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讨论成为国际上一个十分关注的话题。先有日本财相在七国财长会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国财长斯诺讲话和印尼召开的亚欧会议的声明，都非正式地呼吁人民币升值。7月16日格林斯潘的讲话，更是让世人在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币。这不仅考验着中国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的能力，也考验着国家的智慧。其实，面对着汹涌而来的要求人民币升值潮，并非仅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而是各国如何为国内民众创造就业机会的较量。说到底，目前各国货币汇率之间的竞争就是如何为本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的竞争
。而各国人民的就业水平，不仅决定了民众的生存状态，而且决定该国的经济发展，决定该国的政策的制定和转换。
可以说，创造就业、化解失业问题，是当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都是如此。在德国，施罗德总理为了保证竞选连任，还在2002年4月就委托以彼特·哈尔茨为首的15人专家委员会，希望找到一个彻底改革德国就业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失业率的方案。而美国失业率的攀升、日本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无不与个人的就业有关。我国也面对着巨大的就业压力。政府早就把创造就业机会看作是国家经济发展重要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各国的就业不仅与国内政策有关，也与国际经济交往的规模、结构及汇率有关。
一般来说，在开放经济中，汇率是国际货币之间的价格，它是由相当复杂具体的原因集合而成的。也正是这种形成过程的复杂性，汇率也是考量各国经济的核心变量，它对一个国家的实体经济运作起到了十分的作用，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实际汇率调整来实现的。因为，实际汇率作为影响两国产品竞争力的最重要指标，影响到两国进出口的变化，进而影响两国劳动力就业市场，影响到整个实体经济的运行。
从国际经济学来说，我们可把产品及服务划分为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以及相应地将经济部门划分为可贸易品部门与不可贸易品部门。按照李嘉图的理论，产品是可能在国际上进行贸易的，而诸如土地、劳动这些生产要素则被假定在国际上是不可贸易的，但在每个国家内部是完全流动的。当国际经济异常波动时，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并不一定要处于平衡状态，而只是使进出口情况发生变化；但对于不可贸易部门来说，由于它只能在国内消费，因此，经济均衡要求这一市场供需保持平衡。
在这一理论中，实际汇率的调整是通过可贸易品价格的变动达到的，并不需要名义汇率的调整，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可贸易品部门的实际汇率的贬值，从而提高这些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在中国，可贸易品的相对科技含量还是比较低，产品出口主要是以量取胜，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这类产品在国际上进行竞争时，价格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利用实际汇率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才可使可贸易品部门的竞争优势不断加强，从而通过出口上升，加快整个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内就业机会。
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说，1997年以来中国的可贸易品实际汇率贬值，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技术型进步贬值”的结果。这种结果带来可贸易品的生产成本的下降，部分行业产品价格长期维持下降趋势的基础(即外国所谓的“输出通缩”)，也增加了中国可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见，中国进出口对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的弹性不大，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也不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但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对国内就业市场的影响则非同凡响。因为，从1997年以来，中国贸易品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不仅快于中国不可贸易品部门而且快于美国，但是在可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不可贸易品的价格却在上升。如果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上升，不仅会导致中国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出口竞争力减弱，关键是还会导致中国不可贸易品价格的上升，国内需求的减弱；特别是在尽管我国的进出口占GDP比重不小，但不可贸易品仍然在我国经济占主导地位情况下，不可贸易品需求减弱，对我国就业市场会立即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还会直接影响到外国资本进入成本的高低。当名义汇率下降时，外国资本进入本国的成本下降，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从而本国在当期的消费水平可能超过收入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同时会出现对不可贸易品与可贸易品的超额需求。如果不可贸易品的超额需求不是通过可贸易品进口来满足，那么不可贸易品的扩张会为本国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1997年以来，大量外国资本流入中国，不仅使中国进出口贸易得到快速的增长，而且国内不可贸易品需求也成倍数增长。这些都为国内的就业创造很多的机会。反之，当人民币名义汇率上升时，外国资本进入本国的成本上升，外国资本进入减少，就业机会自然流到其他地方。1990年初，不少国外资本从中国流出，就业机会减少，迫使不少农村劳动力返回农村，就是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