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的是法系下的纪律

　　—由《走向共和》谈到非典

　　中国想长治久安，要的是靠着法条建立的纪律。靠行政体系的运作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建立起全民动员的纪律，政府有效地抗击非典。而这种全国纪律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起着正面的作用。

　　电视剧《走向共和》对国内观众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我认为该剧可能会带给大众错误的印象，认为中国百年来的积弱是由于专制政体而造成，因此为求中国的强大，我们需要引进类同西方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想利用这篇文章提醒社会大众，我们今天需要的不仅仅是如同《走向共和》中革命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所追求的宪法及议会制度，我们今天更需要的是—纪律。

　　法系不重要，透过法系而建立起来的纪律才是强国之本

　　为了解释我的观点，我想先从西方的法制开始讲。

　　十八、十九世纪的超级强国是英国，二十、二十一世纪的超级强国是美国，美英都是普通法系的国家，为什么普通法系的国家能够造就世界强权，到底普通法系是什么样的精神，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样的纪律？

　　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追求精英主义，不太重视普通法系的治国精神。小时候父母逼小孩念书，说你考98分，不行啦，下回要考100分，我们常常受到这种不必要的折磨。小孩长大了，我们对下一代也是这种要求，你考97分，还不如我当初考98分呢，你这个水平不行啦，下回一定要考好，你好好的念书，将来才会成为伟大的人。怎么才能成为伟大的人呢？你一定要是精英才行。

　　中国人的精英主义思维是根深蒂固的。举个例子讲，假如上法院去打官司，一个人对你说，那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心里肯定不放心。你想农民那能判什么案子啊。如果那个人对你说那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那你马上就会放心了，因为你认为法学博士肯定能把案子判好。我们都是这么想。

　　我们不理解英美两国却宁愿选择农民而不会选法学博士判案。为什么呢？因为精英主义的思想非常狭隘。

　　我常常讲下面这个半虚拟的故事，以协助大家了解什么是普通法的精神。这是我美国同事的经验，但我将自己当成主角来做说明。当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接到法院通知要求我去法院当陪审成员。我自认是精英，因此特别穿上西装，打上红领带，开着车去了地方法院。到了法院的时候我看到大概有12位陪审员坐在一起，他们基本上都是黑人、波多黎各人，还有怀孕的妇女，一看就知道不是精英。到最后我发现好象只有我是精英，别人都不是。我还把椅子移远一点，不想跟他们靠得太近，感觉上他们太没水平了，而我自认为我这个人太有水平了，因为我是精英。

　　按照普通法的惯例，对方律师必须询问每个陪审员，而后再决定你够不够资格。我当时想，不管别人如何，反正我肯定够资格，因为我是精英嘛。当对方律师询问我的学历和职业时，我很骄傲地站起来说，我是沃顿的金融学博士，目前就任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没想到我因此而丧失了当陪审员的资格。

　　我完全不理解为何一个精英竟然没有资格当陪审员判案。我事后跟律师和同事充分沟通后才理解像我这种精英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偏执狂，想想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穷其一生的精力钻研一般正常人看起来无聊的东西呢—例如举证责任等等。这是典型的偏执狂才会做的事。偏执狂对于大部分事情都自以为是，且有着很深的偏见，因此这种人就最不适合判案。陪审员就要找那种看起来就不是精英的人，而且脑筋空白的更好。例如对方律师会问我看不看报纸呀，我肯定说我不但看而且每天看，以深入研究这个案情。这个答案又正是法庭不要的答案，法庭反而希望你最好脑子是空白的，报纸也没看过，书也不会念，字也不识的最最好。

　　中国人难以理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农民判案就是普通法系的基本精神。普通法法庭就希望这些由这个社会所孕育出的这一批人，按照自己最普通的想法来判案，他这个想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的想法，而是这个社会—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老师、电视、收音机—从小带给他的熏陶。因此虽然他们很单纯，可是所想的就是整个社会大众的缩影，一点都不偏激。

　　为什么今天“银广夏”造假事件在中国没有办法被判案，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法条基本上都是落后于犯罪的。可能几年以后，我们会修改法条，但至少现在没有有效办法对付类似“银广夏”造假事件。因此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银广夏”仍然在市场挂牌交易，而且没有一个造假参与者被判刑。

