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减人不配套

　　鲁宁

　　安徽省6月28日公开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特产税。媒体的评论性报道说，国内自1983年起向农民开征的农业特产税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取消。

　　在网上仔细阅读这宗新闻及相关的报道发现，农业特产税还不能说完全取消。以安徽 为例，取消了一部分农业特产税的税种，另一部分税种则改征普通的农业税。仍以安徽为例，2002年度，该省征收农业特产税2.29亿元，今年改为农业税后，仍征收0.8亿元。

　　当然，这并不能改变安徽此项税改的正面意义，对于该省从事农业多种经营的那部分农民来说，税负的减轻是不容置疑的。不管减多减少，总归有利于农民，农民一定持欢迎态度。

　　但有人欢喜必有人忧愁。那些多种经营在整个农业经济结构中比重较高的县、乡干部就会犯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虽说都叫“税”，但二者的征税比例却不相同，先前农业特产税比重较高的县、乡将因此项税改而减少财政收入。

　　虽说省财政答应为此项缺额买单，但终究是权宜之计而非治本之策。从以往的报道中，人们相信，安徽的省级财政也谈不上宽裕。再加上省上对县级财政背负的转移支付“包袱”并非只有一个两个，谁敢担保省里承诺的此项转移支付在实际执行中就不会打折扣？

　　国内各级政府财政采取分灶吃饭的办法，假如基层的每一项改革都得由上级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的手段来为改革买单，上级政府财政再宽裕也得被掏空。下面改革，上面买单———这种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县、乡财政长期入不敷出，一部分尚能勉强维持吃饭，另一部分甚至长期依赖借债吃饭。不仅仅是安徽，在全国的许多地方，这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3年前，依据当时公布的数字，我曾写过一篇《卯粮还能吃几年》的短评，针对的就是县乡财政的窘迫现状。如今情况是否有所改善？答案不但是否定的，且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6月25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专题汇报时介绍，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10个省(市)49个县(市)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调查发现，有45个县(市)虚增预算收入总计6.74亿元；37个县(市)瞒报财政赤字10.6亿元；42个县(市)拖欠财政供养人员工资18亿元(这个数字是1998年拖欠额的3倍)；49个县(市)累计负债163亿元。虽说国家对县(市)财政的审计调查样本有限，尚不足以涵盖全国的情况，但也足以客观印证问题的严重程度！

　　之所以对安徽省的此项税改不敢过于乐观，不在于要否定此项税改的正面意义(安徽下决心这样做，已委实不易)，只在于税改与政改不同步———不配套。

　　试想：一座庙堂突然被减少了斋食，而庙内的和尚却无法减少，会出现何种情形？惟一的解困之道只能是庙堂另辟“创收渠道”。同理，供养县、乡两级“公家人”的财政收支突然间减去一截，而不对“公家人”采取精简措施，也只能逼着他们另辟“创收渠道”。“收”从何来？最终还不是换个形式摊到农民头上！

　　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这是导致众多县乡财政沦为“吃饭财政”、“赤字财政”甚至“讨饭财政”的根本原因。穷县、穷乡也大搞“政绩工程”瞎折腾可以降格为次要原因(后者乃雪上加霜)。仍以受到国家审计调查的49个县(市)为样本，仍以李金华汇报数据说事儿，这些年中，49个县(市)人口增长4.6%，财政供养人口却增长22%！

　　回首20多年的改革历程，许多具体的改革事项总是反反复复———难以达到改革之初衷。为什么？就是光改易改的，回避难改的。按此套路操作，改革的配套从何谈及。此番有限度税改，若不与基层拆“庙”减“和尚”同步，其效果难被高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