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上海富豪接连出事，而此次事件的导火线又是问题贷款，并且已经有银行的金融高官被立案调查，一时间许多银行都有一种自危的感觉。有媒体报道说，国内多家银行为此纷纷向民营企业亮起了红灯，收紧放贷的口子，尽管这些民营企业与出事的富豪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
左右这些银行决策背后的动机或许是相当简单的。因为是向民营企业贷款出的问题，所以就应该卡紧对民营企业的贷款。也许银行方面相信因此可以减少信贷风险，减少出问题的几率。但是客观地说，这种逻辑不仅没有任何的根据，甚至也根本无助于银行改善其风险控制体系，真正消除潜在的信贷风险。
不可否认，民营企业贷款确实存在对风险测算和评估不够谨慎的情况，确实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在采取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套取银行信贷，银行因此而增加信贷风险也并不奇怪。但是，一个企业在贷款过程中是否违规，是否在信贷的使用上超出了银行规定的范围，跟这个企业是否是民营企业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想当然地将这些问题跟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挂钩。银行的信贷风险更多地与其内控体系是否完备有关。审视问题富豪的贷款细节可以证明，在大多数时候，违规贷款都与权钱交易相关。这表明，国内银行的企业化生存还有诸多欠缺，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业来说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银行业在此时期信贷政策的摆动，或许可以看做是金融恐私症在特定情境之下的一次放大和回潮。在过去几十年中，这种恐私症多少左右着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看法，进而影响着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向。也正因为如此，相当数目的民营企业无法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其发展所必须的资金支持，被困于贷款难题中难以脱身。民间借贷和地下钱庄的一时兴旺或许正是对这种尴尬局面的典型写照。而且，虽然不能说问题贷款尽数由此而生。但不可否认，大道不畅则小道盛行，一些企业情急之下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贷款也自有其无奈的一面。
因此，就银行而言，更需要反省的不是对哪一类所有制企业的贷款有问题，而是其信贷体系和风险内控体系是否不足以防范贷款风险，找出其内部的病症来加以改进，并且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适应入世后竞争下的企业化生存。如果一味地指责民营企业在运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以此为借口来调整运营方略，就有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推卸责任于外部因素的嫌疑。从长远来说，这种缺乏内省精神的过激反应不利于银行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诸多急于海外上市的商业银行而言，也有损于其建立诚信的公众形象。
尽管此次银行的紧缩行动将对民营企业的信贷产生何种影响尚有待观察，并且也并非所有的银行都采取了同样的政策。但是采取类似行动的银行主要是在上海等重点城市，考虑到非典已经对很多企业的正常运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如果银行在此时不能给企业以必要的支持，反而以根本无法成立的理由置民营企业的正当信贷要求于不顾，则很有可能伤及这些地方的民营企业的元气，并且波及经济复苏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