　　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了，当律师问陪审员，你们认为“银广夏”有罪吗，陪审员会怎么想呢？他们虽然本身没有水平，而且不懂法条，但是他们却会说，如果我儿子成绩单造假，我一定会揍死他，既然我儿子的成绩单不能造假，“银广夏”的成绩单为什么可以造假，当然是有罪。因此不需要法条，法官即可根据陪审团的判决定案。这也是为什么金融股票市场在普通法系国家才能蓬勃发展。因为普通法确实能孕育出一个好的市场，普通法能控制住股票市场的造假等不法行为。

　　但是读者千万不要误认为引进普通法就一定好。普通法系本身无所谓好与坏。例如菲律宾就是美国遗传的普通法系国家，但他们却很差。英国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不也是传承了普通法制度吗，例如印度。但除了新加坡和香港以外，几乎没有像样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因为这些殖民地的人没有学到普通法的真正精神—普通法纪律。

　　这个普通法系的纪律一般人看不到，也摸不着，但这个纪律却把每个人都牢牢地拴住。举个例子讲，刚到美国去的时候，我开门后就直接走过去，然后把门向后一甩，也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要过。可是我感触最深的是老美一般都会把门扶着让我过去，而我过去了以后还是把门向后一甩，不太管后面的人。但是当我甩过十几次门以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也开始扶着门让后边的人过了。普通法系这个精神深入人心，每一个国民都流着普通法系的血，也就是靠着这个普通法的纪律在运行。因此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是不成文法，只有原则而无条文，但是所有老百姓都知道该怎么做，这就是因为这个社会从小到大抚育你灌输给你普通法纪律的结果。

　　而英美的纪律是我们处处可以清楚看到的。例如美国一年要有两次根据日照情况，调快和调慢一个小时。美国媒体只是在调整前一天在主要报纸公布一条小消息而已，但第二天美国全国按照标准一起调整了时间。这种全民的纪律是可怕的，试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可以做得到。

　　中国内地所奉行的大陆法系是怎么形成的呢？基本上是把大陆法系法条引进来，但大陆法系精神的引进却是另一个问题。

　　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是谁颁布了第一个大陆法系法典？—法国的拿破仑。拿破仑是军人出生，他是个军事天才、治国天才、政治天才、法学天才。拿破仑理解英国的强盛基本上靠着普通法系所形成的纪律。但他也知道普通法的纪律是法国人学不会的，因为他们没有流着普通法系的血，那怎么办？如何跟英国抗衡？他想到了一个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法系，他建立法条让老百姓遵循有法可依的纪律。举例而言，法律规定开车走右边，你不好好走，我就处罚你，你流的血虽然是散漫的血，但我用外部环境制约你。当时法条规定得非常严格而且具体，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这就是法国人当时的一个风格，目的就是创造一个纪律。因此，拿破仑创造大陆法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替法国建立起一套大陆法系的纪律。拿破仑的伟大，在于他能看出普通法的纪律是强国的根本，因而建立一个大陆法系的纪律与之抗衡。

　　那么第二部大陆法系法典是谁写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也看到一样的问题，所以他按照拿破仑的思维，在德国创造了德国大陆法典，创造出德国特有的纪律。法国人的纪律在拿破仑时代发挥得淋漓尽致，全民皆兵，席卷欧洲，经济建设也在一声令下后大大发展。没有人敢违背法条，也没有人愿意违背法条。

　　在普通法系的国家，纪律是自然形成的，是学不会的。但是大陆法系国家却可以靠行政命令、长官的意志而全民皆兵、全民建设、促成经济发展。德国的俾斯麦为什么叫做“铁血宰相”呢？就是他对工业建设(铁)、军事建设(血)是极端重视的。为什么这个建设可以顺利执行呢？就是因为德国大陆法系法典形成了德国人全民动员的纪律。

　　亚洲哪个国家最有纪律？—日本。我们很多的史书都在讨论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及影响，但我们很少做简单而正确的结论。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只有一个—创造出日本的纪律。

　　各位读者想想世界过去300年的历史不就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所改写的吗？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强权。这五个国家的特点在哪里呢？虽然他们有三个不同的法系。一个大陆法系，一个普通法系，一个日本自己独有的法系。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纪律。因此我的结论很简单，法系不重要，但透过法系而建立起来的纪律才是强国之本。

　　因此，中国要长治久安，要的不是类同西方的宪法，也不是议会，而是纪律。我们怎么把纪律建立起来呢？这是我们中国未来成功的关键，由于普通法系的纪律是学不来的，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大陆法系的纪律。也就是说大陆法系带给我们的不是法条，而是由大陆法系的法条建立起来的一套纪律。我们现在已经慢慢了解到纪律的重要了。例如北京的出租司机一向横冲直撞，管不胜管，禁无可禁。但目前北京市政府引入“12点政策”，例如闯红灯扣4点，12点扣完后必须得重新申请驾照，特麻烦。因此出租车司机就不再敢横冲直撞了。这就是靠着法条建立的纪律。

