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宁：这轮监管风暴将是持续性而非运动式的

　　这轮监管风暴将是持续性的，而非运动式的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

　　银监会成立一个月有余，开始整肃政纪，近期农凯、万泰事件，应该不只停留于震慑，核心是持续性监管。

　　应当注意的是，今后加强金融整顿力度，将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日常工作，而不是运动式的紧张一时

　　□本报驻沪记者 王丰

　　南方周末：在国有银行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尚需时日的条件下，银监会的此次监管风暴，较以往有何区别？

　　魏加宁：有人认为，国有金融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不起来，光搞监管体制改革意义不大，对此，我持部分保留意见。

　　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对。或许中国的银行业改革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国有银行能否建立起现代银行制度和规范的治理结构，但是，银行改革能否真正启动，却首先取决于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改革能否到位。

　　过去，我国的银行改革之所以迟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中央银行身兼货币政策职能和银行监管职能于一身，同时又对国有商业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偏爱有加。

　　就好像一慈母，左手抱自己的孩子，右手拿着奶瓶，始终舍不得放下手中的孩子，孩子一哭就赶紧喂奶。

　　成立银监会的一个大好处是，腾出了拿着奶瓶的右手，可以打屁股了，而且也只能依靠打屁股(加强监管)来维持金融秩序了。

　　这样就可以通过“断奶”来迫使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比如农信社等国有或准国有金融机构非改革不可，不改革就没有别的出路。

　　1993年，全国金融整顿，目标是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和房地产泡沫；1998年金融工委设立，央行下设八大区，对付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成立银监会，应对银行业加入WTO时局。

　　南方周末：可否说，以杨斌案等民企骗贷案的东窗事发，中国正在经历以银监会担纲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金融整顿？

　　魏加宁：银监会的成立，加大金融整顿力度，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该机构唯一的责任所在，“不加强银行监管工作，银监干什么去呢？”

　　银监会成立以来不足一个月，其“三把火”引人注目：一、成立国际咨询机构，加强决策的规范化、透明化、民主化；二、放宽银行业的市场准入，并将其规范化；三、狠抓银行监管，整顿金融秩序。

　　应当注意的是，今后加强金融整顿力度，将不是搞运动的方式，紧张一时，甚至是走过场，而将成为金融监管部门的主要日常工作。

　　1998年改革银行体制、实施大区分行制度之后，已暴露出对地方金融结构监管乏力、中央监管鞭长莫及的问题。有报道说，在银监会成立的同时，作为补救方式，在地方成立地方政府辖下的金融办，以协助中央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

　　新的地方政府金融办，除了向地方政府提出金融发展方面政策建议，协助中资、外资及外地金融机构发展之外，它的另一项重要职能，将是“主动协调中央监管部门，完善相应监管制度，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金融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

　　南方周末：那么，地方金融办与银监会系统如何契合？

　　魏加宁：这个问题是我们几年前到地方研究时就已发现并加以提出来了的。因为自1993年加强宏观调控、1994年推行金融改革以来，基本主线是金融监管权力的集中，垂直化领导。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正确、及时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金融监管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病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从理论上讲，为了保持金融市场的统一，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的基本框架，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模式，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明显，完全按照“一刀切”来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既不合情理，也无法做到，监管的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中央鞭长莫及。

　　从实践上看，在现行体制下，基层的金融监管工作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总比一个积极性要好，但是，如何做到既能够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防止保护主义，是一个难题。

　　我个人认为，必须在下放基层金融监管权力的同时，加大地方政府的责任，加大中央政府以及地方人大的监督和约束，让地方政府承担相应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