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等上谏五民营银行等待最后审批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茅于轼等上谏五民营银行等待最后审批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7月26日 10:39 21世纪经济报道郭凯孙铭

　　本报记者郭凯孙铭北京报道

　　7月22日，北京大学的未名湖一如往日平静。然而，湖畔的朗润园内召开的一次会议，注定要掀起中国金融业的一场波澜。

　　上午9时，由长城金融研究所召集的全国60多位金融专家汇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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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给国内首批即将上报的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把脉问诊。与会者有林毅夫、樊纲、茅于轼、吴敬琏、曹远征等著名学人。

　　两天的会议里，这5份集长城金融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东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专家数年之功、长达2000多页的试点报告，经受着与会专家的重重拷问，也为长城金融研究所的1099天历史划上了一个不甚完美的句号。

　　两天过去，经过朗润园会议修订的广东南华银行、深圳民华银行、江阴商业银行、沈阳瑞丰银行、西安长城银行会报告继续最后的完善收尾工作后，将陆续上报银监会和各地市政府。

　　“长城金融研究所已经完成了使命。”会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现任加拿大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徐滇庆，他在会议之前即说出这番话，这也是他选择全身而退的最佳时机。

　　尽管目前对于这五家试点银行谁将最先获得监管层批复的准入资格以及何时能够获批尚不得而知，但是，至少有一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这5份长达2000多页的报告，已经为中国民营银行准入和监管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原始形态的案例基础。

　　2000年至2003年，是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创新最扣人心弦的一段时光。到2003年，长城金融研究所催生的这5家民营银行的可批性成为最后悬疑。金融业的“书生上谏”一幕也许会成为一段无法遗忘的历史影像。

　　案例是制度之源

　　7月24日中午，北京大学勺园。一杯清茶过后，1099天的生动细节，从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风趣的陈述中再现。这位在原国家计委工作数年的学者对一些政策平衡问题仍十分谨慎。

　　“要澄清一个误解，不是说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和金融监管层博弈。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一起商量的。”

　　徐滇庆告诉记者，三年前长城金融所成立之初，中国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道路应该怎样走，长城所的学者也不清楚。其实，国内金融界的领导人同样有很多是学者出身，长城所的学者和监管层的有些官员已经相交多年。

　　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的研究中间拖了三年，和政府换届有关。然而，“国务院不少领导都很关心金融创新的研究。戴相龙曾经找过我们几次，很多问题我们大家都讨论过”。

　　徐滇庆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缺少一个法。所以，长城金融所提出要“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国内需要制定法规把银行规范化，而金融服务业的性质是法理依据。既然是服务业，就应该为主人服务；而要服务的主人，就是各地经济。

　　“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不能因为有什么样的金融服务体系而要求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徐滇庆说，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常常是在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管理层一纸文件，各个地方也就千篇一律地按部就班。

　　徐滇庆举了一个例子：民营经济发展，就是因为没有人教它怎样去做，所谓要适应当地的经济增长不是空洞的臆想。

　　在有法可依、有例可循的设计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条文来自于案例，而“案例的创造过程本身是很辛苦的”。案例的本身可以反映出当地的经济特色，是最真实的部分，要想制度的灵感贴近各地的切实环境，就要在案例上下功夫。

　　长城金融研究所所从事的就是金融制度的创新研究，而具备可行性的案例就是制度创新。“现在为什么说我们长城所可以闭幕了，就是说我们完成了这个业务。目前出来的几个试点报告，每一份都有三四百页，对问题阐述得非常详细，”徐滇庆说，“尽管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但是案例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讨论就能有根据。到时上报给银监会，哪个获批，哪个不获批，获批或者不获批，都会有根据有理由。这样，准入法规就出来了。”