　　曾有人问我，中国人的服从性是很高的，这不也是纪律吗？可是这不是强国的纪律，我们不要对人、对长官的个人服从，我们要建立一套全国老百姓服从法制的纪律，这才应该是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法制化的真正目的。

　　由非典谈纪律

　　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很清楚非典的传染渠道是靠飞沫、接触传染。因此当一个人得了非典后，必须将这人所接触过的所有人隔离起来，否则将无法控制疫情。政府想有效地抗击非典，就必须集全民之力行动一致地打击非典，也就是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全民抗击非典的—纪律。否则就会如同台湾地区电视所报道的情况一样造成非典失控。例如台湾一个高中学生被隔离后却仍然到补习班上课，另外当“台湾当局政府”抽查被隔离民众时竟然发现有些民众给的是假地址，人也找不到了。

　　两岸三地各有各的一些不同的传统，各有各的法制系统，各地如何建立起抗击非典的法制就相当有启发性。我以医护人员的纪律为例来表达我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三个地区以下三个发生在医护人员身上的现象。

　　1.香港的医护人员没有喊任何口号，默默地救助这些病人。而且很多医护人员怕传染给自己家人所以根本就不敢回家而住在宿舍里。我们没有听到香港的医护人员有任何一个人打了退堂鼓回家不干了。

　　2.台湾和平医院因非典而封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群护士冲到警戒线和警察大吵大闹要回家。而且从电视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个护士歇斯底里的要跳楼自杀。此外，护士和医生竟然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去看护非典病人。抽签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医生没来，当大伙找到他们的时候，这些医生说手机关机了所以没有接到抽签的通知。更有趣的是有些护士把自己反锁在宿舍里而将辞职信由门缝塞出去。

　　3.中国内地的医护人员也是如同香港医护人员一样非常尽力地救助非典病人，但从媒体的报道看来，很多中央和地方领导与非典医院的医护人员喊着例如“冲向火线”、“以身体对抗疫症”、“团结对抗非典”等等激励人心的口号与非典战斗。

　　那么两岸三地如何建立医护人员的纪律呢？按照前面谈到的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观念来谈这三个现象。香港是普通法系的地区，老百姓在这一百年来已经耳濡目染地受到普通法系的影响，医护人员的纪律因子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虽然没有人对他们喊口号，也没有任何人指示他们应该如何救治非典病人，但他们的血液里已流着普通法系纪律的因子，因此他们从容不迫而习惯性跟随着纪律因子的带领默默地救助病人。香港医护人员所展现出来的纪律可以说是一种自发性的纪律。

　　那台湾地区又是怎么回事呢？台湾是大陆法系地区，台湾和平医院医护人员没有纪律因子的带领去救助病人，一切要凭自己的理性思考，他们的理性思考就是不想为了非典而丢了自己的命。在此种情况下，政府为了彻底执行隔离政策，不得不采取重赏重罚政策强加纪律于医护人员身上。譬如利用加薪政策鼓励医护人员加班救助病人，对于临阵逃脱的医护人员则处以罚款和吊销执照的处分。这个重赏重罚的措施就是大陆法系地区要建立纪律的惟一法则，必须建立一套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纪律，也就是要建立一套强加于医护人员的纪律—即所谓的强迫性的纪律。

　　中国内地也是大陆法系地区，又是如何建立起一套纪律呢？大陆医护人员的思考又与台湾人不同。长期以来，内地经常动员百姓从事一些政治或经济的活动。政府要员必须以身作则的深入到最危险地区以激励人心。读者请注意，80年代初期有关对越反击战的畅销书《高山下的花环》可以说真正描述了大陆医护人员目前的心境。该书是如何结尾的呢？那位公正严明的连长在最后那一刻把贪生怕死的高干子弟—连指导员推开，而替他挨了子弹当场牺牲。当连长牺牲后，士兵从他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几张当票，每一个官兵当场泣不成声，非常担心连长的未亡夫人未来的日子怎么过啊。类似的思维不断地出现在每天的报道上。电视上看到的报道几乎都是前线上的医护人员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看他们的宝贝子女了，但为了救助病人他们甘之如饴。而有些倒下去的医护人员仍然尽力救助病人直到自己不行了。这些医护人员病愈后立刻又加入了抗击非典的大军继续尽力地救助病人……如此的故事不断的反复出现在电视报道里……就是因为大陆的医护人员有着这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心态，因此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自我牺牲的纪律。这确实是比较感人的。

