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专家论SARS：今年可能出现中度通货膨胀

　　甄蓁:各位网友晚上好！今天我们的“SARS考验中国——中外学者网络越洋对话”有幸请到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研发部总设计师宋国青教授，中国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参加我们的对话，同时我们在大洋彼岸，也连线到了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Thomas Rawski，参加我们的讨论，并且有幸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作我们的专家主持。我们今天的讨论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力量和趋势。

　　何帆:实际上SARS考验中国是一个系列谈话，目前是第三场，前两场非常精采的对话中，各位学者谈到了方方面面的SARS动中国经济的影响，今天的讨论，进一步就SARS对中国的影响，讨论得更加深入和全面。首先请到了两位著名的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一位是樊纲教授，一位是宋国青教授，我想首先请他们两位非常简明的陈述一下他们是怎么看待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何帆:因为大家讨论SARS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很多了，希望两位尽量的简短的说一下。首先请两位做两个选择题，一个选择题就是在你们看来，SARS对中国的经济的影响究竟是非常的严重，还是比较严重，还是不太严重。另外一个就是你们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能是在8.5%以上，还是8-8.5%，还是在8%以下。请宋老师谈一下。

　　宋国青:原来预测的情况，原来在报纸上我的预测是8到8.5%，我的范围是这样的。严重不严重这个东西，原来怎么说的，我原来预测得是比较多的，现在调下来，虽然调下来仍然很高，原来预测到10%。

　　何帆:请樊纲老师谈一下SARS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本判断。

　　樊纲:首先要区别看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第二就是说你说影响严重不影响，还有一个正面和负面影响，从短期来讲，我认为对今年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估计会有一两个季度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它不仅仅是这一两个月餐饮、服务、旅游，它涉及到各个行业的订单的减少，交易的减少，因为人们谈新生意的增长的减少。所以，估计今年会有1%左右的经济的影响。因为一开始，中国的经济走的比较高，我原来的估计是到9%左右，比国青预计的低一点，但是也是属于比较高的，但是如果影响到1%，我估计有8%的增长，可能会低一点。但是从长期来讲，这个事对中国不一定是，因为今天主要是讲长期的增长的潜力问题。从长期来讲，可能有一些对经济的正面影响，事实上会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会使整个中国投资环境和劳动者的健康程度等等方面提高，整个环境的改善，会加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会加强投资环境的改善。因此，从长期来讲，从增长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有一些正面的影响，这我们也应该看到。

　　何帆:两位教授分析的非常到位，我们原来在经济学界有一个笑话，说当大家最需要听到经济学家观点的时候，往往是经济学家观点分歧最大的时候，但是我们最后可以看到，英雄所见略同，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专家分析时，实际上宏观的经济学家和微观的经济学家，和公众感受不一样，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从宏观来说，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SARS是外部的冲击，整个的中国经济目前整体趋势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从微观来看，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老百姓谈到，说学者谈的增长的速度这么高，而跟我们的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们经过几十年没有大的战争和灾害，突然来了SARS，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为什么经济学者和普通的公众之间出现了不同的感受，究竟是因为公众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学者忽视了公众感受到的一些东西？

　　宋国青:应该说，我们和大家的感受都一样，我自己觉得，影响是相当大的。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和去年比的方法，就是说不可能马上在数字上把情况反映出来，我们说数字，看明年的一季度，应该说SARS在短期，一两年的影响，会集中的反映在明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上，而且明年一季度可能是相当低的，或者说6%，或者百分点六点几，百分点七都很困难。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SARS，明年一季度比如说是10%的话，这是我的预测，如果说明年一季度到了6%，是4个百分点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了。另外大家感觉就是看到的比较直接，刚才在路上我还在想这个问题，过去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2002年美国的股市下跌，世界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没有在大街上看到，这次看到了，看到公交车上没有几个人，餐馆里也没有几个人，都看到了，这个情况不一样，这些方面受到的影响比较直接，看的比较清楚。那么，工厂里面，其他的影响至少是暂时还看不太清楚，所以可能有这样的感觉的问题。

　　何帆:樊纲老师，刚刚宋老师谈到这一点，我们日常感受到的可能没有办法包括在我们经济学的模型里，比如可能SARS以后，出去吃饭的人少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变化了，如果把这些间接的影响考虑进去以后，你觉得您的分析会不会有所变化？

