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民营企业家的四个银行梦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戚娟娟

　　一个“金色的”名单

　　“40岁左右、大学文化程度、有1亿人民币以上的资产、企业有明确的产业，并且不是靠投机发家。”

　　这是长城金融研究所的始作俑者徐滇庆设想中的民营银行发起人的形象。他们也果然按此标准选中了4个地区研究方案的参与者——江苏申达集团张国平、沈阳东宇集团庄宇洋、西安丰佳集团耿健、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王钧。

　　在许多人眼里，这当然是一份“金色”的名单。

　　徐滇庆直言不讳：搞研究要找企业家，除了需要他们的经济支持，还因为企业家比学者更了解国情，设计民营银行不能单靠学者“纸上谈兵”。

　　结果，企业家们和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对民营银行组建方案的研究才刚刚启动，各种消息已不断传出，世人关注的热情着实超出了“研究者”们的预想。然而，一切都似是而非，争论之声也随即不绝于耳。4位企业家还是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未来中国首批民营银行“大股东”的有力争夺者，甚至多少有些武断地被看作中国新一代民营金融家的当然人选。

　　究竟是徐滇庆们歪打正着——尽管有报道说“此次研究有高层背景，绝非空穴来风”，但不论央行还是“有关人士”均迅即否认此事与政府有关——还是因为人们对此的确期盼太久？

　　几位企业家倒是前所未有地保持着统一的低调：拒绝直接的采访、随着舆论的变化悄悄抹去了前两稿方案上拟定的银行名称，如“沈阳瑞丰”、“西安长城”。

　　而4家之中，被选中做西部试点的西安丰佳国际集团更是低调中的低调。坐落于西安市区最豪华写字楼里的丰佳和它拥有博士学位的老总耿健在新闻爆出后，始终坚持着神秘地逃离在人们视线之外。而事实上，耿健恰恰是那个隐在长城金融研究所身后的人。在2000年9月出版的《西安外院报》上，有这样醒目的头条：“西安外院丰佳管理学院暨长城金融研究所揭牌”。草拟西安的试点方案时，银行的命名便是“长城”。曾在著名学府西安交大任教5年的耿健，后来弃教从商，可是仍不断游走于国际贸易与教育科研之间。一方面，他把工厂开到了美国，另一方面，他对回国投资教育研究依然情有独钟。

　　比起西安丰佳，其他3家企业则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所熟悉。

　　在沈阳，东宇名头响亮，从信息、电气、环境、制冷，直到药业、置地、乃至图书产业，东宇涉足各个领域，喜欢舞文弄墨的庄宇洋“胃口”委实不小。15年前，庄宇洋以4万元起家，而今资产已逾18亿人民币。东宇10岁时，庄宇洋自动放弃了自有的1.79亿元净资产的所有权，对企业资产重新量化。现在的东宇员工持股达到了55%。

　　与东宇相仿，江苏申达也有15年的历史。当年曾是江阴农村一名生产队队长的张国平，如今已成为拥有17亿资产的国内软塑包装行业的龙头老大。在这个全国最大的软塑包装基地的车间里，记者看到了许多平时常见货品的包装袋，比如“巧手”牌洗衣粉，比如“康师傅”牌方便面。申达的软塑包装产品目前几乎覆盖半个中国市场。

　　和东宇、申达不同，泰隆的名气并非来自于不断扩张的资产规模。这家位于浙江东南沿海的民营金融企业，在1998年以前，曾作为小型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典范、温台模式鲜亮的代表，聚集了媒体和学界广泛的目光。王钧用了7年时间就把泰隆带上了跨区兼并的路子。而做成一家地区银行，也许才是他一直的期待与梦想。

　　一个觉醒的群落

　　如果说，尽管舆论上保持低调但实际上积极参与的王钧们不可否认地心存“金色梦想”的话，这梦想也绝非空穴来风。无论在江苏江阴，还是在浙江台州，20年来一个庞大的企业群落的崛起，足以支撑正在顽强地追寻梦想的企业家们继续前进的脚步。

　　申达完全像是江苏申港镇的标志。

　　沿国道从江阴驱车向西数十里，占地500亩的申达厂区便赫然入目。在申达，记者看到了资本运作中心里堆积的材料、报告，和似乎一直闪烁跳跃着的股市走势线。毫无疑问，这一靠薄膜制品起家的民营企业已越来越逼近资本时代。3年前，申达发起南京中达上市，2000年又受让了四川内江包装材料总厂的股权，一举控股南京中达，集团下属的申龙高科有关二板上市的运作也在去年年末进入了辅导期。而最终使徐滇庆选择了老总张国平作为江苏民营银行试点的合作对象，称得上申达在资本运作上最大的动作。

　　在江阴，像申达这样的民营企业还有很多，11家实力比肩的企业纷纷通过上市或产权量化实现了彻底的民营化改造，苏南模式重获生机。专家们介绍，其中“阳光、三和也都不错。”获得试点机会的张国平无疑是幸运的，但他显然不可能独自去织就民营银行这个梦。根据设想中的方案，即便是最大的股东，加上其关联企业，控股比例也不得超过15%。可以这样估计，假如不久的将来确有一家民营银行在此地诞生，11家在苏南模式下共生共存的企业联手出演的可能性极大。

