店说：“那就是一个。”

　　见到王文昌的时候，他正在给泰隆信用社的客户经理张建安打电话。他准备给店里进一套新设备，但一时资金周转有些紧，想贷一笔20万元、3个月期限的款子，电话那头张建安简单问了一下情况，说半个小时后他过来办手续。

　　当记者带着怀疑的口气问王文昌，为什么泰隆的放贷敢如此毫不犹豫，这个30多岁的台州男人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张建安比我妈还了解我，怎么不敢？”半个小时后，张建安就来了，摊开各种表格指导王文昌填完手续，交给他一张支票，前后不到一刻钟。

　　张建安是在2000年主动找到王文昌的。之后，这个汽修店老板与泰隆信用社打上交道，张建安为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信用档案。王文昌是张建安的第7个客户，这位26岁刚刚荣升泰隆信用社高级客户经理的年轻人已累计放贷逾千万元，还没有发生过一起不良贷款。

　　显然这是些让长城金融所的经济学家们信心倍增的例子，而这样的例子在台州比比皆是。这种活跃的民间金融活动为台州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李书福和他的吉利集团。李书福在办砖瓦厂的时候，陈小军的银座信用社就贷给了他第一笔钱。当时银座也只有10万元注册资本、6名员工。随后李书福搞装饰材料、摩托配件、组装摩托车、造冰箱……一直到吉利轿车，从来没有离开过陈小军的资本支持。

　　如果说吉利集团是银座信用社的资金养大的，一点不过分。在台州市商业银行的股东中，吉利集团也持有10%的股份；而在吉利集团的董事席上，同样坐着不少台州市商业银行的人。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中小企业贷款难的讨论，在台州这已不是问题。

　　2002年5月，徐滇庆带着一帮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的设计者，在台州作全面考察。后来，徐滇庆总结说，台州的例子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就是要创建一些体制全新的民营银行，它的产权是清晰的，资金完全来自于民间的自然人。它面向的是广大的农村、城镇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它的信贷员都是来自于社区的有一定社会经验和对本社区情况了如指掌的人。比如，请一位老大妈当信贷员，她有一座房子值3万元作为担保，于是老大妈的信贷额就定在3万。3万元以下贷款她可以自己决定，超过3万元的则由银行的专门小组审定。老大妈对社区的情况非常熟悉，对每个人都知根知底，谁家有钱、没钱，谁家生产什么，前景如何等等都一清二楚。这些信贷员就能为银行提供很好的信息，很好地解决了“信息对称问题”。而这些信贷员的收入与贷款和回款情况挂钩，所以坏帐极少。再加上都是街坊邻里，别人为了帮助你，借钱给你，你也不好赖帐不还。

　　我们把这个叫做“社区信用制度”，它的细胞在社区里，它的根扎在基层里。我把这样的民营银行定义为“社区性质的民营银行”，它是未来中国民营银行发展的方向。

　　“社区性质的民营银行”并不一定是把银行办在社区里，而是它的触角必须深入到社区。

　　台州挤提，试点研究遭受冲击

　　但是，就在徐滇庆倾注自己最大的心血和希望于浙江台州之时，2001年9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挤兑风潮却席卷台州。

　　令人关注的是，这场挤兑风潮的源头却是来自资产质量最好、经营业绩最佳的泰隆城市信用社。真是令人不可置信。因为就在2000年12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检查组一行9人，还曾对泰隆的市场准入及成立以来的变化，各项业务开展的合法合规性，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真实完整情况进行现场全面检查。结果在产权结构、信贷管理、内部治理、内控制度建设、财务收支管理，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方面，他们全部打了优。检查组对泰隆内部稽核制度的评价是—“严格程度堪与美国花旗银行媲美”。殊想时隔不到一年，泰隆竟然被挤兑，这实在是始料不及。

　　风波随后波及到泰隆的同城对手路桥区银座城市信用社，继而是全台州的城市信用社等民营金融机构。

　　事情的起因是台州附近一个县的县长因经济问题被“双规”，这位县长是台州泰隆信用社的小股东，拥有2万元的股份，有关部门找王钧谈话。于是，市场出现了谣言，说泰隆的大股东被抓了，泰隆有问题，将被政府追查。谣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大批的储户涌到信用社，挤提发生了。

　　泰隆信用社董事长秘书尤定海后来回忆说，无数的储户试图涌进信用社大门，警察拉都拉不出来，一直到晚上9点都关不了门。两天之内，泰隆被提取存款近2亿元，据称银座更多。备用金迅速告罄，浙江省政府方面投入数亿的资金，经过两天才控制了大局。

