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劫后论英雄(下)

　　★中关村企业

　　中关村脱困记

　　记得以前有一本书名字叫《逃离中关村》，中关村的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有一天真的要让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陶然

　　一出谣言

　　海龙大厦好像北京非典疫情中的百慕大，中关村的非典故事最早从这里开始演绎。传言有两个版本：1、海龙电子市场突然来了2辆警车、数辆救护车，最后强架着带走了2个非典病人，2、一个女销售人员，出现发烧、感冒的症状，第二天便消失在海龙。大部分海龙的商户都听说过这两个传言。而一个更加有鼻子有眼的传闻是说，一名在海龙柜台的郭小姐因为非典离开海龙，不久就死了。这个传言记者怀疑是第二个版本的扩充，不过无法确认。

　　这个传闻的辟谣版又是这样：1、确实曾经有一辆救护车来到过海龙，并带走一个人。不过，那个人并不是因为非典被带走，而是心脏病突然发作。2、那个女孩前一天的确有些感冒，第二天好了之后前来上班，只是因为工作原因被调到硅谷的柜台。而关于郭小姐的说法更是被其本人破解，她在20多号亲自回到海龙澄清，她只是因为工作出色，被公司从海龙大厦调到硅谷电脑城担任分店负责人。谁知她的突然“失踪”竟引起了天大的误会，“当时有人就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因为‘非典’离开的”。此后的两个星期里，消息越传越邪，熟识的人纷纷打来电话询问郭小姐“是不是得了‘非典’？”甚至一些朋友开始对她躲避。海龙大厦市场部黄经理表示，所有关于海龙大厦的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为了预防“非典”，大厦要求清洁人员每天用消毒液擦洗公共区域。同时物业人员不仅加大了大厦内的空气流通，还在空调里添加了除菌剂。10号，在海淀区“非典”情况介绍的会议上，有关部门告知，中关村电子市场内尚未发现一例“非典”病情。

　　如果说这些是谣言，那么5月16日硅谷电脑市场3层八亿时空柜台一名销售被认为是非典疑似就属于确信无疑的消息，据八亿时空市场部孙华告诉记者，这名女销售在被120隔离之前高烧39°以上，还去过医院看病，最大的问题在于她还带病坚持上班，因此该柜台的其他人也立刻被公司隔离到奥林匹克饭店，但是硅谷电脑城方面表示继续正常开业。从第二天的情况来看，市场的销售并未因此受到多大冲击。

　　有些事情说清楚了人们也就不会有谣言了，谣言是因为无知。

　　四个卖场

　　无论如何，卖场是中关村受到非典影响最大，表现最明显的地方，可以说是中关村非典的晴雨表。4月25日，记者来到海龙市场，整个卖场最适合的形容词是狼籍。据估计，客流量只相当于正常客流量的1/3，一层走廊本来应该布满的展台，现在却放在一边，没有一家厂商愿意出来展示，整条走廊上只有一些零散的人走动。五层和六层，四目望去，只看到不到10名顾客。有很多店铺贴着暂停营业的标记，已经有少量的商家开始提前放假，一位商家表示，由于商家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一些商家的放假，会造成部分商品供应链的中断，促使越来越多的商家加入到放假的行列中。

　　五一后的硅谷电脑城在6号恢复上班，新的作息时间是从上午10:00至下午3:00，据电脑城总经理祁燕女士告诉记者，“除部分商户的居住地因非典影响，而暂时不能到岗外，60%以上的商户都已重新返市”。第一天早上8:30-9:30分，市场使用红外线测温仪对每一个进入市场的经销商进行体温检查，以确保市场经销商的身体健康。在过节期间，商城用84和过氧乙酸消毒液对楼上写字间和楼下市场等大厦各部位进行了空气消毒，另外，祁女士还表示，为了维护客户利益，电脑城会采取减少租金、延长租期等方式给予一定的补助。5月15日，非典已经有所抑制，记者再赴海龙，客流量仍然也就是正常时期的60%左右。

　　没有非典的五一，赛博通常每天的客流量有两三千人，但现在，每天降到两三百人，赛博数码广场华北区总经理屠文祥虽然对客流量下降表示担忧，但是赛博的营业额反而上升。商场式的赛博在空间环境上比海龙、硅谷要好，79家商铺“五一”后入住率有一半，赛博四小时消一次毒，工作人员每天为进出的人量体温，“其实，对赛博也没什么影响。主要是环境的恐惧，现在未尝不是一种机会。”不过，屠经理表示，非典时期去商城的用户消费目的很明确，都是需要买东西的，不像平时，很多人会是带着看一看的目的闲逛。

　　机会对每个人都一样，聪明的人都看得见，所以在非典时期的中关村，还有新的开张。在中关村核心地带，不久的7月就会又多一个大型的卖场，北京鼎好电子商城业务部执行总监李忠晋说“考虑到‘非典’已经逐渐得到控制，将原定6月1日的开业时间延迟到7月上旬，”目前，鼎好电子商城1400个商户和50家大厂商正期待着商城的开业，首层厂商也在进行紧张的展厅装修设计。2002年10月开盘的商城到目前为止没有因为非典或者其他因素发生退租，非典时期为了准备入住工作，业务部门采取了先进的沟通渠道：利用电话、网络、传真开展联系工作，将商户受到的影响降至最低。

