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人民币汇率：国家利益第一 汇率机制优先

　　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6月26日凌晨，美联储宣布降低基准利率25基点至1.0%。这次降息是美联储自2001年1月以来第13次削减利率。

　　“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这是个全球性事件，值得关注！反通货膨胀手段多，但对通货紧缩却少有对策--这是全世界中央银行家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对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的这个观点，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想必是会同意的。长期以来，盐川正十郎坚持认为，世界多数国家之所以会出现通货紧缩，正是因为中国人为地将人民币维持在一个“弱势”水平，以增强其出口竞争力，这才使得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加大，而日本也深受其害。因此，他认为，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经济增长并扭转全球通货紧缩的政策都必须包括人民币汇率调整这一环节。

　　自去年上半年以来，盐川正十郎为他的观点马不停蹄地游说着国际社会，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也在其后纷纷呼吁中国对人民币重新估值。更有甚者，有人提出，类似《广场协定》的货币干预政策应在人民币身上“重演”。这指的是：1985年，在多年美日贸易磨擦的压力下，日本与西方七国签署了一份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日元被强制升值3倍多。

　　然而，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却与这些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由于近期美元对欧元及其它货币的汇率呈现持续下跌的态势，人民币汇率又实施“钉住”美元的策略，比价一直固定在1：8.27，这种“挂钩”使得人民币的实际币值随美元而产生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的差异和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去年，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实际汇率分别下降了2.8%、16.5%和5.2%，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平均汇率则下浮了6%左右。

　　而在国内，或许正如前财政部长项怀诚离任前夕所说：人民币已经明显感到了升值压力。一方面，巨大的“双顺差”已延续多年，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外汇储备已高达3000多亿美元，货币调控部门仍在不断地购入美元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曾几何时，全球几乎一致看跌她，这一次，她则面对着升值的压力。

　　6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对这一压力作出了正式回应：在近期，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水平将继续保持稳定。

　　6月26日，李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21世纪》：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为什么会在近期如此强烈？

　　李扬：事出有因。这两年来，国内政府、学术界关于汇率机制、汇率水平等问题，讨论得很多。其实，国际上给的压力也很大。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一直处于贬值压力下。直到去年上半年，日本抛出由于人民币定值过低导致其出口不振的说法，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才渐起。有些评论也跟着称，全球通货紧缩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影响。这种说法挺无道理，而且颇不友好。这是日本将国内矛盾际化，用外部因素来掩盖其内部问题的手法。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量在全球出口总量中的比重不足5%。与日、美占百分之三四十的出口量相比，究竟谁影响全球的物价是很清楚的。

　　对人民币汇率还有另一种看法。今年5月，美财长公开表示，希望看到人民币的“形成机制”发生变化。他的理由是，中国既然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个组织又只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参与，因此，既然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市场化，其汇率当然也要市场化。几乎在同时，高盛公司也出了一份的报告，同样指出：仅仅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是不足取的。先调整汇率机制，汇率水平跟着变动，这才比较可行。

　　类似的呼声，在市场上很快反映出来。在新加坡等地的外汇远期交易中，人民币的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直落至1500点，相当于人民币升值了2%，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目前的舆论。

　　《21世纪》：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时机真的已经到了吗？

　　李扬：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大于贬值压力。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要求看，长期保持“钉住”亦不足取。从国家利益上讲，汇率形成机制的变革需要时间，而在机制改变以前，汇率水平应当保持稳定。同时，面对升值压力，我们还须采取措施来“对冲”其负作用。主要负作用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由于房地产、城市建设、电力、汽车等投资骤然加大，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值得警惕，特别是，如果有国际投机资金进入，形成无交易背景的外汇储备，其负面影响就更大了。

　　我们要特别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的对外竞争力不是靠贬值得到的。中国企业的产品价格竞争力并不靠货币因素。据高盛公司的研究，价格因素只能解释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很小部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来自大量非国企进入国际贸易市场，来自大量低成本、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存在。

　　总之，我们之所以不急于就汇率变动做出决定，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汇率水平是由相当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没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确地计算它，更不能根据某种计算的结果来调整其水平。从根本上说，判断汇率水平合适与否的惟一标准，是看汇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而汇率制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变动，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这种汇率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稳定汇率为稳定经济所必须，我们就必须稳定汇率。

　　定性地说，在人民币目前这个汇率水平上，如果经济增长率合适，国内物价水平合适，国际收支状况合适，就业水平合适，而且，所有这些指标都有可持续性，那就不应该轻言升、贬值。可以说，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状况的总体是合适的，是可持续的。因此，对于汇率机制的改变，我们还有时间来研究。

