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谁是上海的敌人？上海十大忧患

　　上海的软肋

　　“许多年来，对上海的赞美成为我们一种恒定的方式，因为这座城市交织着我们的全球化情结、民族情绪和国家梦想……但是这种情绪有可能使我们患上强迫遗忘症，以致使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心理出现失衡或者断裂……更可怕的是，我们有可能因为这种梦想而对发展现状的症结产生抗拒心态，甚至故意回避与遮盖经济基础和经济规律，使这座城市在定位与 方向上出现过度的亢奋和焦虑。”

　　这是在北京出版的一家报纸的言论。哪怕是在两个月以前，这样的言论也会遭到各种形式的反对——上海本地媒体会以一如既往的大量“正面报道”给以轻蔑的“回应”，互联网上的上海拥趸则会以辛辣的措辞加以尖锐的驳斥。多年以来，与上海相关联的词汇，总是“发展”、“崛起”、“龙头”、“经济金融中心”、“国际大都市”乃至“中等发达”。在上海这个城市的意识里，中国内地已无哪座城市可与上海比肩而立；香港则已被自己“超越”；日本的大阪之被“超越”若尚不是事实也是指日可待；那些来自香港、日本和东南亚的质疑都是出于对上海的嫉妒，甚至已经有一种说法——“上海的崛起标志着西方的没落”。

　　上海真的拥有足够的基础来维护自己的骄傲吗？最近在上海发生的或在外地发生而与上海有着直接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在肯定还是在否定上海的这些骄傲？上海应该给出怎样的一个回答？

　　上海的一位经济学者说了一句话：上海松懈了危机意识，上海成了自己发展最大的敌人。

　　上海十大忧患

　　《经济》杂志7月号特约撰稿 纪硕鸣

　　还是在2002年12月，在上海市民主党派召开的“上海发展新思路论坛”上，民革上海市委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邱华云的题为“上海城市发展的近忧远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

　　邱华云指出：“今天上海树立的现代化、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都市形象是在充满忧患和危机意识地同国内相关区域的经济对手的竞争中逐渐形成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经济中心，到九十年代亚太国际金融中心及到现在提出的世界级大城市，反映上海的目标越来越高，然而对上海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自满和自大已使上海一部分人飘然起来，应该看到，上海还存在城市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缺陷等一系列隐患。”

　　邱华云强调说：“上海在取得多次竞争胜利，明确世界级城市的目标后，应看到上海的下一轮竞争对手不是伦敦、纽约、东京，而是上海自身！”邱华云在研讨会上，并提出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十大忧虑。

　　勿高估申博成功效应2000年汉诺威博览会主办者在中国申博成功后给上海的建议是：“不要过高估计观众的热情。”邱华云认为，发达国家举办的世博会人数在1970年大阪的6420万人的顶点之后确实在逐年下降。1992年世博会在西班牙塞维利亚举行，有108个国家和大约4000万观众参加的世博会,亏损了2.1亿美元。2000年世博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有187个国家参展，本指望可吸引4000万观众，结果只有1800万名观众到场，亏损了10亿多美元。

　　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灯下黑”现象所反映出的非均衡发展来自政府财政、外资、国内民间的各种资金对浦东和浦西中心城区的精心打造，建成了完善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商贸配套服务设施。而与此同时，外来的投资也越过上海南翼的金山、奉贤直接进入浙江的嘉兴；西面的台资跨过青浦直入昆山、苏州；北边处于萌动的苏北、苏中，作为江苏土地和人口的半壁江山已明确作为下一步的发展重点，而长江口的崇明，还处比较自然的状况。上海不均衡发展现状反映了一些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灯下黑”现象。

　　上海建立国际级大都市成为新移民城市出现的负效应国际级大都市的形成过程也是新移民城市的形成过程。由于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发展的巨大反差，使财富和新移民出现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倾向，这同国际上一些大城市偏离城市中心的居住趋势有较大差别。近年来逐渐形成的富人区和平民区的巨大反差，在城市改造中大批原住居民向城市边缘的迁移，客观上出现了“富人进城，穷人下乡”现象。邱华云提醒，必须看到，来自国内外富人的流入可能出现的原住市民与新移民在就业、教育资源上的竞争加剧会促使社会冲突显性化。