　　但民营金融机构已元气大伤。迅达城市信用社，原来是台州市黄岩区最大的民营金融机构，拥有5个营业网点和3万名储户。挤兑发生后，政府在向迅达注入4500万元后发现仍然无济于事，最终放弃了努力。挤兑持续一星期之后，迅达终于因无力支撑而关门。据称，这是中国第一家因挤兑而倒闭的城市信用社。现在，它的一个网点已经变成了“船长酒吧”。

　　所有人都不能想象，如果没有政府全力救场，这场风波将是何种结局。事件过后，虽然徐滇庆和力主开放民营银行的专家一再强调这是个偶然事件，不会影响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进程。但是，风波也的确暴露出民间金融机构抗风险能力弱的先天缺陷。它们规模小、网点少、业务种类单一，更关键的是很多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机制不健全，管理者道德风险也难以查知，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招致不虞之祸。

　　尤定海说：“尽管泰隆、银座资产质量非常优良，也未能幸免挤兑。原因是在老百姓心目中，‘民营’就意味着没有政府信用做担保，而四大银行就是铁定的政府信用，这是‘民营’和‘国有’不同之处。说穿了，还是一个观念问题。”台州挤兑风波再次提醒长城金融所的专家们，必须在民营银行研究中加入关注风险防范问题。设计适合中国国情的存款保险制度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徐滇庆认为，所有新的民营银行必须向存款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就象汽车司机一样，没有保险就不能开车上路。如果保险公司宣布撤销对某个银行的存款保险，那么，这家银行就失去了继续营业的资格。他们所面临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向别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或者向中央银行申请接管进入破产程序。

　　根据中国的国情，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以民营为好。如果保险公司对银行监管得力，那么银行缴纳的保险费在支付了监管费用之后就是保险公司的利润。一旦保险公司发现某个银行的坏帐达到5%，就应当立即发出黄牌警告。达到8%时，应当立即宣布撤销保险。如果保险公司失误，最后，这家银行清算后坏帐达到9%，银行自身资金赔8%，刚好把自己的资金都赔光，剩下的1%就叫保险公司赔。引入保险机制的宗旨是需要有人来监管银行的帐目。

　　金融行业不仅需要准入准则，更需要退出准则。如果银行违反规则就要有人来出示黄牌警告，直到出示红牌，把违章的金融机构及时罚下。若要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处理那些经营不当的银行必须要及时、果断。一旦银行资不抵债，立即清理出场。否则，越拖毛病越大。可以设想让中央银行、财政部和银行存款保险公司三家共同执行金融监管。

　　200问，民营银行充分论证

　　任何改革都必须有理论的准备，金融改革和民营银行试点也不例外。开办民营银行吵吵嚷嚷好几年，究竟要办什么样的民营银行？什么样的民营银行才能对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予以支持？怎么办？怎样监管？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以至于有些央行的官员说，民生银行就是中国的民营银行；而徐滇庆等专家和一些企业家则认为民生银行只是一家民有官办的银行，算不上纯粹的民营银行。“大家总说民生银行是民营银行，民生银行是怎么诞生的？经叔平到邓小平那里讨了个令箭，以全国工商联的名义来办的，这完全不是市场经济，它的股本金来源于民间，但它的构成、产生的路径则完全是政府行为。”徐滇庆说。显然，进行金融改革、开办民营银行需要有系统的理论支持，而这一点，恰恰是长城金融所的专家们的强项。写一本《民营银行200问》怎么样？徐滇庆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对于这些成天浸泡在理论的汪洋大海里的学者们来说，再没有比这更驾轻就熟的事情了。

　　《200问》由来自于海内外的五十多名著名经济学家经过了一年的研究后，于2001年中问世。书中对开放民营银行的二百个问题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系统地阐述了建立民营银行所必须的三大法规：准入、监管和退出法规。还介绍了世界各国或地区发展民营银行的动态和最新的金融监管和混业经营的国际经验。总结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在五个地区的试点情况，提出了有关金融改革的制度创新。

　　《200问》使许多模糊的东西一下子清晰了。比如前面提到“什么样的银行才是我们呼唤的民营银行？”《200》问中指出：“开放民营银行并不是一场概念上的炒作。如果在经营机制上没有创新之处，仅仅打出个民营银行的旗号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创建新的民营银行？主要原因是比较容易在新的民营银行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市场化经营机制。民营银行的出现必然会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只有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才能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因此，建立民营银行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促进竞争，加速金融体制的改革。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恐怕只有通过民营银行的试点才能摸索出来。至于说，民营银行可以疏通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都是改革的必然结果。”显然，照此推断，民生银行尚算不上是纯粹意义的民营银行，关键点是它没有制度创新。