　　我们从这三个故事得到了什么结论呢？政府要有效地抗击非典，就必须建立起全民抗击非典的纪律，而如何有效地建立全民纪律就取决于全民的纪律意识。以香港地区而言，全民纪律意识已深入市民日常行为中，因此香港的纪律可以称做自发性的纪律。以台湾地区而言，缺乏全民纪律意识，而是个体利用自己的理性判断从而形成散漫而自私的文化。当地政府为了建立全民抗非典意识，必须以强迫性的纪律整合民众。而中国内地，平时全民纪律意识比较淡薄，但在危难的时候，全民自我牺牲的纪律就立刻建立起来了。

　　香港的纪律为何不能带动经济发展

　　读者可能会问，香港人这么有纪律，为何1997年以后香港发展却不尽人意。

　　港英政府时代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中国人大多担任低级官员。由于升迁无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而愿意去政府部门的大多是二三流人才。港官当时是完全听命行事而个人无任何决定权，也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比如说今天你过香港移民关，你会发现，香港移民官会一页一页地翻你的护照，来回的看，一页一页地翻。为什么呢？因为规定如此。而大陆海关就有效率多了，一翻就翻到了该盖章的那一页。

　　但所有港英政府下的港官却完全不知道如何在普通法系的架构下做决策。港官真正掌握权力后才发现要学习如何治理香港，因为所有的法令都是只有原则而无操作程序。例如，香港联交所主席邝其志面临退市方案却不知如何操作。港英政府时代规定凡股价太低或交易量过低的可考虑退市，但什么时候应该退市呢，英国上市公司知道，英国官员知道，但港官就是不知道。以2002年为例，伦敦股市有5%的股票自行退市，但香港高官就不知道英国公司以何种条件决定要不要退市。邝其志为了要完成退市的操作程序因此订立了五角退市的标准，如此一来才让退市机制有了操作性。但是这个政策简直粗糙得不可想象。香港股市股价低于5角的有48%的公司有亏损，而股价高于5角的公司也有17%的公司有亏损。因此我不知道5角有什么意义。为什么高于5角有亏损的17%的公司不必面临被退市的命运，而低于5角的52%有盈余的公司反而面临被退市命运。而且1/3股价低于5角的公司其资产收益率高达13.1%。这个数字远远的高于全世界各大股市蓝筹股的6%-8%的资产收益率。我不明白这么好的公司为何要受到退市的命运。

　　因此，今天香港的政策出现一些问题，是因为从一个普通法系转过来以后，完全无操作规则可循，全部都是原则。

　　非典对大陆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

　　非典肯定对我国经济的打击相当大，但我不想再将媒体老生常谈的观点重说一遍，我认为非典对大陆经济发展反而有正面的作用。因为政府在这个时候才真正体会了全民纪律的重要性。

　　举例而言，北京非典爆发后，民工无纪律而慌乱的大规模回乡，这是一个于国于己都不利的行为。例如当你回到乡下后，你全家的生活怎么办呢？你万一得非典到那儿医治呢？不论去哪医治都不如北京的医疗条件好，这么简单的道理，民工竟然不理解。为了彻底控制非典的疫情，政府的行政体系就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我们必须靠行政体系的运作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建立其全民动员的纪律。但是大陆经济体系非常庞大，远远大过法国和德国。在德法两国行之有效的大陆法制度在中国的推行就相当困难，因为地方太大了。例如前面曾说过美国根据日照调整时间的事，在德法两国可利用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行政命令方式推行。但这个所谓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链条建立就必须靠着行政体系的有效运作。对于小国家而言，建立有效的行政体系容易的多，但对大国而言，建立有效的行政体系就加千倍万倍的困难。

　　由于这次非典的打击，中国政府立刻撤掉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这个雷厉风行的做法立刻起了好的示范作用。地方各级首长纷纷对下级官员下了死命令—打击非典不力者立刻撤职。短短的两三个星期全国就有120余名官员被惩处，而且这个惩处数字在各省还在不断上升，例如内蒙古，这实在为新中国建国来所罕有。而且为了有效打击非典，各级官员必须下到最基层，否则无法控制非典，因此造成了中国行政体系行政效率的大幅提升。我敢说，如果明年中国决定如同美国般的调整时间，相信结果一定比去年好得多。这就是全国纪律的提升，而这个纪律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必定起着正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