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不断爆出的金融案件已经向决策者敲响了警钟：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存在许多新的风险。毋庸置疑，国有银行近些年来的确在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方面——诸如综合授信、信贷集中审批和要求信贷审批人对不良贷款承担相应责任等都取得了进展，并且由此显著提高了银行新增贷款的质量。但是，我们对于新增贷款的潜在风险绝对不可忽视，而信贷质量更是中国
金融体系波动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没有可资信赖的信贷数据，这意味着无人知晓中国金融体系中不良贷款的准确水平。然而，公开的数字将有助于揭开中国巨额不良贷款的一角：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声称，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今年3月份为24.1%、2002年年底为26.1%、2001年底为31%。而在1999年到2000年，四大银行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划转了约1.4万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这一数额分别相当于1998年底贷款余额的21%和2002年底贷款余额的13%。截至今年3月，4家资产管理公司共出售了3240亿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回收了约715亿元的现金，这相当于20.8%的回收率。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未来出售那些质量更差的资产，我们预计回收率将会进一步降低，而坏账核销对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的降低是杯水车薪。
中国最近进行的银行内部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新增贷款的质量。据悉，中国新增贷款的坏账率只有大约1%。这些数字值得仔细关注：因为有证据表明，新增贷款的质量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好。首先，长期贷款的份额已经从1998年的25%上升到2002年的50%。贷款期限的延长隐藏了新的不良贷款，尤其是当一些银行希望通过利息资本化来满足当局要求不良贷款的下降目标；其次，大量贷款投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的6600万基础建设投资在过去5年已经吸引了超过3.2万亿人民币的非政府资金，而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银行。尽管这些项目中的很大一部分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很有好处，但它们却只能产生很低的回报。此外，广泛存在的腐败同样意味着有些项目存在资源的浪费；第三，部分由于中国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高涨，中国的资本新增额／产出比率(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改变量)在过去2年内已经从90年代的略小于2倍飙升为过去2年间的6倍，超过日本以外亚洲国家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水平。新增资本／产出比率的迅速上升代表着单位投资带来的产出额的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投资效率的降低；第四，低效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过快增长。过去5年间中国的资本扩张速度约在13.5%，几乎超过同期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2倍。由于工资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这意味着总收入中劳动所占的份额在上升，这些都意味着整个经济中的资本回报率在过去5年间持续下降。不断下降的投资回报率看起来会影响银行资产的质量并因此产生新的不良贷款。
中国的不良贷款不只是银行体系的问题，而且是对整个财政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潜在威胁。这是因为国有银行100%由国家所有，这些银行约70%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很多时候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大部分坏账。中国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远低于其他国家，因为后者的银行主要由私人所有，即便在这些国家中，政府也不得不承担银行清盘损失的60%。
按照传统做法，诸如预算赤字、国债余额和外债水平，中国的负债率几乎是亚洲国家中最小的。但是，如果算上国有银行的坏账、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和社保基金缺口，中国的真实债务水平是非常高的。我们估计，中国总的债务接近1.2万亿美元，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0%，使得中国的负债率位列发展中国家前列。
为了阻止中国不良贷款的上升，中国必须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通过引进外资、上市等手段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治理水平，同时必须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只有在银行成为商业化合法经营的实体、政府不能再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商业银行的经营，中国的银行业才会得到较大的发展。而这些改革必将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未来几年间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