　　《圣经》里说到诺亚方舟的故事，古往今来，大灾之后必有很多新的机遇。向来那些积极乐观向上的人们才是中关村的宠儿。

　　三种诀窍

　　非典笼罩，卖场萧条，但是生意还是要做下去，变通的道理商人们比谁都懂，就看如何行动。

　　戴尔在这个时候最从容，“自销＋电话预订＋上门送货”的直销模式使得戴尔受客观环境影响最小。非典时刻的渠道销售不灵了，厂商们纷纷启动了网络、电话、送货上门等方式，而且跳出了以往品牌机才有的送货上门，不仅兼容机可以，甚至包括配件。海龙开通了电话购物平台，只要拨打热线电话，就会有客户服务人员提供订购咨询和订购服务，无论是购买整机、配件，还是时尚数码产品。“五一”期间，联想为北京地区的消费者专门开通了800免费电话订购热线，加上联想的网上订购服务，消费者就能方便地订购电脑。遍布北京各个地区的40家联想1＋1专卖店和各服务网点，保证免费送货上门并安装。据了解，“五一”期间，联想家用电脑销量比去年同期上涨25%。方正、同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安然度过非典。不过，一些小品牌厂商则认为，网络销售、电话订购对大品牌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对中小品牌来说，未必有多大意义，送货上门毕竟成本很高。

　　不过大有大的策略，小也有小的招数。中关村电子市场里的商家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扎货交易，一定没有人敢要求现货现结，但是随着“非典”来袭，很多柜台都在显要位置挂出了“本柜台现货现结”的标语，硅谷的二楼的一位卖显示器的老板吐露心声，“非典严重，这些柜台停业之后，不知道几号才能再开呢，今天扎了货，明天闹得关门了，我找谁要钱去啊？”好多放假的老板都留下电话号码，甚至公司网址和个人E-Mail，虽然柜台不来人了，但是利用这些手段，仍然可以保持与消费者的联系，关门也不误做生意。

　　还有一种办法是搭顺风车，只要对非典工作生活有半点用处，厂商立刻就挂上防非典的招牌。可视电话、摄像头还算贴切，但健康电脑之类就有点无谓。当然，整个社会的商家都在这么做，不能要求应变的中关村人死板一块，在商怎能不言商？

　　方法不分优劣贵贱，关键是要有效果，危机其实不也是“危险中的机会”么！

　　万般心情

　　中关村除了卖场，就是那些驻扎在村里的公司企业。他们是维持中关村呼吸的枝干。所以缺失他们的中关村不能成立。这些公司相对国贸的很多公司来说都不大，人员集中，对外接触很少，所以安全系数也会高一些。再加上他们很多都是技术创新为主的科技型公司，因此对于非典都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无论企业员工还是公司整体，都能够理性地对待非典本身。

　　非典时期，大多数公司采取了员工轮休或者在一段时期内在家办公的方式，从技术的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但是管理水平的高下却得到了实际的检验，4月23日，用友公司向北京总部的员工发出通知，在非典情况下，北京总部推行“弹性工作制”，员工可以在家办公，新方式推行起于4月24日，终于5月6日。瑞星公司也在4月25日做出决定：如果员工家庭上网便利、能随时候命到公司处理业务，公司各部门可以实行弹性工作方式，不过4月26日，部分技术人员赶回公司处理CIH病毒。

　　用友公司市场部认为，管理软件的业务是长期过程，短时间内其市场不会受到明显冲击。厂商和客户通过网络和电话可以保证正常的交流。瑞星副总毛一丁担心市场端对业务的影响，他表示，单机版零售产品销售受到非典的影响最大，金山公司新近推出的金山两通2003研发了一年，本来希望掀起一股学打字背单词的热潮，但不幸产品一上市却赶上非典，幸好采取了网上销售和送货上门，四五月份的业绩接近正常水平，不过公司已经延后了金山毒霸V的上市。

　　非典也给园区的另一些公司带来机会，三元基因公司的干扰素供不应求，四环生物公司重组人白细胞介素月销售量增加3倍，医疗器械企业得益于临床需求扩大，万东医疗的X光机、射线机等供不应求，浪潮通软、北京安科的PACS也因为医疗增长而增长，清华紫光用10天时间研制出手持型红外线温度探测仪，因祸得福。

　　分析

　　非典对中关村的影响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陶然

　　从整个中关村的生态链条来说，非典对每一部分都施加了影响，有些影响是暂时的，而有些却可能改变以后的局面。从厂商来说，虽然大多数企业以科技为主，但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市场工作不能正常进行，从目前来看，完全没有放假的公司极少，就算没有放假，公司也是围绕在一种沉闷、担忧的氛围中；从渠道来说，这种影响就是致命的了，由于人流的减少，非典期间，通过门市和商城销售的软硬件产品据估计降到了10%-20%左右；在讨论中关村时，我们经常忽视了生活在中关村底层的一群蚂蚁雄兵，他们是串货的小摊贩和那些做些补缀工作的农民工，比如搬运工，还有寄生在中关村的人们，比如卖盒饭的，他们和科技无关，但是科技的中关村需要他们，他们的伤害最重，因为非典，很多人黯然离场。

　　非典之后中关村将会如何？个人认为，对于目前的IT产品，由于普及率较高，目前的消费行为已经是二次、三次购买或更新行为，也就是消费者主观上购买心理并不迫切，易受其他条件影响而推迟相关产品的购买计划，因此此类产品的消费行为将随着疫情的结束而逐渐恢复，并将形成小的消费高峰，再加上非典期间网络应用受到重视，必然使更多人感觉到IT的需要，这也会促进消费。物流效率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持续走低后将逐渐提升，库存压力逐渐减小，存货流转周期及库存成本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