　　经济发展中传统古镇和传统文化活动的衰落内地古镇常见的萧条现象也在上海著名水乡百年古镇练塘镇出现。大白天，四分之三的沿街铺面是关闭的，古街只见稀少行人和晒太阳的老人。曾以群众文艺活动的广泛参与而闻名遐迩的浦东新场镇，文化活动特色难见，其城镇的发展水平同周围发展相比已显较大反差。

　　过分夸大以“富人”为中心的服务意识反映出浮躁的社会心态上海市中心的许多区域频频出现消灭某某以下房价的豪言壮语；对富人(精英)群体导入城市网开一面，热情有加，以显区域身价，反之，要求平民(穷人)的迁出，为城市改造作出牺牲。这在政策导向上存在明显问题。

　　如何预防可能发生的经济周期和房地产泡沫崩溃有关专家已经预言，上海将面临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挑战。1990年代以来上海GDP的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近年以房地产为主带动的增长模式能否再继续维持下去？房地产业已经出现对发展预期的透支，假如大势发生逆转，应对之策是什么？

　　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中如何体现上海作为大都市的胸怀崇明发展和江苏南通的关系目前已经显示出各自地方利益诉求的龃龉。江苏南通，占据半壁江山的苏中，还有苏北地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路径是打通海门、通过崇明而进入上海。而上海面对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趋势，是否能拿出龙头地位的胸怀，采取主动沟通和大度妥协的姿态来达到双赢的结果呢？

　　建立世界级大都市对大多数上海人有什么好处？经济学“增长悖论”告诉我们，即使经济有较快的增长，也可能出现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并未从中受益的局面；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较快速度的增长的话，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又肯定会从中受害。这意味着上海未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之间存在着非一致性，上海如何在策略上避免“增长悖论”的发生？

　　在国内户籍制度改革完成之前，上海单向的人口导入的副作用这也许是追求效率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碰到的问题，但目前上海单向开放的人口流动政策导致一方面通过吸引外地精英来提高上海本地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使累积的本地原籍竞争失败者缺乏异地创业意识，不能形成向外迁移通道，这种情况长期延续对上海城市社会结构可能形成很大的副作用。

　　面对新形势下强势政府行政的完善被国内外称道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战略策划之一”的上海经济改革模式实现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但上海面临下一步建立世界级大都市的定位和要求，如何增强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监督、如何定期对政府管理方式与后果进行评估？这个问题已显得越来越重要。邱华云认为，这实质上是面对市场经济如何实现科学化行政和民主化行政的问题。

　　资料：强势政府和“起吊机经济”

　　上海市长韩正今年2月在出席上海政协会议时坦承，他注意到不少传媒将上海缺乏企业家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太强”，今后希望通过“强势政府+强势企业”，形成上海的“强势经济”。

　　与中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上海的政府行政管理力量之强是十分突出的。不论什么行业都离不开政府，民间的发展空间很小。在结构上，国有经济势力依然占据控制性地位，民营经济还相当弱小。在增长模式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推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军教授指出，上海经济的成绩单主要靠城市建设加上外资投入，与江苏、浙江、广东经济的增长模式、原动力都不一样。这十年是外资进入最集中的十年，同时是城市建设变化最大的十年。城市建设、旧城改造的大量资金靠政府主导的土地批租获得资金，这是上海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方面，而不是靠企业做强、做大的创业机制来推动成长，这是上海"强势政府"的显著特点。

　　上海经济以地产业的带动近年越来越明显，产生的惯性冲力越来越大。1990年，上海房地产增加值占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0.5%，而2001年已经达到6.4%。2002年，上海房地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14.5%，增幅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3.4个百分点。

　　有人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象化为"起吊机经济"——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显著的例子是在未来的7年中，上海将为世博会投入2000多亿资金用于展会场馆以及交通建设，"起吊机经济"还将隆隆作响。但已有经济学家指出，这种通过外延资金投入支持增长的经济，并不能完全激发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建设投资放缓，发展也就面临挫折。

　　张军对强势政府主导下的“起吊机经济”的一个质疑是：“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应等，再增长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问题是十年、二十年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