　　《民营银行200问》的问世，使民营银行试点研究的底气更足。徐滇庆说，“民营银行第一阶段的试点研究顺利完成，有了《民营银行200问》这个成果，我们心里有底了，现在，在有限地区搞试点的条件已具备，摸石过河，事不宜迟，试几个点，无论如何都只会加速改革，而不会导致天下大乱。”

　　不过可惜，媒体对《200问》的价值认识不深，兴致不高，所以并没有广泛地报道。反而做出“徐滇庆放言，民营银行要办三五百家”这样令长城金融所的专家们哭笑不得的新闻。

　　两度论争，

　　徐滇庆王自力正面交锋

　　对于试办民营银行，虽然民间的呼声很高，专家们也很有热情，但却不是一边倒的赞成。

　　2002年8月至12月，关于是否应该加快民营银行的试点，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金融博士王自力和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意见分歧，并两度发生争论，令业内外关注。

　　2002年8月，王自力在《南方金融》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宜缓行》。王自力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尚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仍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之中，在短时期内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将“不可能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优先选择”，降低金融风险才是优先目标。

　　徐滇庆见到该文后，马上回应了《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等五篇文章，以反驳其观点。

　　徐滇庆认为，由于存在金融风险而断言民营银行应当缓行是错误的。他援引央行副行长郭树清的话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王自力也不甘示弱，迅速推出《再论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宜缓行》一文。徐滇庆再度出手，很快又写就五篇反驳文章。

　　双方存在以下几点分歧：

　　分歧之一在于，是否要打破垄断，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有人反对民营银行，要害就在于试图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徐滇庆说，“为何国有银行改革成效不大，原因并不复杂。只要产权制度、垄断局面不改，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跳不出老框框。”徐滇庆质疑，“国有银行改革的一本经念了十几年，没有多大用，再念几遍，就有用了吗？”

　　徐介绍，从世界经验看，民营银行资金占银行资金的比例平均达到85%以上。凡是发达国家，或者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都是民营银行占主体；而凡是国有银行占主体的国家，绝大部分是贫穷落后或者专制的国家地区。

　　分歧之二在于，是通过市场还是政府来主导金融改革。

　　徐滇庆认为，应当坚决反对政府主导下的民营银行改革。“一旦金融改革主导权到了利益集团手中，无论什么政策就会走样。”徐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让金融改革的对象来主持金融改革，其结果肯定是南辕北辙、哭笑不得。”分歧之三在于，是否主张马上进行金融改革的制度创新。

　　针对王自力“民营银行准入目前应当缓行”的论点，徐滇庆认为，虽然目前全面开放民营银行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并不意味着有关民营银行的研究、试点就可以放松。“如果不马上动手，就可能贻误战机，造成被动局面。”他强调，金融改革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分歧之四在于，是否相信民间金融的活力和民营经济的创造力。“如果戴着有色眼镜，就难免把开放民营银行当成洪水猛兽。”徐滇庆强调，在全面开放民营银行之前，要努力推动金融改革制度创新，特别是民营银行准入、监管、退出法规的研究。

　　其实，双方的分歧并不大。徐滇庆认为，他和王自力博士的观点有共同点，比如双方都认为民营银行是历史发展潮流，迟早要开放，双方也都认为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开放民营银行的条件。争论的焦点只是开放的时机问题。不过，由于王自力和徐滇庆各自迥异的身份以及传媒的大力炒作，这场争论被形容为金融界中的“庙堂”与“江湖”之争。

　　在争论期间，还有两件事情不免让许多关注“王徐之争”的人们产生联想。

　　一件事情是2002年8月24日至28日，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到温州调研，随行阵容庞大，包括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张功平、监管二司司长刘士余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易纲在内的一批金融要员一同前赴温州。

　　这次考察之后，戴相龙深有感触：“温州市场经济活跃，发展富有活力，在此实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础和条件。”他大笔一挥，初步圈定温州为“全国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全国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怎么改，由央行直接操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负责执行，温州市政府、各金融机构配合运作─显然，央行亲自操刀改革，是希望温州的经验能够被推而广之。

　　戴相龙温州考察设计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营资本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这面旗帜树立起来，吸引民资改造中小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这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再扩股；要加快农信社改革，吸引民间资金、更多农民入股，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比如乐清、瑞安农信社可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此外进行利率改革、建立小型投资公司、成立担保公司等等。