　　至于最后上报的方案何时或者哪一家将会最先获得批准，徐滇庆用了一个比喻：发令枪已经响了，各个试点已经开始了赛跑，长城金融研究所已经结束了，今后这几个试点的申报、竞争的事情就完全处于市场环境中，而且将来市场中也会出现几十、几百个申请的竞争者，但今后这些都是市场的事情。

　　对于这5个方案的结果，徐滇庆更关注的是，“对于我们研究者而言，没有获得批准的案例的意义也许更大”。

　　改造与新建之辨

　　对于中国金融业改造与新建之辨，徐滇庆先给记者讲述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去年有关监管机构在温州调研，希望温州的企业能出来入资当地农信社的改造。但一段时间之后，企业致信监管机构自己说明了他们的顾虑。经过调查，他们觉得要先投资几个亿进去改造，这个营业执照的成本太高，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采取新建的方式。

　　还有一位在某外资银行从业的徐滇庆的学生，他负责运作一个参与内地一家金融机构改造的项目。他们的调查结果是入资13年以后开始盈利。13年仍可以盈利，徐滇庆这样问他。但他说他没法和董事会交待，因为和预期的有差距。

　　“我一直认为能改的就改(我并不是反对改造)，不能改的就新建。让民营资本承担改造成本，并不容易。外资银行当然更不会做这个生意，他们必然首选效益最好的区域。”

　　徐滇庆说道，“民营企业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关门。”

　　民营体制不是万能的。民营银行肯定有的也会经营不好，肯定有的也要亏损。“但是只要明确监管，如果经营不好，资本金2个亿，亏1亿5的时候就让他关门，留5000万清算。损失的是私营企业的钱，不是国家的钱。”徐滇庆表示，不是没有风险，但在监管好的前提下，可以控制风险。尽管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监管，就让申请人承诺，让他们先试试，“不行就退出。但是国有银行没有这个机制，这就是制度金融尝新本身的优越性。”

　　关于民营银行的使命问题，徐滇庆说，绝不是短期内可以靠它解决中国金融的问题，我们根本不是靠民营银行抵御外资，这不是一个救市的概念。

　　他表示，国有四大银行的问题始终要解决，“但是如果一张床的四条腿都有问题，我先加两条筷子，也有作用，而且将来筷子长得和床腿一样粗了，床可能就稳了”。

　　关于新建民营银行对存款的分流问题，“其实民营银行这几家资本金2个亿，最高存款20亿，分流是小分流。2005年WTO对金融开放承诺实施后的分流才是真正的分流”。徐滇庆分析，“如果没有WTO，我们金融系统没问题，亚洲金融危机这么大的风险我们都过去了。但WTO之后，防火墙没有了，问题就要暴露出来。2005年允许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是真正厉害的分流。”他以汇丰银行为蓝本举例，汇丰的不良资产率只有百分之一点多，资本充足率11%，这样的资质，2005年后仅仅是对增量部分储蓄存款的分流作用，就已经能对存款市场的分割造成很大压力。

　　徐说，“为什么要叫长城金融研究所，就是要建起一道长城，构筑中国金融的防火墙。”

　　书生之道

　　徐滇庆跟记者回顾了长城金融所成立之初的往事，这些故事与民营银行的催生经历天然地纠缠在一起了。2000年7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上海开会，商讨WTO后的中国经济问题。当时来了一堆经济学家，有一二百人。会上讨论觉得金融业是中国加入WTO后的最大问题。

　　2000年7月徐滇庆等留美经济学会的学者从上海到西安出席一个西安外国语学院的丰嘉管理的开张揭牌典礼。这一批学者在飞机上讨论了当下一下热门的经济话题，大家争得很激烈。

　　到了西安，徐滇庆一行在一个农家小院——桃园山庄——住下了。那个四合院只要一吆喝，大家都能出来，于是徐滇庆获得了生产队队长的称号，“队长召集开会了”，徐滇庆兴奋地回忆说，“当时讨论四大行改革，樊纲的大嗓门大家印象都很深。”