　　《21世纪》：难道人民币丝毫不存在内在的升值压力吗？

　　李扬：目前，人民币的确存在升值压力。这种压力因国外机构和媒体的炒作而上升，但真正的压力在国内，在国内货币供应方面，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中央银行不断购买外汇，增加货币供应，其结果有可能不利。

　　应当说，近几年来，这种压力一直存在。进一步说，外汇储备上升很快，如果是有贸易背景，那就是正常的。但在目前，外汇储备的增长中，不能否认可能蕴含着许多投机行为。今年前5个月，银行结汇245亿，但同期贸易顺差只有23.7亿。前者是后者的10倍。其中，定有一部分是国外资金看中人民币升值潜力而借机进入的。

　　《21世纪》：我们目前的货币调控能力是否足以应付持续买入美元，特别是在央行票据的发行量已累计超过了2000个亿的情况下？

　　李扬：迄今为止，我们对货币的调控能力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过多依赖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增长的影响，可能有一定负作用。

　　我个人认为，对冲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方法有5个。即财政部发行债券；将财政部在央行现有债务证券化；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央行对存款货币银行债权证券化；以及央行发行以自己为债务人的央行票据。如你所说，央行票据的发行颇为成功。至今它仍然堪称现实有效的选择。而我觉得，最有用的还应该是将外汇资产证券化。

　　《21世纪》：只要调控、对冲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水平、机制、制度都不应该有所变化？

　　李扬：前面我已经说过，在中国境外，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汇率已经达到8元左右，某些研究又称：合理的人民币价位应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左右。这都是一些说法而已，可供参考，但是，我国货币当局还是决定，在近期，人民币汇率、利率水平都应当保持稳定。

　　但这并不代表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将被长期保留。我认为，汇率机制的改革应当提上议事日程，其重点在于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推动汇率机制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生成市场化的汇率水平。如果只是着眼于汇率水平的变动，则无论是调高还是调低，依然是管制汇率，均不足取。同时，我们还认为，在汇率形成机制改变之前变动汇率水平并非良策。

　　在这里，关键是要明确，我们的目标是推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市场化。关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外汇供应，比如将结售汇制度从强制变为意愿，资本项目的部分放开；二是外汇需求，这主要指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自由化；三是央行对市场的干预，我们也许可以减少央行干预市场的频度，同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在这三项中，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资本项目管制，其次是央行的干预行为。

　　《21世纪》：我国一直在强调汇率的“稳定”。而实际上，目前的汇率只能称其为“固定”。难道不能更“灵活”些吗？

　　李扬：我认为，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并不清楚，融入国际社会，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因此，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灵活”，应是正确的选择。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经济大国，货币政策应保持独立性。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从长远来说，我国的汇率制度确定究竟是浮动、钉住美元，还是钉住“一篮子货币”？我觉得完全地钉住美元恐怕是不可取的。

　　《21世纪》：人民币汇率若真有变动，对我国经济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李扬：变动汇率制度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汇率水平的高低。最重要的是经济体的反应方式，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是监管当局的调控方式的转变。据我研究，日本当年出问题，在于其汇率放开后，上述各个方面都未发生转变。因此关键问题仍在于转变运行机制。而且，大家要记住一个事实，当时，日元在不长的时间内暴涨三倍，但是日本产品依然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日本依然有大量顺差。就是日本自身的例子也不能说明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有多大影响。日本经济如此萧条有两点原因很重要：首先，日元涨价后，很多日本人就到美国去投资，作资本输出，当时时兴的是日本人“买美国”，买美国的好莱坞，买大量的房地产，甚至去买纽约市中心的帝国大厦。但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大幅下泻，首先受到损失且损失最大的就是日本，致使很多钱付之东流。反过来，房地产价格下泻，使得银行抵押品价值缩水，加重了银行的坏账负担。其次，日元涨价后，日本人在国内也大量地买房置地，使得货币泡沫转化为房地产泡沫。

　　其实，在正常状态下，汇率变动只是一种结果，不是原因。因汇率变动而使经济受挫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它颠倒了因果关系。同时，日本的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日本人对我们的指责是欠考虑的，我们应吸取教训。

　　《21世纪》：那国内企业应该怎么去应对汇率变动？

　　李扬：看起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我想强调的是，要想使这一改革产生积极影响，我们的监管部门、微观经济主体都应当能适应这个政策变化，当然这就需要时间。而那些已经习惯于固定汇率，习惯于以固定汇率作财务报表、作企业规划、作投资战略的企业，应该慢慢地去习惯汇率的变动，起码要习惯在一个区间内汇率有一定的变动。企业一定要牢固树立全球化的观念，须知，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大国肯定不会长期只钉住某一种货币的。这是我给广大企业和居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