　　另一件事情是2002年9月，重庆市工商联会长兼重庆市民营银行研究领导小组组长尹明善专门向重庆市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赵公卿请示说，前不久中央已作出允许民营企业入股中小商业银行的决定，民营银行研究小组全体成员认为，向央行申报开办民营银行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慎重起见，我们决定先把可行性报告文本送审，请示可不可以申报，怎样申报。随后，赵公卿副市长作出专门批示：由市工商联牵头，人行重庆营业部、市府办公厅三处、市政府研究室(市体改办)、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法制办参与调研，进一步深化方案，以便市委、市府决策。

　　根据批示，民营银行研究小组又召开专门会议落实，对民营银行的定性问题、区域性或全国性问题甚至于银行名称、可行性的进一步探讨等方面，又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尹明善表示，不久将会有正式申请报告出台。

　　那些致力于思考中国金融改革路径的人们，那些关心“王徐之争”的人们，似乎总想从这两件事中辨认出些许金融改革的蛛丝马迹，似乎总想从中悟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朝哪个方向吹？路朝哪个方向走?

　　不过对此，徐滇庆倒是从来不怀疑自己的选择，从不怀疑自己对方向的把握。徐滇庆坚信，风朝现代金融制度方向吹，路朝民营银行的方向走。

　　尾子：

　　中国改革的时针指向了2003年春天，这时候，距1998年刘国光与徐滇庆在枫叶之国会面长谈已过五年；距长城金融研究所在西安挂牌成立已过三年；距被媒体称为“徐教授衔密令星夜南下”搞试点也已过了二年。中国民营银行的诞生已经进入呼之欲出的倒计时了。

　　3月，徐滇庆再次回国，当然其主要工作仍然是为了尽快催生民营银行这个已经孕育了三年的胎儿。然而这一次回国，徐滇庆敏感地察觉到国内金融改革的大气候已经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最能够体现这一变化的，就是这次回来，和王自力在广州会面。据说，双方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天席间相谈甚欢，一共喝了4斤茅台。一同喝酒的还有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主任陆军教授、广州证券公司副总裁郑德呈博士……

　　民营银行的珠江模式 本刊记者巫燕玲

　　7月22日，来自浙江、沈阳、苏南、西安、广东5个试点的负责人带备民营银行的详细资料，包括银行的章程草案、股本结构、风险防范措施和可行性分析进京参加“会审”。尽管还只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但是虚拟银行的设计已经细致到了地点(银行的开办地)和人物(行长人选)，而剩下的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作为广东试点研究的负责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主任陆军教授这次提交的《南华银行可行性报告》、《南华银行设立研究方案》可能成为开办未来广东第一家民营银行的蓝图。

　　关于南华银行

　　南华银行的诸多细节跟此前的传说有所不同。

　　南华银行取自SOUTH CHINA之意，将会设在南海。这与此前所传说的深圳或者广州有所不同。

　　而除了早前众所周知的广东力中集团以外，志高空调、广州金誉投资有限公司也先后加入成为三个大的股东发起人。而深圳的中科智集团则并不在名单之列。“广东试点的研究工作吸引了很多企业的注意。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企业来找我们，但多数是冲着办民营银行来的。不过目前我们进行的还是学术层面上的研究，这种制度性的设计只是为以后的实践提供依据，还远远没有达到开办银行的地步。”

　　我们就和广州力中集团合作，它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经费上的支持。”而媒体盛传的深圳中科智集团，陆军表示“只是跟我们见了一次面，表示了他们的兴趣，但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了。志高和金誉后来也给我们提供了支持。”

　　在设计方案中，银行的实收资本为2亿人民币。发起人3至5人，均为国内股东，其中大股东持股比例可大于50%。“目前参与的企业都只是参与研究的阶段，虽然有可能成为最终的真正开办银行的股东，但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进入。”陆军说。

　　银行的董事会设立7名董事。其中来自所有出资方的董事不超过3人；设独立董事3人，其中一人来自香港；还有一人可由行长担任。“独立董事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还有一个是香港的专业人士。至于行长，我们暂时拟定的人选是一位担任了十几年银行分行行长的人士。”

　　作为珠江三角洲的民营银行，南华银行有着自己的特色经营模式。

　　它的经营战略是：“立足南海、依托佛山，面向珠三角，辐射广东全省，通过高度信息化走知识优势型竞争战略的新路，综合运用低成本战略，扩大产品、服务差异化，并集中于重点目标市场、重点客户和重点产品。”“其中，传统资产负债市场、票据市场、货币市场为重点目标市场；优势个人客户、三资企业、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为重点客户；以网上银行、信用卡为平台的投资理财产品为重点产品。”