　　网上购物和电话送货一直是很多公司在传统渠道外的一个补充，不过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因为前者需要网络支持，而后者的成本要高出许多。我们认为非典后，这两种方式会成为重要的补充，但是短时间内仍然不可能取代或者哪怕是和传统销售平起平坐，原因很简单，消费者的心理不会快速成熟，太多的人还是相信眼见为实，为什么非典之前只有品牌机可以送货上门，因为他们的体系可以到达，也是因为消费者不需要多做挑选和比较。但可以预期的是厂商的市场投入将逐渐向渠道及服务方面倾斜，经销商会得到更大支持，电子商务模式将被厂商普遍采用，销售及服务成本会大大提升。

　　第三，非典之所以影响了很多公司的销售，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很多公司的市场重点在疫情严重的北京和广州，联想就有20%的销售是靠北京地区完成，这点固然无可厚非，但在非典劫后反思，我们中关村的企业家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他们的市场划分的更加准确和恰当？

　　此外，非典这种典型的突发性意外，除了管理层需要处变不惊，企业的IT基础设施也发挥重要作用，2年前的“9.11”，由于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存储、远程备份系统，摩根士丹利在世贸中心的数据库虽然被毁，但是公司在短时间内迅速备份数据、事后迅速恢复，避免了灭顶之灾。面对非典，上海能在短时间里建立起外来人口信息化监测网，依靠的就是平日里积累起的数字化人口信息系统，所以IT技术由于展现了这些优点必然在非典之后受到重视，这是中关村的福音。

　　★卓越，阿里巴巴

　　电子商务的春蛰

　　虽然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能量这次有所释放，但中国的电子商务会因此走向新生吗？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陶然

　　卓越亦失亦得

　　4月10号，尽管非典恐慌已经冒头，陈年依旧坐飞机到广州、上海出差，走在广州的大街上，他发现自己是少有的几个戴口罩的人，可是在从上海回北京的飞机上，他第一次惊讶地看见带口罩的空姐。

　　陈年赶回北京原计划是为了参加卓越网独家承办的窦唯新专辑《一举两得》的发布仪式，可是等他回来，却因为非典不得不取消活动。同样被取消的还有卓越三周年的庆典，本来说好了要搞个地面的消费者、专家的互动，也停了，惟一还能看出点庆祝气氛的是网上的征文。

　　从20号开始，卓越开始应对可能到来的购物增长着手做准备。公司把原有的产品进行精选和打包，以便于五一销售，这中间，他们组织了很多喜剧的影碟，因为要“创造一种轻松的气氛”，还有一些图书的集合，比如四部委联合推荐的好书等。除此之外，卓越网和北京市的工商局等部门讨论，紧急增加了一些非典的产品，比如口罩、手套之类，还设法增加了一些消毒液、消毒棉签，“我们是当作公益事业去做的，买就送口罩。”陈年说。

　　从4月20日到5月20日，卓越还做了一件很破例的事情，就是破天荒地在各种平面媒体和新浪网打广告，而以往也就是通过会员邮件的方式促销。

　　这期间的送货成了一个麻烦的事情。卓越的物流是自己来做的，因此要比很多电子商务网站操心。4月中旬开始，仓储部门就对货物进行了一遍消毒，公司要求送货员工都要带口罩带手套，还特意买了一些篮子，每个配货员出去都拿着，“以表示和顾客无接触”；有的住宅区管制严了，公司就让配送部门多花时间和顾客充分沟通，以前仅仅是在E-mail上确认，非典期间公司要求配送人员在送货前打个电话确认地点。

　　现在来看，卓越网的销售额确实有增加，增长幅度和预期的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几，每天订单量从原先的4000多单增加到5000多单，增长不到1000单，这对于卓越网，意味着每天100万元的增长。

　　陈年诚实地说，中国的电子商务不会因为一场非典而改变。这次的增长幅度和以往假日的情况差不多，如果进行认真的分析，也不排除五一假期的原因。

　　阿里巴巴，每天入账100万

　　从阿里巴巴传来消息，从今年3月以来，阿里巴巴网站保持每天9000条以上的商业机会数量规模，和2001年、2002年相比上涨了3至5倍，最高达到15000条，此外，阿里巴巴网站每天新增3500名会员，涨幅在50%左右。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展会的请求均遭拒绝，国外的企业也不愿近期冒险进入中国，SARS封锁了中国进出口企业的生存通路。这种形势将中国很多的中小企业结束了对电子商务的观望态度，迅速地向网络商务靠拢。

　　从4月份开始，阿里巴巴包下了CNBC半年的广告，每天轮流播出7次，同时也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套和二套作了广告。国内企业出不了国，马云甚至要求国外的办事处帮助国内的企业在国外参展，当地的员工拿着样品和资料去参加展览。马云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的业务都来不及做，最近服务部门都是加班加点，累坏了。”

　　非典时期，阿里巴巴的热门商品是服装、家电、电子电工、纺织皮革、机械设备，原先热销的农产品受到影响。当然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口罩、空气清洁设备等求购、销售、加工信息。马云透露，5月之后阿里巴巴的每天收入都超过100万。(关于阿里巴巴在5月初与非典擦身而过的实录请见下文《阿里巴巴：500人的全员SOHO》)

　　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近期电子商务的总体状况，4月30日结束的第93届广交会增设的网上洽谈平台接受全球点击数共计5900万次，比上一届增长48.1%，网上达成进一步洽谈意向的出口商品金额约3.1亿美元，占本届成交总额的10%。