　　金融意味着实业的延伸，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的急剧增长对金融资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民间资本渗透金融领域，作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会演化为企业的某种自觉行动。在18世纪的欧洲，当正常的投资机会已不足以为积累的资本提供出路时，金融资本便开始控制商埠于股掌之中，贸易的需要则使得同业拆借成为必然。英国的私人银行与地方银行便是因为地方的需要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机会。

　　浙江温台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在国内始终一枝独秀。台州市路桥区人口不足38万，却创造了金融城信系统存贷规模全国第一这样一个不小的奇迹。泰隆和银座两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经济效益远远好于同城的国有商业银行，路桥人更惯于把钱拿给前者收存。在泰隆和银座的身后，一批相互关联紧密的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成为其可靠的支撑。台州吉利集团的董事长李书福曾经说过，正是这些民营的小型金融机构，支持了他们创业初期的资金来源。

　　可以说，共生在区域经济当中的民营企业，与应运而生的民营金融，已渐成一种张力，而这种张力，正急于转化成一种更强大的力量。

　　一个离梦想更近的人

　　神秘的面纱已揭开一角，谁能够率先完成那惊险一跳？谁将从未来的民营银行中掘得第一桶金？甚至，谁在准备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的中国民营金融家？

　　4人中最年轻的王钧无疑最受瞩目。

　　28岁时，王钧在台州市路桥区办起了泰隆城市信用社，身兼董事长与总经理。在泰隆29位个人股东中，王钧本人是最大的股东，拥有泰隆近10%的股份，并且不涉足其他产业投资。

　　7年过后，路桥的大街小巷，泰隆的影响已随处可见。21层的泰隆大厦称得上路桥最豪华的楼宇。这里的人们可以24小时在泰隆的网点存取现金，也可以使用泰隆卡在各个商业网点消费。目前，泰隆的存款余额接近14亿元，存贷总额突破20亿元，平均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0%，存贷规模占据当地区域金融总量的20%。

　　“泰隆模式”一度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而在1998年后，王钧决意将战略重点收缩到台州当地，他开始不事张扬，开始压制对于泰隆远景的深切渴望。但此次民营银行试点的风雨终于使得他再度浮出水面。

　　正因为泰隆被看作基础最好的一个试点，他不得不开始应对外界关于他的种种猜测。

　　可是，谨慎与低调似乎无法掩饰泰隆相比其他试点的强势，无可否认的是，作为构成未来民营银行的要素，4家中惟一一家从事金融业的泰隆与王钧确有被看好的理由。

　　根据国家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的规定，担任资本金总额10亿元以上(包括10亿元)的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需具有经济、金融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金融工作10年或者经济工作15年以上，本业工作3年以上。

　　“王钧显然具有这种可能性，其他人(另外3名企业家)没有资格哇！”负责浙江方案研究的浙大教授史晋川坦言，台州具有民营金融发展的良好环境，泰隆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这一点，而王钧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名金融企业的当家人，兼具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业内经验。课题组成员郑

　　勇军则有另外一个假设，如果这7年间，让王钧去搞其他行业，也许能赚更多的钱。他评价王钧是“把金融当作一项事业来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搞金融完全为了赚钱”。

　　相形之下，其他3位更像将冲浪民营银行的首批大股东或者董事长的人选，投资者的角色与民营金融家的头衔显然距离尚远，对他们来说显得名不副实。也许，从投资产业到投资金融，在他们中一些人简单的理解中，更类似投资方向上的变化。当然，刘永好与冯仑们在民生银行中的困惑也昭示着，做民营银行的股东其实并不容易，投资金融与投资实业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个缺失的经理层

　　“泰隆是有王钧，但是它没有很多个王钧啊，它的管理层还多是当地人，能像王钧一样可以派出去到各个地方当行长的没有几个。而管理层积累起来的经验，也大多用于小型金融机构的直接管理，人力资源严重匮乏啊！”史晋川一边对王钧颇多赞誉，一边不禁流露出对民营金融队伍建设上的担心。

　　近2个月来，徐滇庆在北大经研中心的办公室经常有远道而来的企业家光临。在上海同样如此，找上门来跟课题组专家谈想法、表决心的人比比皆是，他们的目的显然只有一个——能从这项制度创新中分得一杯羹。有一个企业家甚至讲了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话：“你看，我现在有了很多钱，搞一个银行也不错嘛！”

　　有资格掘得第一桶金的人势必大有所为——众多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出的浓厚兴趣不能不说明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最终是持上述想法的一群人掘到了金子，民营银行将何以为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的忧虑不无道理，“张国平可以把申达做得很大，但是要他一个人来投资民营银行那就不一定了。”