　　刚好当时陕西有一西部发展银行的研讨项目，当时的陕西领导一看一下子来了这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而且事先没打招呼，当地领导很高兴，以为是来认定西部发展银行项目的。但到会的一班人个个都说这个项目不行，“没有哪里的发展银行搞得好，到处都是失败的例子，西部不能再搞。”结果让当地的领导还很失望。

　　在“生产队”当晚，徐滇庆等人就一直为中国加入WTO后的金融问题争论不休，说要进行制度创新，但讨论就觉得还有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讨论，所以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研究所，作为长期联络机构，把这个讨论延续下去。徐滇庆就提议叫长城金融研究所——“WTO要来了，咱们给中国金融业筑起一道长城。”

　　“长城就是要建立法规，进行制度创新。大家说得有一个联络人，继续联络组织讨论，就说那就我做所长吧。”徐滇庆回忆说。

　　2000年7月9日早晨，徐滇庆等就坐“大巴”到了西安外国语学院。外语学院的领导听说徐滇庆等要搞研究所，马上找人做了牌子，长城经济研究所和丰嘉管理学院一起挂牌。当时西安外语学院正愁一个丰嘉管理学院装不下这么多大牌经济学家，一个研究所刚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人问我长城所有没有注册，其实注册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给我们弄的。论级别，西安外国语学院的二级管理学院下的研究所，级别最多是个科级。我也就是一个小科长。可我管的是一班个个都是能做校长的人物。”一向以书生状态示人的徐滇庆笑着说。

　　可批性悬疑

　　民间身份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在此次“北大会议”之后将永久性结业。

　　22日会后，被长城所请来专为5家民营银行会审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面带难色地告诉记者，23日的会议将进入“秘密状态”，谢绝一切记者的采访要求，因为会议将研究这5家民营银行的可批性问题，也就是如何进一步完善方案，从而能够顺利得到银监会的批准。23日，会议一结束，5家试点方案的代表怀揣专家们的锦囊妙计，连夜赶回各地，马不停蹄地进行方案的修改工作。“我们要和企业的老板马上商量，将回去尽快拿出方案上报银监会。”一位参与研究的人员离开北京时匆匆告诉记者。

　　在22日会议的间隙，徐滇庆曾向众记者发话，“你看看我的脸色也许就能够猜测出到底民营银行能不能得到批准，你也可以看看各位代表的脸色。”说话间，徐的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但到23日，其说话变得更为谨慎，“案例本身的意义大于审批”。

　　但是，在研讨会上，仍然有不少经济学家对这5家民营银行方案提出了质疑和反对意见。“银行业并不是暴利行业”，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会上语重心长地劝告一些民营企业家。对于有些急于想进入银行业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肚子里的小九九其实是瞒不过监管部门的眼睛的——通过入股银行，然后再以关联贷款的形式来实现资金以小博大的游戏，而这无疑是监管部门最为担心的问题。稍有不慎，将被某些资本玩家钻了空子，酿成局部的金融风险。

　　尽管这5家银行都对关联贷款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但是许多学者仍然对此有所担忧。“为什么股东不能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严禁关联贷款呢？这样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在会议上一反常态显得低调的巴曙松提出建议说。

　　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研究员也认为，对于民营银行来说，一定要让职业的银行家来管理银行，而如果让实业家通过入股银行的方式来控制银行，这样的实业家将不可避免有将银行的资金转移出来支持自己的实业的冲动，因此必须有非常严厉的制度来进行约束。

　　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是，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明确规定不可以办民营银行，但中国除了民生银行外确实又找不到第二家民营银行。民生银行由于其特殊的背景，显然不具有普遍性的推广意义。

　　那么管理层为什么不批民营银行呢？“民营银行没有准入规则，你让管理层怎么批？其实三年前我自己也不知道民营银行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徐滇庆动情地说，“我们现在搞出了5个试点方案，这就是制度创新，未来民营银行的准入规则将会从这些案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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