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

　　-陈东琪

　　在开放化、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新背景下，对外经济管理极为重要，政府应花更多精力研究和应对国际竞争

　　经过25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的开放水平在数量上已经非常高，在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之间全面推进开放，人流、物流、资本流的国际化程度相当高，基本上形成了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格局。

　　这个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格局，有利于调剂国内市场余缺，缓解商品、资本的供求矛盾，加速市场竞争机制的发育，促进国内技术进步，提升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率，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问题和挑战。譬如，货物、资本和人员的流入、流出带来的安全冲击，汇率变动和石油等战略物资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冲击等，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和处理，就有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仅去年一年，中国出口企业的71%、出口产品的39%遭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约损失170亿美元。这个代价是很大的。

　　要减少甚至在某些领域消除这些代价，这就要求政府加强对外经济管理，对对外经济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细致的调研，搜集详实的经济情报，建立及时快捷的内部预警机制，形成各种备用应对方案，使争端处理的代价最小，保证国家利益最大化。

　　加强对外经济管理，重点要研究那些对我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际经济活动。一是外贸管理中的进出口贸易的拓展和安全监管，包括反倾销、反技术壁垒及其他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二是资本管理中外资流入、国内资本流出的安全监管，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选择和外币流动性操作；三是重要战略物资的对外限制和向外争夺；四是人员流出、流入管理，国际技术转让管理等等。

　　同时，为了减少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损失，提高对外经济管理的效率，建议加强对外经济管理机构建设，在政府对外经济管理活动中，要增加资金和人力支持，加强常规性专业调查和研究队伍，有些领域应尽快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如具有对外管理职能的“国家资本投资委员会”等。

　　在处理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的关系时，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突出重点，相机抉择

　　在研究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思路时，我们需要对该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进行界定。对此，我们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十六大”报告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提法完全回到了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轨道上，表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理论已经基本成熟。

　　但是，对这个新提法的认识，目前还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争论较多的是，政府宏观调控目标要不要讲“经济增长”，要不要将其摆在四大目标之首。持反对意见的担心“增长优先”会强化计划经济，容易促使中央政府实行“过热”的经济发展政策，容易促使地方政府攀比GDP增长速度而忽视诸如生态环境、公用事业设施建设、市场秩序稳定等问题，主张“就业优先”。其实，以往经济“过热”的出现，主要不是政策问题，不是因为宏观调控强调经济增长，而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不以GDP增长速度为考察地方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而以就业来替代，在用人制度不变的情况下，这种攀比速度的行为照样会存在。

　　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通过加快城镇化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要在国际竞争中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加速增长”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的宏观调控目标，要求我们的政府政策操作，首先要突出“经济增长”。

　　从短期经济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在技术进步为一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了，企业开工会扩大，就业自然会增加。反过来，在劳动生产率为一定的条件下，就业增加，经济自然会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出现不同步的惟一情形是，存在加快技术进步趋势，这正是美国最近出现生产率提高同时企业裁员增加、社会失业率提高的原因之一。从社会进步和解放劳动力的角度看，这个“不同步”是值得欢迎的。所以，我认为，在讨论与“稳定物价”的关系时，提“就业优先”是可以的，但在谈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就业优先”就不必要了，尽管未来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努力为八亿多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由于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是不完全相同的，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操作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当经济处于低潮，失业压力较大，物价形势中的突出矛盾是通货紧缩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就业，控制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繁荣；当经济处于高潮，甚至出现“过热”，物价形势中的突出矛盾是通货膨胀时，宏观经济政策短期操作的主要任务是：控制通货膨胀，抑制“过热”。可见，尽管宏观调控政策一般讲四大目标，但四大目标在不同时期的重点和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科学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应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突出不同重点，相机抉择。

　　为了提高政策操作技巧和水平，应当建立各地、各部门间的协调决策机制，形成政府决策的合力

　　为了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不仅要对政策操作的方针、目标、重点和组合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还要有一个权威、快速和协调决策的机制。在现代国家的管理中，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是极为重要的。反应迟滞，不仅有可能丧失发展的机会，而且有可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要使政府在面对突发事件和危机时做出快速反应，最为关键的是解决好“信息问题”。保障政府政策高质量的前提是作为决策依据的信息要保证质量。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解决好“信息问题”，还要注意自觉与公众互享、互动，因为公共政策最终还是要公众来实施，来配合行动。

　　“信息问题”解决好了，剩下的就是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是权威，一个是协调。以往的经验表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操作中的最大问题，不是没有权威性，而是反应不快，地方、部门间不协调。突出的表现是，地方和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全局观念，特别是缺乏自觉的国家利益至上观念，各自为政，互相封闭，互相争权、保权，想方设法保护本地、本位利益。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层面的各部门之间，也存在互不协调、互相扯皮的现象。譬如，“计划”、“财政”和“银行”之间，综合宏观调控部门和专业管理部门之间，专业部门和专业部门之间，无论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应急决策，还是需要形成合力的某些日常决策，都缺乏自觉承担责任下的主动协调，往往要等中央和国务院来进行具体协调，将协调决策的风险过分向高层集中。其结果，不仅由于延误时机而降低了协调决策的效率，而且由于过分集中而积聚了决策的风险，缩小了高层在决策上的回旋余地，也增加了调整成本。为了解决宏观调控中的不协调问题，建立国务院联席会议制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机制上建立一个促使各地、各部门保持经常性协调决策的约束制度。(下)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