　　管理层缺失的困境曾经紧紧扼住民生银行的喉咙。

　　于是，这样一个事实摆到眼前，甚至连奔走呼吁催生民营银行的专家学者们都承认，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力量显然不够，因为金融业毕竟特殊。好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层面的人的身影不失时机地捕捉了人们的目光。

　　这就是申达的金玉媛们。

　　申达这一家族制企业自1997年以来实施了两权分离，张国平把总部的业务大都交给了副总金玉媛打理。金给人的印象是精明强干的，有着金融专业硕士头衔的她，曾在南京市某银行工作过十余年，并且有着外企工作的经验。在江苏民营银行方案的研讨过程中，企业这一边基本由她负责。

　　“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在申达，像金玉媛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并不在少数，张国平无疑是有准备的，他的麾下还有原南通信投的总经理，学习金融、经济出身的硕士生也颇有几名。“他能够用朴素的眼光看待市场经济的规律。”金玉媛这样看待她的老板。张国平的确是开明的，正如江苏试点课题组的专家评价的那样，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他及时引进了现代企业制度，放权给职业经理人经营，并且搭起一个舞台让他们充分表演。伴随着资本运作概念的引入，这些人的到来无疑构成了申达的亮点。

　　谈到金融人才的瓶颈，身在企业内部的金玉媛表现得却是相当的乐观。“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现在的民营企业已经逐步积累了一套跟外资企业不同的吸引人才的经验。外企靠高薪聘用，民营企业并不完全是这样，它给人以一种主人的感觉。除了金融企业，其他的民营企业在和外企的人才竞争中，并没有输。有这样的机制，民营银行办起来以后，如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人才的道理一样，只要有同样的舞台给他，人才竞争肯定不会差。”

　　类似金玉媛这样的人物，是不是可以在未来民营银行的舞台上表演一把呢？

　　对于未来民营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徐滇庆们是这样设想的，一部分海外归国的金融专业人士可以回国就职，另一部分则可以由现有国有银行或在外资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承担。专家们都说，“民营银行要想成功，一定要选择新人加入。”当然，新人们必须竞争上岗。

　　那么，相比至今还在国有或外资银行里的曾经的同事和海外的专家们来说，像金玉媛这样从金融领域转行做企业的职业经理人，或许具备了对民营企业更多的认知。

　　一次尚无定论的尝试

　　一边是“长城所”的专家们催促着尽快拿出理想方案，一边是各种舆论芜杂的鼓励与质疑，而更让人无所适从的，则是决策层日渐加强了否认的声音。似乎既没有了学术研究名义的屏障——怎奈人们根本就不相信这只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更缺乏了上令下行的首肯。

　　社会上流传着各种声音：

　　——“办民营银行的设想不够成熟”；

　　——“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不过是画饼充饥”……

　　参与企业看起来正遭遇着某种难言的尴尬。

　　但是，种种付出是实在的。

　　目前，申达为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课题组支付了18万元研究经费。江苏的方案送到北京的时间比别人晚了一些，金玉媛便坐不住了，“不能落在其他几家后面啊！”她带着助手连夜赶往上海，一进社科院便关起门来，苦干三天两夜，与课题组的专家们一道研讨第二稿的方案。对于目前拟定的方案，金显然还是不满意，“我认为还是没有深度，还有很多东西要研究的！”

　　在浙江，专家们则频繁地往来于台州和杭州之间。课题组组长、浙大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刚从英国访问归来不久，便到台州去见了王钧。在与之遥望的北京，一家著名投资顾问公司也已成为他们的第三合作方。

　　强大的阵容依然在积极运作，尽管众说也依然纷纭。

　　因为，所有的参与者都明白这件事：假如有一天政策允许，这次，就当作一次预演又如何！毕竟，所有今天的付出都注定在未来换做真实的回报——因为这个未来即便在今天看去，亦绝不只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现实中的政策界限、国情下的外部环境，尽管企业家们想法不一，各地课题组的专家们则无一例外地放低了视线——对设想中的民营银行的定位几乎南北一致地放在“区域性”、“中小规模”上来。而事实上，一方面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收缩战线后在县以下留下竞争余地，而外资银行将来的着力点也将在大城市的优质客户；另一方面，因为信息成本过高等原因使现有较大规模银行对县以下区域不愿介入，更重要的是，活跃在县市之间的中小民营企业自己这一块，本来就是大银行“银光”照耀不到的地方——这些，便是设想中的民营银行的成长空间。

　　按说，并不该像有人说的那样：画饼充饥而已，但是，谁知道呢？各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过去地方上许多实际上已民有民营的金融机构不是真实地发生过卷款潜逃的案例吗？在其他行业里已难以规范经营的民营企业到了要求更高的金融领域如何保证行为规范？而一旦“放开”必将“千树万树梨花开”，监管部门是否会找到有效措施进行监管？

　　人们爱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也许酝酿和设想中的民营银行和那些希望从实业向金融变身的企业家们的命运也是如此，终须历经一段曲折和坎坷才能真实地陶醉在自己热切的梦想中！

　　好在，天空中不会没有翅膀的痕迹，只要你确实曾经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