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稳健的汇率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近一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渐强烈。例如，前有日本财相的周国游说——“人民币定值过低导致中国出口猛增的同时输出通货紧缩；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经济增长并扭转全球通货紧缩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这一环节”，后有美国财长的一再明确表态——如美计划以“只做不说”的外交手法促使人民币升值等。同时，我国有关的权威管理部门，如央行、商务部甚至外交部等，近期也纷纷鲜明的提出，稳定的汇率之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等。从而使得人民币汇率问题，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瞩 目焦点。

　　一、什么是“稳定的汇率”

　　1994年汇率并轨后，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一些国家的货币相对美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此我国庄严的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从而促进了危机国家、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尽快复苏。

　　这也使我国从1997年以来，实际上一直保持或执行着与美元比价固定挂钩的汇率政策。

　　2002年初以来，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较大幅度贬值，带动了人民币的相应贬值。据测算，人民币因此的贬值幅度约在10%左右。这从理论上讲，应当也可以说是2002年初以来，我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迅速增长、净出口保持大量顺差，外商直接投资大量增加、资本项目保持大量盈余，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持续大量增长等，成为发达国家强烈要求我国升值人民币的关键动因或理由。

　　虽然与此同时，国外也有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演说，肯定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之于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意义。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以及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等。

　　对此，我国有关部门迅速作出了明确的表态。6月底，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年会上明确表示，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稳定。7月底，商务部长吕福源在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表示，稳定货币，不使币值大起大落，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国仍然要保持人民币的稳定等。

　　对此的政策解读，或许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仍将运用种种政策，以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严格固定在8.277：1的极窄幅水平。其实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或片面的。

　　因为：1、“稳定的汇率”涉及到一个参照系的基本问题。例如对美元的稳定就是对欧元和日元的浮动等。对此，虽然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人民币将保持汇率的稳定，但似乎从来没有明确指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指对美元比值的严格不变等。2、我国1994年以来所执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对于参照系的选择、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定浮动，同样是符合我国中长期汇率政策的取向和要求的。

　　例如“稳定的汇率”，从更严格的国际意义上看，它不仅应当考虑到美元，而且应当考虑到欧元和日元等。因此，如果要对近几年人民币“稳定的汇率”进行“溯源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同时考察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变动情况。其结果——2003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可能就会相对偏离8.277的、持续8年之久的固定和僵化的数值水平——虽然这在一定时期可能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当然，这仅仅是今后可能、或可以采用的纠正思路之一。

　　二、人民币中长期的升值是不可避免的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经济保持着高于发达国家两倍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的25年里，或许仍将继续保持着同样惊人的速度反差。这就是人民币在今后的中长期里，必然升值的客观基础或决定性因素。

　　因为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部分来自于生产资源的扩大利用、如发电量的增加等，部分来自于单位产品耗用生产资源的减少、如技术的改进和劳动素质的提高等。后一因素在国际化的比较中，由于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因此人民币购买力的增加，无疑将明显的快于发达国家同期的货币水平，从而引发人民币中长期的必然和显著升值。

　　当然，汇率的即期反映，还要考虑到前期的价格偏差、以及政策对多项调控目标的轻重权衡等。

　　2002年11月，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就公开和明确表示，他已经感受到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同时种种迹象已经清楚的表明，市场供求的价格天平，已经明确的倾向于人民币在不远时期的显著升值。例如：今年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的净误差与遗漏项，为250亿美元；以及美国期货市场的人民币，曾经达到过一年后兑美元8.09元的价格等。

　　对于人民币兑美元价格近期是否应当浮动的问题，目前国内争论的较多。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但同时也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败笔。如：1、“关键是看看他们给出什么价钱”。国际贸易是建立在互利互惠的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我们似乎不能将小商小贩的讨价还价，作为其关键性的指导思想。2、“等到升值预期消除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才是上策”。如果人民币具有中长期的明显的升值潜力，那么时间越拖，升值的动力和预期无疑将会越为强烈等。

　　这样，其中一个明显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国外货币将涌入国内市场，政府为固定汇率被迫全部以人民币兑换这些国外货币；今后随着人民币的升值，投资(投机)者逐渐获利，而政府——民众财富则相应的逐步受损等！

