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快速上升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还有必要

　　不久前出炉的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显示：中国已经告别了肇始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下行周期，转而步入经济快速上升轨道。这是6年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最大变局。这一变局意味着，重新审视6年前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台的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时机正在成熟。

　　跟1998年相比，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大部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要高出一大截。

　　———1998年，“保八”成为头等大事；经过努力，经济增长最后定格为7.8%。今年一季度，经济轻轻松松增长9.9%；上半年为8.2%。

　　———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今年上半年，增幅为31.1%。

　　———1998年，出口仅增长0.5%，进口下降1.5%。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34%；进口更猛，增长44.5%。

　　———1998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微增0.7%。今年上半年，外商实际直接投资增长34.3%。

　　———1998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净误差和遗漏”一项为负166亿美元，显示资本外逃规模较大。2002年这一项多年来首度出现正值，为78亿美元，显示外逃资本有回流迹象。而今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的增长更是大大超过了外贸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之和。

　　……

　　值得指出的是，1998年的数据是在国家采取了积极财政、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等多项重大政策措施后才取得的。而今年上半年，如果没有不速之客“非典”的干扰，大多数指标可能更高。

　　各项指标的高歌猛进，说明中国经济正在迎来一轮新的增长周期。面对这个新形势，已经延续6年之久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不可能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中国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概括说来，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政策、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以及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这个政策组合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拉动经济增长、提升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居功至伟。其致力于扩大国内外需求，特别是国内需求的政策精髓仍然值得今后长期借鉴。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目前的政策组合面临许多新问题。长期以来的外贸顺差和资本流入，使得央行通过外汇占款发放的基础货币大幅增长，稳健的货币政策被迫变得相当积极。高达2000多亿元的出口退税挂账不仅对中央财政来说是一个负担，对出口退税这一政策本身的可持续性也是一大挑战。汇率政策当局最大的课题，不再是如何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而是如何为人民币升值减压。在财政赤字余额较大、民间投资趋于活跃之后，财政政策是否有必要像过去那样积极？这也值得探讨。

　　当前中国正处于难得的经济上升周期，增长动力强劲，有利的因素很多。借此机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推动解决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笔者认为，政府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在第一线拉动经济增长的角色有必要淡出，应该通过放松各行业的管制、加快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来放大入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应该把降低银行不良资产、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当作首要任务。外贸政策应该从侧重刺激出口转为追求进出口大体平衡。应该清理给予外资的各种有违世贸原则的优惠政策，重点转向为中外投资商创造公平的市场准入和竞争环境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