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威／文

　　活力和洞察力，一位真正的律师必须具备的特质，你都可以在梁定邦先生身上找到。这样的能力让他在中国金融改革历程中总是可以适应主角的节奏，并能在某种制度的框架内对人的行为给予合理的解释。在过去的几年中，作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的梁定邦先生曾经不断地发出声音：推崇“蓝筹股”、支持政府为高科技企业上市开路、呼吁建立“二板”市场、介绍并推动引进QFII制度、成立“开放式基金”、提醒政府和银行关注中小企业，这其中最洪亮的声音莫过于“让市场去管理市场”。相比人们心目中的官员，他更像一位社会活动家。

　　但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除了知道他在2002年春季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开讲座外，梁定邦先生活跃的身影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6月11日，人们意外地再次在媒体上看到了他的名字和新的职务——中银香港董事会专责委员会的召集人。这个专责委员会将在会商香港金管局后确定其职责范围，并获授权聘任外部顾问，对中银的贷款审批程序、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机制作全面审查。

　　消息公开之后，多数人都感觉这是一个恰当的选择。一位监管机构人士说：“中银专责委员会无可避免要看是否有人做错事，这是十分敏感的工作。”由梁定邦任委员会召集人，有两个好处：首先，他在香港的公众形象良好，既是有着绝对公信力的“资深大律师”，又曾在1995年至1998年间出任香港证监会主席。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本应在这一年7月结束任期的梁定邦先生应邀续职一年，以保持在政权交接过程中政策的连续性，他一面在香港证券市场培育风险管理技能确保稳定，一面敦促在香港上市的国企全面披露信息，并说服内地协助调查内部交易，回归之后，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俱乐部一员的地位未受影响，梁定邦先生功不可没。一位银行家说：“他是香港人，又广为市场中人所熟悉，让他负责审查，看来较为独立可信。”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政府中拥有良好的人脉和关系。这次审查的敏感性可想而知，需要一个让多方信赖、又了解各种想法的人来进行。

　　这其中的一个巧合是，1994年，还是香港联交所理事会成员的梁定邦先生就力主内地国企在香港上市，并帮助起草了相关的监管制度。对于“红筹股”落地香港，当时就有不少的国际投资者表示反对，而信息披露不充分成为他们最大的担心。9年后的今天，梁定邦先生仍然要面对同样的问题，他要完成的仍是他出任证监会首席顾问时的使命：促使监管机构创造一个让境外、境内投资者都相信自己会受到称职官员公平对待的环境。但是，他也一样知道：“无论监管如何有效，作用仍然有限。高度的诚实和职业能力才是一个高效而又受人尊敬的市场的最牢靠的基础。”

　　1998年，应朱镕基总理之邀成为中国证监会的“一元顾问”后，梁定邦先生并未预见到自己的身份会从一位“技术官僚”悄然转型为“传教士”。2002年12月，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一次演讲中，梁定邦先生坦承，原以为自己最有把握奉献的证券市场技术和监管知识，并不是内地人最需要的东西。在无数次演讲和与媒体的接触后，他发现人们最感兴趣的并不是证券市场的技术层面，而是如何建立起能够保证公平，并且具有可预见性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支持。因此，梁定邦先生不得不暂时收起他的“解决方案”，致力于“播种”观念和常识。

　　毫无疑问，观念抵达的速度永远都要慢过可见的利益。梁定邦先生发现，有太多的内地交易者出于冲动而非理性而交易，有太多的公司对公司治理一笑置之，有太多的内部交易在监管的盲区里公然进行，而他一直以来所尊崇的并视为当然的“具备工作伦理的社会”也被很多人视为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1998年，梁定邦先生曾说，中国证券市场走向规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而当时在他的概念中，“长期”指的是三五年。五年后，梁定邦先生知道他必须调整他的预期：“每个人都表示公正、廉洁、清晰是证券市场正常经营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实际上却寸步难行。在中国市场要做到以上三个原则，必须要先有良好的权力控制机制，这是目前中国有待加强的。”

　　正如梁定邦先生自己所言：“我很乐观，社会日益开放、公正、文明，希望有一天金融证券市场不需要监管。”而现在，他必须重新收拾起“守夜人”的工具，在善恶园中去芜存真，并不遗余力。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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