　　格林斯潘也认为，中国央行买进美元以阻止人民币升值的做法，可能在长期内会给中国带来通货膨胀问题。

　　“欧元之父”蒙代尔认为，如果人民币现在升值，将对中国吸引外资造成很大打击，中国经济增长将至少因此下降2至3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多少还不知道，影响多大怎么能够计算得出来呢？！

　　无论是罗奇还是胡祖六，都认为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因，在于中国经济自身内在的蓬勃动力。即认为即使人民币兑换美元有一定的升值，也不会对中国的出口有太大的影响。这一观点或许同样能够为国内的许多专家学者所接受。这就给我国汇率政策的可能调整，创造了较大的运作空间。当然，罗奇同时还强调了，三资企业之于中国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意义。

　　当然，人民币兑换美元升值与否，各种各样的利弊影响很多。若要陷入具体的框算比较中，可能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关键是：要以国际化和市场化的推进和取向，作为价值衡量和判断的关键性的尺度和标准。

　　即“只有实行一种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场状况、适合国内外经济情况、灵活的汇率制度，才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

　　在这次“倡导”人民币升值的国外言论中，日本无疑是表现最早和最积极的。这可能是因为日本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低迷。

　　从60-70年代日本作为世界工厂的顺序发展上看，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和出口的高速发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抢”了日本的市场。但这符合平等市场竞争的国际基本准则。况且日本的经济问题，首要的取决于其自身的问题，包括其文化问题。

　　80年代上半期，我国领导人一再邀请或呼吁日本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但日本企业界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到中国投资会带来中国经济的强大，而这对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是不利的。这种观点及其相应的一系列观点或文化，可能直接和重大的决定或影响了日本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弱或低迷。

　　中国是一只逐渐苏醒的雄狮！

　　三、目前政策取向的重点原则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例如鼓励企业的海外投资、对居民和企业的购买和保留外汇给予更多的政策便利等等。今年7月初，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也提出了九条具体的工作重点等。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

　　因此，这里我们仅强调政策取向的两方面的重点原则：

　　1、以制度建设为重

　　从原则上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疑是要远远大于经济指标的变动。因此任何时候，我们都应当将国际化和市场化的制度推进或建设，置于首要的优先位置。虽然前几年，我国成立了货币政策委员会，今年又成立了银行监督委员会，但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行业管理的狭小的体制内运作。它与庞大的客体相比，无论是在信息、权力、还是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上，都存在着明显和巨大的不对称性。这会带来极大的隐患或危害。

　　例如，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实行了多年，近20年来，出口退税率也有过多次的调整，但是政府仍然长期和大量的拖欠应当及时支付企业的出口退税资金。到目前为止，政府拖欠企业的出口退税资金，已经达到了3000亿元，超过了国有企业一年的净利润之和。这一方面是给出口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是极大的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对此，我们一方面是应当尽快考虑，是否应当较大幅度的降低出口退税率，以适应出口的高速增长、以及政府财政的实际困难等，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其中是否存在着公共政策的渎职问题。或者说，在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及时调整上，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否还存在着激励和约束的有效组合的极大缺陷。从可操作性上看，目前可考虑“听政会”等的更多的采用或推行。

　　2、从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

　　在加入WTO的时期里，保持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更加深入、全面和平稳的对接，这对扩大和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无论是贸易还是直接投资等，无疑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而在这一点上，钉住一揽子货币比钉住美元，可能就会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当然，这首先就将面临着复杂的一揽子货币的选择和权重确定问题。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种主要货币体(国家或地区)的现状实力和未来潜力等。但这从定性上看，应该也是容易确定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范围。如可以考虑50%的美元、30%的欧元、10%的日元和10%的其它货币等。

　　按照这一组合，最近10年来的人民币汇率(欧元诞生之前，考虑欧洲主要货币的相应组合)，就可保持较好的稳定性。即使是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的汇率也不会有、或说不需要有较大的调整或变动。

　　1999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中国列为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可能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总结或估量。

　　如果在理论上真的存在蒙德尔“三难困境”的话，那么对正处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来说，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这两者的重要性，无疑是明显或是应当超过了固定汇率。

　　作者：

　　陈明星(高级经济师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施丹(副教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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