　　阿里巴巴：500人的全员SOHO

　　非典期间，马云和杭州市长有过一次特殊的通信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陶然

　　5月8日，在家办公的马云提笔给一个星期前刚刚造访阿里巴巴的杭州市长茅临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阿里巴巴从5月7日开始的全体员工在家办公的一些情况，信中马云表示“在家通过网络上班，我们照样可以维护并发展全球最大的两大商务网站！”马云更表示，“对阿里出现的疑似病例给政府工作和杭城父老带来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为了不给我们心爱的城市带去更大的不便，为了彻底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把疑似当真病人对待，也为了能“在危险之中抓住机遇”，阿里巴巴决定所有员工在家办公。

　　事情是因为阿里巴巴的一名大学生员工在5月5日下午被省、市专家组会诊确定其为非典疑似病例，5月8日上午，被认定其为非典临床诊断病例，成为杭州4个确认非典中的一个。

　　这是一次军事演习

　　5月6日下午4:00，阿里巴巴的400多名员工得到通知，公司从即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星期的在家办公，迅速开始收拾东西。“下了命令之后，团队非常配合，没有任何人抱怨”。用一名员工的话来说，“一群年轻到有理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年轻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和四面八方的压力，表现出冷静。从事情发生到现在，短短的36小时，我们的工作环境乾坤大挪移，惯常的流程和方法离我们远去，少了熟悉的声音更看不见同事亲切的脸庞。没有听到抱怨也没有一个人逃避，每个人不约而同默默坚守自己的阵地，阿里战队以另一种阵形集合并迅速启动，开始另一段虽短暂却崎岖的征程。”

　　由于大部分员工家庭都有电脑，所以设备不是问题，约30%没有电脑的员工可以暂时借用公司的电脑，在上网方面，阿里巴巴在下午立刻和杭州网通联系，要求他们急事急办，结果在两天之内，所有员工的可以通过网络办公。下午5：30分，分布在杭州5个区近500名员工全部在家到位。

　　马云说这是一次军事演习，“一直以来社会上鼓励企业上网，在家上班，但是有想法永远下不了这个决心。这次正好是个机会。”在他给茅市长的信中，他表示“通过这样的演习，为自己公司在类似火灾地震等各类突发事件时积累在家上班的经验”。

　　公司在一个月前就制定了两套应急措施，6日下午立刻启动了其中一套网络系统，协同办公，马上建立了针对各个部门的虚拟世界，每个人每天都知道别人在干什么，类似于聊天室，从早上8:30到晚上8:30,这个应急体系就是所有员工的办公室，唯一的区别就是见不到面，有任何协调，都通过文字、语音和图像进行交流，到了晚上8:30以后，还有网上的卡拉OK，让大家娱乐。

　　5月7日，阿里巴巴网站运行正常，“整个世界没有人发现阿里巴巴有任何变化”，其实变化还是有的，“这天是全球最大的B2B商业网站全面进入SOHO状态的第一天，仅阿里中文站发布的商业机会创纪录超过12500条，中国供应商的续签达到日常高点，诚信通的底单超过100，下午6:30发出的业绩报告显示当天营业额高于月度同期”，第二天，网站的交易商机突破了历史纪录达到15000条。一个公司可以在一个半小时内撤回家中上班，还维持两个大型网站的运行完全正常，这种事情第一次发生。英国的BBC和很多海外媒体对此感到非常惊讶，BBC在15日刊文《Chinese web firm's Sars windfall》报道此事。马云觉得之所以能这么做，除了员工的团结之外，要归功于公司管理和流程的高水平。这一个星期，马云没有布置过任何任务，唯一做的就是和员工进行思想沟通，“各个部门都在网站上进行工作布置和工作研讨”。

　　一名员工的妻子给马云写了封信，信中说，“在不知不觉中或在某种意义上，我感觉自己是和alibaba息息相关的。尤其在这个非常时期，我有责任有义务和你们站在一起，一起和病魔搏斗。病魔悄悄的袭来，alibaba没有恐慌，没有紊乱，我看到的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alibaba……通过这次考验的阿里是百年的阿里，永远的阿里。”

　　市长两次登门

　　5月9日，茅临生给马云回信，主要内容是表扬了阿里巴巴“在突如其来的考验面前，充分体现了同舟共济、比肩相拥的阿里精神；更有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应急处理机制，足见阿里巴巴的成熟和不凡。公司具有很强的应变危机能力。SOHO，在以前多少还是理想，今天在阿里巴巴成了现实，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整个IT产业、网络公司发展的方向。如果运作顺畅的话，甚至堪称全球商界S0HO运作的典范，将为中国乃至世界未来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的变革作出贡献。”

　　在此之前，4月30日，茅临生就参观过阿里巴巴，同行的还有杭州几个局的负责人，茅市长向马云强调要利用在非典时期人们消费、交易的特殊心理，解决企业特别是外贸企业拓展市场的困难。5月22日，茅市长二度登门，这次带来了4名副市长现场办公。现场他表示“在受到非典影响的形势下，各类企业不要错失机会，要利用好这个网上的永不落幕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寻找到更为有效、成本更低的贸易方式。”他建议在适当的时机，由市政府有关部门与阿里巴巴合作，为杭州的企业开一个专场的网上交易会。同时也提醒阿里巴巴员工在非典时期要保持高度警惕。

　　5月25日下午，经浙江省、市专家组会诊，认为阿里巴巴的感染非典的员工已符合卫生部颁布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院参考标准》，可以出院。省卫生厅根据省、市专家组的意见，同意宋某出院。