　　樊纲:这个跟公众的感觉差别主要是几个地方。第一，SARS毕竟还有一定的区域性，北京可能是感受最深的，但是到其他的地区，恐怕就没有这么严重，而我们谈这个事情，谈的是全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北京，包括广州，广州和深圳后来逐渐在恢复，北京在全国的GDP当中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少的，但是全国受不受影响，都受影响，就是大家不谈生意了，就是到中国旅游的影响非常少的，旅游是多花几千块钱，所以也就少几千块钱，而谈生意是几千万的生意，但是直接看到的，目前发生的东西，只是局限在几个局部地区，局部地区严重一点，其他的地方也受影响，但并不严重，这是一个问题。

　　樊纲:第二，我们谈论短期和长期，是时间区域的问题。现在比如说在北京，我们看到的是最明显的，北京还是在危机当中的情况，而这个危机，取决于这个危机持续多长时间，如果在两三个月之内，基本上能够得到控制，经济生活受到一定的恢复，那么当我们谈全年的情况的时候，有些东西还是能够，第一，全年的其他月份不受影响，如果一个季度受影响，其他的季度不受影响。第二，有些东西还可以弥补过来，有的东西下半年加班加点可以弥补，有一个时间的差距。第三，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经济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毕竟的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另外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影响，比如说一天到晚的吃、喝、住都没有受影响，大家买房、买车，一开始买房看房的人少了，买大件这种消费还不一定受到影响，从投资的角度，基础设施建设，不一定在这个期间受到多大的影响，施工等等都在进行。所以，我们看到的老百姓体会到的东西，往往是消费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的经济活动的全部。所以，把这些因素都算到一起，把时间的差别、地域的差别、危机当中和危机过后人们行为的变化等等放在一起，今年1%的变化，降低的情况如果是1%的话，一方面说不大，另一方面也蛮大，1%的增长，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大的数，可能就包含了，已经能够体现在一些地区，一定时间里面的一部分的消费行为是经济行为受到的影响的情况。所以，恐怕是有一个分析的角度的差异的问题。

　　何帆:从去年的时候，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就认为，去年的时候，房地产和汽车销售都非常的火爆，有可能出现了高增长的行业带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您同意不同意这种判断？另外出现了意外的SARS，会不会改变，如果说我们已经处在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增长，会不会改变这种趋势？

　　樊纲:去年的高增长，不是个别的行业过热，而是普通的过热，一季度显示投资增长24%，这是在历史上非常高的数字，92年、93年，盈利增长是百分之三十几，是通货膨胀，实际增长是百分之十几，而现在显示是20%几个增长，已经是过热的苗头了。所以SARS缓解了这种过热，你说有没有改变增长趋势，我觉得没有改变，但是有没有周期性的变动趋势，我觉得影响到了，这种影响，使得在宏观政策上的调整，已经需要延缓了。本来我们建议，中央政府要采取一些防止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的措施，但是SARS来了以后，目前这个东西至少目前不必采取的啊，要进一步观望。据我个人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比较平稳的增长，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紧缩的增长水平大概在8%到8.5%的水平，所以今年如果能够到8%，明年继续能够在7.5%、8%左右，对于中国持续增长这种趋势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对周期性的变动，确实产生了影响。

　　何帆:樊纲教授说第一季度出现了一些行业过热，您同意吗？

　　宋国青:基本意思我同意，细节上有分歧，过热不过热和前后来比较看。原来比较低，这一段时间比较高，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接受的。

　　樊纲:过热是一种趋势，不是说现在已经过热了，而是正在朝过热的趋势发展。

　　宋国青:基本的意思是同意的。

　　何帆:樊纲老师也谈到，SARS的到来，让我们感觉到意外，本来的财政政策可能要逐渐的淡出，本来是防止通货膨胀，但是现在出现了新的情况，您觉得现在SARS让我们感觉到对宏观经济有什么影响？

　　宋国青:这一点我很同意樊纲的观点，照这个趋势下去的话，可能今年下半年就要出现中等程度的通货膨胀了，但是这个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较快的淡出，现在看不是这样的情况，从这一点来说，是不是要再搞比较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至少现在再看一看再说。因为说起来，SARS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年年都有意外，象去年的情况比较顺。2001年的时候，股市跌了，美国的股市跌得很厉害，象SARS这样的情况使经济不景气，也可能发生其他的意外，不好说以后就没有了。搞不清，也许以后还有，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倒也没有看到，马上很严重的问题，看看再说。

