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新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因素

　　乔新生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一些地区旅游警告的解除，中国的经济曲线伴随导游们的小彩旗又高高飘扬起来了。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的振兴首先从第三产业开始，从商店到饭店，从旅游景区到各个娱乐场所，人气逐渐地上升。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压抑之后，会呈现一次轻微地反弹。

　　从宏观层面来看，疫情的出现并没有破坏中国整体的经济运行结构，市场运行机制还在正常地发挥作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中央的决策及时到位，全国各行各业秩序井然，铁路，陆路、民用航空等交通运输畅通，整个市场的物流、信息流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市场的活力依旧。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市场的自足和修补功能及时地发挥出了作用。从微观来看，虽然一部分行业或部门由于受到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赢利有所下降，但由于中央和地方及时出台了各项补助措施，通过减免税收等方式，保证了这些行业和部门有再生产的能力。从消费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一些消费活动必须进行。随着疫情的消失，这些消费活动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有所增加。因此，中国的经济今后不但不会出现萎缩，反而会出现一些上升的势头。

　　从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来看，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首先，投资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短短几个月的疫情发展对投资特别是战略性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从短期投资来看，虽然上半年的疫情会促使一些国际游资退缩，但由于这些国际游资并没有其他更好的出处，因此，随着中国疫情的解除，这些资金还会再回到中国市场。就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来看，虽然延长休市等一些措施导致中国内地股市出现了一些波动，但由于中国当前的股市已基本探底，所以，这次疫情对股市造成的影响不致太坏。一些人担心，这次疫情的爆发会影响到今后国际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从而给中国今后筹集资本带来困难。这种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非典型肺炎作为一种传染病与其他传染病一样，都有一个发现、扩散、控制、预防的过程。随着疫苗的出现，非典型肺炎将会变得不具有威胁性。相反地，如果投资开发新的药品或疫苗，将会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从消费环节来看，五一长假的取消，确实影响到了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是，消费是一个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上升的曲线。在消费结构中，日常消费不会因为非典型肺炎的出现而发生大的变化。其他消费可能会被延后，但不会被抑制，相反地，随着人们对健康的日益重视，体育健身、旅游消费将会大幅增加，中国人的消费支出将会出现一次大的反弹。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动用财政准备金应付疫情，普通的消费者几乎没有为此直接付出代价，因此，不存在后期的消费资金紧张的问题。

　　最后，从出口来看，由于广交会正值广州的疫情发展期，展会期间的成交额有大幅度地下降。从短期来看，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影响，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对中国的食品等一些传统的消费品抱有疑虑。他们可能减少对中国这些产品的进口。但是，从结构上来看，中国近年来出口的产品中机电产品已经位居前列，其他的工业制成品也大幅增长，而农产品及其初加工品所占的比重已有所下降，因此，一些订单的流失对中国整个出口的影响不会太大。下半年，中央政府可考虑在一些适当的地点举办各类专项的展销会，或者通过走出去的办法，扩大中国产品的出口，保证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会因出口的影响而放慢脚步。

　　应该看到，在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体制虽然已经有了自我修补和恢复的能力，但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政治环境，资本的流动、出口的增长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应该主动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进行交流。这次胡锦涛主席参加法国举行的南北对话会议，将会为我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然而，尽管中国经济蓄势待发，但仍有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

　　第一，如果非典型肺炎疫情不能在上半年被彻底遏制，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从根本上说，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带来太大的威胁，但如果它挥之不去，并且持久地徘徊在中国各地，将会在中国人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可能会最终转化为经济上的影响，从而导致中国市场低迷，经济景气指数下降。因此，重振士气，提高市场上的人气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既要寄希望于科技进步，尽快研制出可靠的疫苗，也要寄希望于各地的疫情能够逐渐地得到控制，至少在下半年不会再形成大范围的疫情扩散情况。

　　第二，从资产结构上来看，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仍然是中国的国有经济。现在中国的国有资产(除金融资产外)一律由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掌管，这个委员会将依照即将颁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行事，以前多头监管国有资产的局面将会被打破。但是，由于中国国有资产中相当部分沉淀在国有企业中，而这些国有企业普遍素质不高，如果处理不好，它们不但不会保值增值，反而会形成新的不良债权。因此，必须找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摆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制约瓶颈。

　　第三，从现有的经济基础来看，中西部与东部沿海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由中央采取统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势必会造成地区之间新的不平衡。因此，未来中央必须考虑针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或者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决策作用，保证各地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设计出符合本地发展的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中央在汲取税收的基础上，应该考虑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全国各地都能持续发展。

　　现在已经有人提出，要用非常的手段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譬如，在经过认真论证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之间的经济合作，在中国南部边疆与缅甸和泰国一道，开辟新的直通印度洋的运河，或者将中国的首都迁往中部地区等等。所有这些对于刺激投资，拉动需求都有好处。但是，在进行各项决策之前，应该充分考虑到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应该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带动民间投资。从现阶段来看，澜沧江的梯级开发已经准备就绪，南水北调工程也已经开工，在中国境内再铺设新摊子似乎没有必要，如果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没有摆脱赤字局面，政府的投资计划就应该有所收敛。如果中国的财政能够在2005年之前实现大体平衡，那么在今后的若干年内，可以考虑进一步实施中国南部边疆的国际合作开发计划，进而考虑中国的迁都问题。

　　总之，相对于中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态势而言，非典型肺炎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严重，关键的问题是，中国人信心指数不能下降，中国的资产结构能顺利调整，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必须保持平衡。

　　笔者建议，在今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应该召开一次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座谈会，通过检讨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找出应对新一轮危机的对策。从目前来看，中央政府应该抓紧做好以下事情：首先，应该制定经济紧急状态法，将现行比较好的应对非典型肺炎的政策固定下来，以帮助企业应对今后可能遇到的难题。目前，国务院虽然制定了应急条例，但其中有太多的问题值得认真梳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应急条例虽然强调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但没有与现行的执业医师法等其他相关法律很好地协调，因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从这部行政法规的内部结构来看，虽然设立了应急指挥部等机构，试图保证各地的疫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地控制，但由于这些机构与我国现行法律上规定的行政架构不相匹配，所以，其运作成本将会很高。更主要的是，这部行政法规没有考虑到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无法指导各地特殊时期的经济工作。笔者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出台经济紧急状态法，其中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冻结一般性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从而授权国务院调动物力、财力应对疫情并发展经济。其次，应该依法建立中央经济决策咨询委员会，通过民主科学决策，保证中国经济平稳发展。最后，中央政府应该加快人才的选拔力度，让那些真正懂得经济发展规律的专业人士掌管要害部门。

　　非典型肺炎终将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仍将持续。中央政府应该在稳定的前提下，及时抓住机遇，运用大手笔，描绘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蓝图。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