　　★网通

　　永不感染的电波

　　紧急的防范措施、及时的数据备份和A、B双总部的启动，使网通能够从容面对突然而来的疫病以及随之而来的电信商机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边杰

　　与2001年9月11日那场恐怖袭击后的情况十分相似，SARS的突然袭击让通信服务商凸显了它的行业价值，许多国际商务和旅行活动被迫取消，企业不得不求助于互联网以及可视电话会议的方式来维持运转。

　　“最近的这场SARS疫病中，电信业收入增长非常快，我们公司的数据业务增长量在30%左右，语音业务增长量在20%左右。”2003年5月9日，网通总裁田溯宁在位于国企大厦的北京总部告诉《中国企业家》。

　　跟大多数运营商一样，网通的好消息还不止这一些。网通一直看好但还没有推广开来的“网通视讯”视频会议系统，也借助这次“非典”在短期内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和普及，一些“非典”疫区的会议电视业务已被订购一空；随着互联网流量的激增，宽带业务也迅猛增加，网通北京分公司对小区用户举行“上网通宽带，远离非典地带”的促销活动以来，报装和实际接入的用户数平均增加了30%。但在同时，网通也有一个坏消息。4月25日，网通总部有一名员工被确诊为非典(由于该员工是在医院住院时被感染的，网通总部所在地没有被隔离)。4月30日，田溯宁给患病的员工写了一封亲笔信，鼓励她乐观面对疾病，网通工会也成立了后援工作小组，全力帮助该员工。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三件事情：一是员工的身体安全和心理承受能力，二是网络本身的安全，三是我们的社会责任。”田溯宁说。

　　网通的紧急应对方案出台。4月24日，网通北京总部开始试行轮流值班分散办公方式，员工通过网络、电话和视频会议系统进行日常的工作。网通总部呼叫中心5月2日实行一个月的封闭管理，员工统一住宿、班车接送，餐饮统一管理，办公室严格消毒，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总部呼叫中心所有员工将不能回家、外出。

　　而在网络安全方面，网通网络管理部在4月下旬启动了通泰备份网管中心，并要求北京亦庄、上海两个网管中心处于热备状态，国际事业部则将上海国际局确定为北京、广州国际局的紧急备份，客户服务部也制定了两套1003呼叫中心的应急方案，以保证总部1003一旦陷入瘫痪，话务量能分配到其他接听中心，并尽量保留数据记录。田溯宁给所有的大客户发出去了一封中英文信，告诉他们网通的数据有完全备份，有非常有效的保证。

　　在数据备份的同时，财务数据也进行了备份，网通并启动A、B总部方案，一旦北京总部瘫痪，杨宇航负责的上海备用总部马上启用。

　　“虽然我们不能像医疗机构那样直接为非典服务，但是必须要保证网络和电话的畅通，所以我们要求所有的网管人员必须值班，这个时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这是你的职业对你的要求。就像9.11的时候人人都可以跑，但是消防员就要往前冲，这是网络公司的社会责任。”

　　“网通四五月份的业绩可能会相对好一些，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整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好，这种收入增长一定是非常短期性的。如果非典的危机不过去，中国的形象不很快得到恢复，网通也难以独自健康发展。”田溯宁对未来的情形有一些担忧。网通的业务部门开始着手制定如果SARS危机持续3个月、6个月、9个月的应对措施。

　　★香江国际

　　为了2300名民工，为了CBD

　　当SARS打乱时钟的钟点，报时人乱了分寸，只有造钟人才知道该怎么办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戚娟娟

　　“保护民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003年初春的北京，是一座因禁忌与麻木而歌舞升平的城市。位于朝阳区的CBD核心区的旗舰性项目财富中心一期工程渐入尾声。据预测，2003年将是CBD整体项目建设热闹而关键的一年，但财富中心的开发商，香江国际的总经理罗钊明却隐隐感到不安。

　　时光飞快地流转到了4月26日。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喜好运动的罗钊明没有准时出现在健身房，他甚至少有地关掉了手机。而此刻，所有熟识与不熟识他的人从《新闻联播》中看到了他的身影。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温家宝专程视察财富中心的施工现场，了解了外来民工防治“非典”的措施，肯定了香江国际及承建商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整整一天后，罗钊明终于打开手机，祝贺的短信一条条跳出了显示屏。“你现在怎么想？”不止一次地有人这样问。罗钊明的回答意味深长，“机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机会是给那些随时准备着的人，我们准备了。我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只有把企业做好，把项目建设好，把员工照顾好，这才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平静”——他选择了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态，脸上却荡漾开一股显而易见的轻松笑意。

　　罗钊明认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灾害，民工是其中最脆弱的群体。关键问题是你把他们当什么看？他们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保护他们其实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北京财富中心的总建筑面积72.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有五幢摩天大楼通过商业走廊紧密连为一体，该项目主体建筑高达260米，将是北京第一个超高建筑群。这也是全球CBD核心区规模最大的商业建筑群之一，目前共计有约2300名民工奋战在工地上。

　　“非典”在北京肆虐蔓延开来，财富中心工地已提前实现了封闭式管理，在工地的出入口实行登记制度，劳务人员严禁离开工地，严格的管理使之顺利成为CBD在非典期间惟一24小时施工的项目。早在3月中旬，财富中心工地未雨绸缪，每间民工的宿舍人数降至15人以下，每人的有效面积2平方米以上，每天消毒2次以上，并在各间宿舍安装了强化通风的风机或电风扇。4月20日，包括管理人员、监理、甲方工程人员和劳务人员在内的所有财富中心工作人员免费注射了莱福隆干扰素，并领到了预防非典的中西药。

