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品格：论少数富豪的相继倒下

　　韩强

　　随着杨斌受审、周正毅贷款事件曝光，近来关于富人或民企的问题讨论又多起来了。

　　民众并不是要强求富人们一定要做些什么，广大群众并没有所谓的“仇富心理”，他们的要求很明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合法致富。

　　实际上群众只是对少数暴富的人有疑问，并不是对所有的富人有疑问，只是想知道少数人暴富是否合法，而且对暴富者也不是专门指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少数手中有这样或那样权力的人，想一想，一个拿工资的人，并没有从事业余的科学研究，也没有第二职业，更没有继承遗产，突然暴富起来了，这难道不让人奇怪吗？

　　其实，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在使用模糊的概念，甚至连“原罪”的概念都是含混的。

　　第一，“原罪”本来是一个宗教道德观念，所以把这种观念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做价值判断或者做法律判断都不合适，因为从唯物主义观念看，人的观念、行为是后天形成的，不能做先天判断。既然应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应用到富人身上就更不合适，因为这样一来，一部分人从它发财的那一天开始就有罪，另一部分人没有发财就没罪。这不符合近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

　　第二，“富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中国现实的情况来说，多少钱算“富人”，多少钱算“穷人”，很难划出绝对的界限，还有多少钱算富豪？是不是富豪也要分级别，是以《福布斯》排行榜为标准呢？还是以其他什么为标准呢？这些都说不清楚，只能是相对的概念。所以，把模糊不清的“原罪”概念与相对的“富人”概念联系起来，就会把要讨论的问题搞得更混乱。关键问题是看取得收入是否合法，凡是合法收入，从法律的意义上说，是无罪的，不仅无罪而且是光荣的。合法致富的人越多，对社会的发展越有利。

　　第三，利用国有资源不等于“原罪”，只有非法利用国有财产或他人财产，在法律上才有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把“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进行财富积累的行为称为民企的“原罪”。我认为，这在前提上掉进了预设“有罪”的圈套里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首先肯定了“原罪”这个模糊的概念，然后充填内容。所以得出了利用国家资源迅速进行财富积累的行为是民企的“原罪”(郎咸平的其他观点另议)。其实“利用”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利用，一种是合法利用。

　　第四，不是所有的致富都利用国家资源。从广义上说，我们的公民都在利用国家资源，因为公共事业有些是不收费的，大家都在利用。这里我是从狭义上说，比如银行贷款、承包国营或集体企业等等。这些形式只要是合法的，就应该是合法致富。

　　第五，大多数人是勤劳致富的。魏杰教授说：“中国民营企业应该进入洗礼阶段，对公众讲清楚我不是污浊的，我的整个原始积累是抓住了中国的历史机遇。好多民营企业已经突破了为自己赚钱的阶段，是事业的问题，事业问题就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讲清楚了社会才会更好地认同你。”这个观点，我很赞成。关键是从政策上一定要坚持保护合法的个人财产。

　　现在，有一种观点，叫“饶恕原罪”，这看来好象是替“先富起来的人”说话，为“民营企业家”说话，其实不然。首先预设前提，把富人先议定为“原罪”，或者把利用国家资源预设为“原罪”，然后再“饶恕”。非常奇怪的是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也不反驳这种观点，甚至有人还赞成这种观点。

　　其实，这种“饶恕原罪”即使打着批判“仇富心理”的旗号，也是在贬低先富起来的大多数人。为什么呢？大多数人是劳动致富的，与所谓“原罪”根本不沾边。非法致富的人是少数，是行为后果，也不是先天“原罪”，所谓“饶恕原罪”是要“饶恕”非法致富的少数人，既不是为多数先富起来的人说话，也不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说得明白点，是维护少数人的特珠利益。所谓批判“仇富心理”实际上是要堵大多数人的嘴，不让群众质疑少数财产来源不明的人。“饶恕原罪”对大多数合法致富、勤劳致富的人也不公平，放纵少数非法致富的人，实际是对勤劳致富的人的讽刺。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

　　取之有道(编后)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取之有道”当中，显然存在着两层含义，第一是指正派的经商道德，第二则是指获得财富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令我们敬佩的企业家们的身上都映衬了这两点。

　　但是，在那些极少数的富豪身上，显然“取之有道”存在着另外的一层含义。像我们此次报道的杨斌，他的财富积累显然就是另外一层“取之有道”的体现。在当今社会中，像杨斌一样“取之有道”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依然存在。

　　孔子有云“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财富是人人羡慕的理想和目标，但当今社会我们需要的是那些阳光下的财富、需要的是那些清白的财富。如果财富总是在阴暗潮湿的黑夜才可能诞生的，我们真的还有必要将财富作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吗？

　　今天历史见证杨斌案的终结，让我们用一句古话与大家共勉：“不义之财难久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