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中国银监会刚一挂牌，周正毅事件就接踵而来。尽管该事件早已为潜在的风险，但目前的爆发不能不说是对新成立的银监会的一种考验。正如安然事件出现后要求美国证券监管进行重大改革一样，面对这种挑战也许是银监会重新界定其权力与功能、对国内银行业进行重大改革的契机。
凭心而论，无论是成立银监会，还是化解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近几年来，国内银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四大国有银行也开始按照商业银行的规范在进行改革。可以说，从技术层面上说，经过这几年的改革，国有银行的内控机制与监管体系基本上与国际惯例接轨，而且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在形式上与发达市场体制下的商业银行也没有明显差别。至于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审贷制度更是具有独立性与严格的审查制度。
但是，无论是从机制与决策上还是从程序上，为什么看上去应该没有问题的国有商业银行的授信风险管理体系，却让国有银行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许多问题不仅可以长期掩盖，而且在国有商业银行中的巨大问题一旦披露出来总会触目惊心？其实这些问题正是反映了不同的制度机制的内在冲突。
近几年来，中国银行一直处于国内银行业改革、国内银行业与国际接轨的浪尖上，当旧的制度规则、管理方式、运作模式、激励机制与新的市场制度接轨时，所面临的冲突与不适应性、其本身所具有的缺失性也就暴露无遗了。周正毅事件在香港和内地金融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对此事件基本上也有了一个共识：即以该事件为契机，推进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但是，人们往往把该事件的原因归结为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审贷制度脆弱、国有银行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及信贷文化缺陷等。当然，这些原因自然是国有银行不能有效运作的原因所在，但最为重要的是国有银行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
就目前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的选拔机制来看，基本上没有走上市场，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进行。国有银行不是企业、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事业单位，但又是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事业单位，追求人事级别化；作为政府，高级管理人员追求行政级别最高化。在这种干部行政化体制下，国有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完全企业经营者与政治家一体化，而且这种干部机制还在政治上赋予了这种一体化的合法性，国有银行的行长既是银行家也是行政官员。这种双重身份也让国有银行的行长面临着双重激励：一方面，作为经营者，国有银行的行长受制于货币化激励，即国有银行行长会在竞争性市场上追逐个人货币的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国有银行的行长又受制于行政级别激励，即追逐个人政治效用的最大化。在这种双重激励的条件下，当国有银行行长的显性收入大幅度上升时，也就会面临着来自非正式制度的压力，如同级别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及官员收入水平的影响。这也就使得国有银行行长的显性收入会有所限制，转而追逐如住房、座车、办公室等非货币性消费或公款性消费的隐性收入。
正因为国有银行经营者与政治家两个市场的一体化，在两个市场高度流动性的情况下，国有银行行长面对行政级别激励与货币化激励会无所适从，最终导致的是经营中的相机抉择问题。甚至于银行家会利用其手中掌握巨大资源优势在两市场之间进行交易。还有，由于银行经营者随时都可能回到政治家岗位，这就使得成为政治家的他们对银行监管可能变得不可置信。
也许我们可以看看美国的证券监管模式，看看这种模式是如何运作的。美国证券监管模式有两大特点：一是强有力的证券监管委员会，其成员直接由总统任命，政治上赋予较高的地位，享有民事执法权力；二是政府介入较强。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一方面要受到国会的严密监督，另一方面又有国会的大力支持。新成立的中国银监会有这样的制度环境吗？谁来监督银监会并促使他们努力工作？通过何种方式来保证银监会能够行使其职责？
总之，目前国有银行并没有真正地进入市场，因为它既没有明确的产权界定，也没有形成银行家与职业经理人市场，对金融机构的高级经理人的选拔不是从市场中来，而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从而也就无法形成与市场相一致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都是银监会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
(作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电子邮箱：yxrong＠vip.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