　　罗钊明和民工们一起在工地的医疗室注射了干扰素。香江国际为此支付了十余万元。“工地开工两年多时间，我到工地吃了四餐饭，都是这段时间去的。我和民工一起吃饭，民工们说，老板不怕我们更不怕”。

　　财富中心工地的民工约有90%来自江苏省。“民工之间的小道消息流传很快，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情绪波动很大，很多人提出请假。公司得知情况后，加强正面宣传，同时身体力行，要求高层管理人员每天都到现场，不戴口罩，在心理上消除与民工的距离。”罗钊明把自己家里的电子体温计贡献给了工地。

　　“企业面临社会灾难，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很重要。是退出去保护好自己？还是站在一线引导大家？我们采取第二种态度。我们没有理由退却。”

　　“‘非典’时期的财富伦理应该是双赢的，财富在互动中共同实现。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民工也是公司有价值的资源，所以这样做也不希奇了。”

　　4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城还踯躅在“非典”的阴影中。香江国际出资200万元建立基金，用于公司现已开发入住的国际友谊花园和科技会展中心两个社区的非典预防工作。“我们的理念是：做一个好邻居。”罗钊明承认，百余万元仅仅是杯水车薪，“香江国际没有捐助上千万，只做了一些小的事情。公司成立这些年来，对社会的捐助总额也有一个多亿。但‘非典’时期，重要的不只是资助性质的一些行为，而要有和社区、社会互动、共赢的发展理念。”

　　民工们也以最朴素的方式回报了他的这种理念。对此，罗钊明不无得意，“以往每个月建好五层，这个月在‘非典’期间，建好了五层半！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些生产工具，完全是因为工人们斗志昂扬。”

　　要做不乱分寸的“造钟人”

　　又一次走进健身房时，罗钊明感觉到友人们纷纷投来的关切目光。温家宝总理的到来无疑令原本低调的香江国际一夜间声名鹊起。

　　香江国际集团成立于1969年，是一个在多个国家开展多元化业务的公司，1995年，香江国际进入北京房地产市场，先后开发了北京国际友谊花园和北京科技会展中心、数码大厦。目前公司在北京已开发房地产面积约35万平方米，在建面积82万平方米，另有近百万平方米的项目在积极运作当中。

　　罗钊明不去掩饰内心的激动，也恰在此时，他反而翻开了自己颇为钟爱的两本书：《基业长青》与《大败局》。“总理走后，我召开高层管理人员会议，推荐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把这两本书看一下。这个时机需要冷静，需要好好地看清未来。”

　　如果你读过《大败局》，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输；如果你读过《基业长青》，你便知道伟大的组织如何从零做起，如何长盛不衰。罗钊明的想法是，身体免疫力强的人抗“非典”的能力就强，企业也是一样。而民营企业获得荣誉之后，很容易快速地走下坡路。

　　5月11日，财富中心民工王顺庚参加了在中华世纪坛举行的“感谢全国支持、奋力战胜非典”活动，代表首都62万民工发言。王顺庚回到工地后，罗钊明却对员工们宣布，财富中心的“非典”话题就此划上一个句号，香江国际不再接待纷至沓来的媒体的采访要求。公司开始思考下一波的市场机会，转入正常经营状态。

　　公司请来北师大的教授给管理人员讲授“非典时期企业的重新构建”，随之而来的是两周一次的技术专题研讨会。“以往疲于应付市场，现在外出应酬少了，应该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把产品的技术工作做好。我把这称为‘家庭作业’。”罗钊明认为，香江国际的团队是技术型的团队，这才是企业应该分外关注的内容。于是，财富中心的商业形态、CBD的交通形态、高层建筑的社会经济评价及有关空调排风系统的重新设计与思考等课题，一一摆上讨论桌。有的与“非典”密不可分，更多的则同“非典”无直接关系。

　　罗引用《基业长青》里的比喻：“我们要做一个造钟的人，而不仅仅是个报时者。‘非典’是突如其来的风暴，把时间改变了，报时的人乱了分寸，一时不知该怎么办。那么如果做一个扎实造好钟的人，才能承受外来的挑战与考验。”罗钊明曾向温总理表态，财富中心二期项目将按原计划于8月28日开工。同日，运筹多年的位于东西十条的南新仓商务天地(暂定名)也将开工。“我们现在已经在北京投资30亿元，到2008年把手上的项目全部做完，总投资将达到100个亿。这都不会受到‘非典’的影响。”

　　★万科

　　一家全国性地产公司的周旋

　　那些将重兵布在某个单一城市的地产商尝到了被困笼中的滋味

　　文/《中国企业家》特约记者王福民

　　尽管还没有确切的数据表明，万科公司是这次SARS疫情中表现最坚挺的房地产公司，但是，万科的跨地域经营策略以及坚持拒绝进入租赁业务却使其避免了关键时期的销售业绩的大幅下滑。

　　SARS对于房地产开发商的影响几乎完全相同：建筑材料运不到工地，楼房的促销活动亦被迫延期或者改变方式，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信贷额度到期都没有办法去续签，以至于那些没有得到应急额度的房地产商资金供应十分困难(关于是否准时交楼入户，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SARS是“不可抗力”因素。)，那些租赁业务占整体业务相当比重的公司也同样面对人去楼空的局面。万科总经理郁亮表示，万科踩点开发的城市很多，资源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间流动随时将项目转变方向——而那些将重兵布在房地产最重要的单一城市市场的各大地产商尝到了暂时被困笼中的滋味。按照最坏的打算，如果疫情延期到9月份，万科全年业绩最多下降12%.