　　网络银行是南华银行的重要特点。“南海具有建设E-banking的优越条件。现在南海隶属于佛山，他们的政务网络系统是比较发达的。这个电子平台有利于发展网络银行。”E-banking被认为是南华银行的制胜利器。南华银行的E-banking战略包括了先进的综合业务系统；网上银行、信用卡、Call Center；强大的知识管理系统。

　　而风险防范与内控制度建设也是方案中的重点。“我们的制度设计主要是退出设计方面。在资本充足度方面我们设计得比较严格。如果资本充足度在3%以下，并且三个季度没有改善的话就让监管当局接收或者破产。因为中国没有存款保险制度，所以在民营银行的净资产还为正的情况下接管或者破产。这样一来就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也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了。这样就是投资人的投资失败。”

　　另外银行采取10级信贷风险评级，相对比目前国内银行的5级分级制，细致和敏感了很多。“这样可以减少不良资产的产生。”

　　“我们设立严格的制度自律，希望能先把我们放进去。”陆军说。

　　珠江模式的形成

　　民营银行的设想是基于对不同经济模式的理解。

　　我国民营经济有3大模式，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为主，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经济为主，珠江三角州模式是以合资企业为主，而围绕西部大开发，可以选择西安作试点，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能否建立民营银行也需要试点。这样，以浙江、苏南、广东、西安、沈阳为试点的计划很快就通过了。5个模式分别由上海社科院、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对口负责。长城金融研究所也派人分别组成5个6人小组，对口协作分工。作为经济的前沿，广东试点一向被寄以厚望。但试点的方案几易其稿。作为广东试点的见证人，陆军谈到了几次的转变。

　　“2000年8月，徐滇庆开始和我谈民营银行这个事情。到了9月就差不多确定下来了。”此后陆军就一直为广东方面的负责人。

　　2001年3月，徐滇庆、郑德、汤敏、陆军等一行人到了雁荡山开会，集中讨论建立民营银行的问题。

　　“我们当时得出了建立大银行的想法。因为考虑到广东的经济总量比较大。当时的设想有外资参股、混业经营还有网络银行等特色。资本金的设计也比较高。总之，广东试点的设计起点是比较高的。”

　　陆军就此进行了一个制度性的设计，包括民营银行的准入、监管，以及退出等制度设计。“为此我们也写出了一系列的报告，并且也呈报上去了，不过也就一直没有回音”。

　　但在此间，一直有各种的消息流传。其中地点的选择就是焦点之一。东莞、深圳、广州都是盛传的侯选地点。

　　陆军表示，原来设想设立大银行的时候，地点是在广州。“但广州是银行的兵家必争之地。各个商业银行在广州都有点，多一家也不多，少一家也不少，在广州大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是比较缺乏的。”

　　在这个时候，陆军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

　　2002年5月，徐滇庆、郑德、陆军等一批研究民营企业的经济学家去江浙一带考察。他们参观了很多当地的信用机构。其中宁波鄞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还有台州的一些信用社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普遍特点是做街坊生意，坏帐率低，只有2%--3%。他们的业务员天天下去跑，频率高，这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有很大的帮助。”

　　“那时社区银行的概念就提出来了。在中国，是不是设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更有意义？如果是大银行的话，所谓的‘大鸡不吃小米’，这样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在广东，东莞、顺德还有南海都是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有设立的基础。这样广州就显得不太合适了。“后来我们就决定把点选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南海。”于是在诸多的设计上也有了改变。例如：当时也有网络信用卡以及混业经营的想法。后来想还是应该在现有的法规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原来设计是比较倾向于股权的多元化，但是后来的研究认为应该有几个大的股东来牵头，分散的股权结构可能反而不利于业务的发展。

　　初步的设计稿已经出来。

　　但陆仍旧在思考珠江模式的特点。到底有什么样的金融模式可以更匹配珠三角的经济特点呢？

　　“江浙和广东的经济特点是不同的。江浙的经济总量相对比较小，员工的工资也不高，基本上是薄利多销的小商品，有些企业专做纽扣，就做一种纽扣，不象广东一样是大手笔。这样他们需要的资金就不会太多，这一点跟广东是不太一样的。”

　　广东的金融环境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历史上广东曾经发生过一些金融事件，例如“国投”事件等，广东的政府对于设立银行这些事情一向比较谨慎。这个跟别的地方政府比是有区别的。别的地方政府可能认为，多一个民营银行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会有比较支持的态度。

　　“如何把别人的经验借鉴过来，设计成适合广东的模式，是我们一直在想的问题。”陆军说。

　　在7月22日的“三堂会审”上，专家们对虚拟的南华银行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多数与会者都认同该方案，相信很快可向上申报。作为民营银行珠江模式的代表，南华银行的破壳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