　　何帆:我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最近几年，有很多的经济学家在谈论，中国的经济有可能在未来三到五年进入一个风险期，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经济出现了一些比如说银行大量的不良债权，比如说我们财政的赤字逐渐的在增加，另外就是收入分配的问题，人们认为未来三到五年，各种风险因素正在增加。但是，大家都看到了风险，比如说象金融风险就没有爆发，而在大家没有注意到的风险，象微不足道的SARS，结果爆发了一场危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宋国青:SARS是属于完全的天灾人祸了。

　　何帆:这是不是危机到来的定理呢？人们认识到的风险反而很难发生。

　　宋国青:对于自然界的东西，你事前可能会觉得明年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具体发生什么事很难知道。

　　何帆:樊纲教授您同意宋教授的说法吗，我们遇到的SARS是完全意外的，或者说和我们过去的某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政策上比较忽视公共卫生政策也有关系呢？

　　樊纲:我一开始说SARS是一种灾难，灾难就有偶然性，不确定性，外部性的影响。那么，SARS在一定意义上，确实也有这种性质，但是确实SARS暴露出的，我倒不是说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公共卫生落后，是自然正常的情况，这次暴露的是我们应付危机的这种体制上的弊病。我们确实很少经历，过去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我们年年经历洪水，洪水爆发了，我们年年都有洪水爆发，但是我们大家不觉得特别的惊恐，因为我们有一套机制，一旦洪水爆发，这个机制就启动起来，就开始运作，把它处理了。旱灾，年年哪儿都有旱灾，这种机制调动起来，就应付旱灾。但是我们确实在公共卫生方面，很多其他的国家都爆发过这些事情，而我们这些年没有怎么经历过，这次突然有传染病暴露出来，不仅暴露出公共卫生系统的问题，而且暴露出我们应付危机的这种弊病。象SARS这种危机的概率很低，我想这个概率比我们坐汽车被撞死的概率还低，我想是不是有人算过比坐飞机掉下来的概率还低。你受到影响，然后死掉，实际上受到的影响概率很低，但是由于这个机制没有，造成了恐慌，造成了无知，信息传递的不通畅，造成了影响面非常广的恐慌，这种危机是暴露出一种体制问题，同时确实具有灾难的性质。所以，某种意义上，象这样的危机，也是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个意义上，这个危机有点象战争，有点象金融危机，但是是有前因后果的，如果处理好的话，影响会小一点，如果机制不好，影响面就会很大，让我们感觉到象大的灾难一样。

　　何帆:对刚才的问题，两位是否认为，对大家都意识到的问题，是不是不会爆发危机，比如说在金融部门方面？

　　樊纲:金融的危机，你说的有道理，如果大家都意识到的风险，如果采取措施，就不称为风险，但是金融危机，同时大家都开始感到，比如说股市，你说美国的股市，前年股市崩了，股市崩之前，宋教授都预见到，也知道美国的资本市场出问题，实际上很多人都谈什么时候泡沫会崩，泡沫越到后来越会崩，预期的东西到后来会崩，但是会不断的推迟，最根本的是你是否能够提前在根本的问题上，象体制和政策问题上采取措施，来化解这些问题。中国的金融危机，这两年我讲的比较多一点，中国的综合债务问题，银行债务比较多一点，我认为实际上中国的金融危机已经出现过一次，就是96、97年的信贷萎缩，导致经济下滑，通货紧缩，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中国人一个警告，要严肃的对待各种泡沫，各种财产泡沫和各种坏帐，所以这两年有很大的缩水，银行采取了很大的措施，针对坏帐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股市也都有很大的缩水，房市、楼市，这两年也比较谨慎。你说中国的问题存在不存在，中国的问题大概永远存在，体制没有做好之前永远会存在，但是看得见，两三年会发生金融危机，我倒不这么认为，我们确实还在做很多的事情，包括现在的体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等等，确实在做很多的事情，逐步的消化这些问题。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下去，这是一个赛跑的问题，是泡沫膨胀的速度问题和体制改革的速度问题，如果赛跑，这个跑的再快一点，危机在近期爆发的可能性我认为相对比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