　　香港淘大花园大规模传播非典引起众多开发商对建设设计、容积率、人密度的讨论和重视。淘大花园E座爆发大规模“非典”传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楼与楼之间形成的“风闸效应”，由此加强了病毒的传播。除了淘大花园之外，香港还有不少建筑物的天井设计与此相类同。

　　万科对此吸取的教训是，今后要注意楼房设计的通风问题，同时可以预见低密度住宅将获得人们广泛的认同。从工程设计来说，香港淘大花园水管设计布局问题带来的SARS传播隐患引起万科的格外注意。郁亮说：“目前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那些号称可以放心使用30年的新材料水管真的会有那么多年安全使用期，毕竟这些新材料只有很短的使用历史。”铜管本来是最好的选择，但是造价很贵，消费者很难认同，并且施工过程很容易破损，更难以达到最初目的。但这个问题不久之后将会得到解决，郁自信地认为。

　　万科员工被公司告知，在非典时期，他们有拒绝出差的权利，郁亮说：“毫不矫情地说，非典告诉我们一个最明白的道理，要学会爱别人。”

　　郁亮透露万科今年的销售特别旺，1-4月份比去年增长50%，全年计划增长450%。作为一个行业领跑者，郁亮说万科眼下需要做两件“细活”，一是向战略合作伙伴香港新鸿基地产那样别处心材派遣“抗非典”大使去小区进行宣传，提高人们防非典知识。另外，聘请专门的研究机构预测非典之后人们的消费心理的改变，或者说预测万科的改变与用户的实际需要还有多少差距。

　　★顺德家电企业

　　SARS阴影始料不及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刘涛

　　2003年4月中旬，你很可能会在某一趟由广东去往北京、上海、山西、杭州等地的火车或飞机上看到张河川、刘从梦、梁昭贤等几位顺德家电企业老总的身影。“五一”、国庆、春节——三个销售旺季来临之前，往往是他们行程最为密集的时候。

　　这批来自广东——SARS病发地，也是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的商人，旅途中难免会遭遇猜疑的目光，而对此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留意。恐慌的情绪似乎一直没有在顺德蔓延，人们只是多喝几杯凉茶，加强体育运动，照常去餐馆吃饭，户外散步。几乎没有工厂、企业因SARS而停工，口罩没有成为出行的必须品。“即使有几个戴口罩的人，多半也是从香港来的。”一个顺德人说道。

　　在这群顺德商人看来，只要确保后方生产线人员安全无恙、军心稳定就足以将SARS带来的威胁降低到最小，但就在短短数天之后他们的这一想法已被完全否定。当SARS的阴影从广东上千患者的肺部悄然扩散于北京、山西、内蒙乃至全国上空的时候，他们发现战场已经从后方扩展到了前线，2003年的第一个旺季注定要在SARS的阴影下走过。

　　虽灵活应变，奈何物流短板

　　真正让顺德企业对SARS进入高度重视状态是在4月20日以后，北京开始进入疫情高峰期，并逐渐以平均每天100个新增病例的速度蔓延，而此时的广东已经走出了高峰期。4月23日，刘从梦收到在一个在北京302医院作医生的老朋友寄来的有关防治非典的小册子，他给全体员工每人印发了一册，并要求全国31个分公司每天向集团总部报告各地疫情，如有紧急情况可随时拨打自己的手机。科龙、格兰仕等开始在企业内部成立防非典小组，拨专款用于非典的防治。科龙拨款20万用于购买口罩(每人5个)、消毒液、为员工熬制凉茶(凉茶系当地土方，据说可以防治非典)等等。美的则启动了企业应急管理流程，限制出差，并采取出差隔离制度，购买体温检测设备，对外来人员划定接待区域。

　　在保证生产系统安全的同时，灵活的顺德家电人非常知道如何迎合市场。消毒杀菌概念开始贯穿于空调、冰箱、洗衣机等所有家电产品。格兰仕加大高效消毒杀菌的光波产量，减少一般功能微波炉，并加大国内市场的销售比例；美的在为期三天的空调系统联席会议中决定，将今年主推机型换为第三代清新换气空调“清灵星”。“五一”7天，“清灵星”在广州脱销，而科龙的双高效空调黄金周期间卖出5000台，是2002年全年销量的1/3。

　　在北京、广东等地，寂寞多年的电扇重新受宠。“五一”期间北京地区空调销售量较去年下滑50%以上，而电扇销售却大幅增长了50%-70%。“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去年全年的销量，”美的北京电扇产品经理杨毅说，“销售额已达1000多万元，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北京地区增长最为明显。”科龙则不失时机地拿出了年初刚刚推出的负离子杀菌电扇，重点在广东、北京地区推广。

　　美的调整了区域重点，充分挖掘二、三级市场的潜力，在北京、广州这些城市销量受到很大影响、下滑程度较大时，用二、三级市场弥补一级重点城市的损失。同时，将原来预期的内销300万台的目标下调到250万台。

　　对于生产制造企业而言，SARS带来的最大难题在于物流运输。“非典使人流受限很快上升为物流受阻，对此我们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但在某些省份的严重性还是出乎意料。”刘从梦说，“有的货物3天运到，现在需要1个星期或10天才到。因为我们的货来自广东，中途关卡更多，手续更为繁杂。甚至在河南只许货进省，不许司机进。”此外，运输车队在非常时期也成为稀缺资源，由于在一些疫情严重的省份，车队无法往返运输，一些企业的运输车辆比往年同期减少了1/3。运输成本、周期的增加与延长必然影响到销售与运营。

　　SARS是空调业的杀毒剂？

　　由于“凉夏”，国内空调业已连续经历了两个灾年，许多空调企业都寄希望于今年打个翻身仗。一直到今年4月上旬，中国家电业还一直对2003年的销售态势抱以乐观态度。

　　非典型肺炎意外地在国内各大城市的爆发，使空调销售再次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今年5月起国内空调压缩机价格平均上涨10%左右。这是国内空调压缩机今年的第二次涨价。年初的涨价，空调企业基本都通过压缩自身利润空间内部消化了，有非典对销售的制约，空调企业再想内部消化恐怕不太容易了。许多空调企业都必须调整结构，适当减产甚至停产。

　　“非典对人类来说是病毒，但是对国内空调行业来说却是杀毒剂。”帕勒咨询的罗清启说，“长期以来，中国家电业发展过热，缺乏产业政策管理。SARS可以说是对行业的硬性约束，强行制动，培养了消费者挑剔苛求的消费心态，让不杀毒、不健康的产品难以按照计划通过降价甩出去。这是对行业的清洗，消费者行为将改变过去以粗糙产品供给粗糙需求，粗糙需求滋养粗糙供给的恶性循环。”消费者的需求在发生变化，企业能否以非常的速度抓住非常的商机是对其生存能力的考验。“而这种能力的培养不在朝夕之间，在于企业长期的技术、研发实力的积累和内部管理系统的科学、完善。”罗清启说。

　　有SARS为伴，局部地区的销售受到影响，但是一些企业4、5月份的业绩还是不减反增。科龙4月份空调、冰箱均增长60%以上，“五一”期间全国零售总量增长30%；美的在1-4月的销售淡季中完成150万空调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5%。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主任陆刃波分析认为，在特殊时期销量比较好的企业做到了淡季不淡。“多年来，空调企业对季节依赖太强，旺季猛做广告，淡季就关门。这种生存方式非常不科学。比如美的空调，从去年12月到现在，整个淡季其全国范围的促销活动从未停止过。积极主动的进攻和大力度的资源投入必然会有效果。所以不管今年是否遭遇非典，企业必须摆脱靠天气过日子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

　　印象

　　粤企心态：“饭照吃，钱照赚”

　　文/《中国企业家》特约记者王福民

　　最近，总有问候的电话来自北京及附近一带的北方，那里正在渡过从旁观者突然成为疫情中心的尖峰时刻。而对于笔者所描述的“戴口罩的人已经很少了”，整个广东地区“饭照吃，钱照赚”的生活景象，许多人的反应半信半疑或者是不解。十几年前，广东经济以人们不甚了解的方式生猛崛起，现在，这里的企业和人正在以许多外地人同样不解的方式，用世俗化的人生追求和商业化的手段抵抗住了SARS的侵袭。就如同一家香港电视台的主持人所说“尽管非典这么厉害，但是一段时间时候，人们开始意识到，毕竟钱还是要赚的，生活还要继续”。

　　一个不易被觉察的事实是，那些有一贯坚持的经营策略与路线的企业，基本都在这场危机中找到了出口。比如万科这样少有的坚持走跨地域经营路线的地产公司在北京SARS围城的时候，有机会调动足够的资源去加强其他城市的市场运作，而与此相反，七喜电脑这个盘踞在华南市场的PC制造商由于华南依然保持足够活力而使整体业绩没有遭受重创。这可能需要管理学家为这些相悖的事实作出经典解释。

　　灾难对于人类的侵袭也许不会就此停止，但对于那些具有特立独行气质的企业来说，它们将继续前行。

　　★宅急送

　　还有别的通路吗？

　　宅急送的货运量为何能在客户拒收、公路被断、航空公司涨运费的情况下高增长？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周一

　　前所未有的麻烦来了。

　　4月中旬宅急送的员工从北京千里迢迢将货送到济南的时候，他们遇到了第一例客户因“非典”而“拒收”事件，好在他们急中生智用喷雾器当着客户的面对货物消毒，这才勉强化解了危机。此后宅急送就沿用了这条原则，“所有从疫区发出的货，当着客户的面用喷雾器消毒”。

　　按下葫芦起了瓢，5月3日，原来每天晚上从北京发往沈阳的送货班车在开往沈阳途中，接到沈阳方面收费站通知“不准进入”，只好原车返回；而同时通往青岛葫芦岛的道路不仅被封了，连旁边的辅路也被挖断了，班车根本无法进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7天，到5月10日宅急送的送货班车才最终可以正常通行。30%的货物因此受阻积压在北京的货场，陈平不得不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创业九年以来，在宅急送保持高速增长同时，陈最为注重的是宅急送向客户所承诺的“24小时门到门”服务，在宅急送遍布全国800多个城市的网点中，陈要求压货率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三以下。这是这个成长中的中国民营快运企业取得中外多家著名企业信赖的根基。由于断路导致了部分线路的货物积压，对宅急送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还好这种状况持续时间并不长，我们也取得了大部分客户的理解，在‘非典’期间并没有接到一例投诉。”

　　紧接着收到南航、国航货运价格上涨200%的通知，持续一个月，至6月23日。这是“非典”时期整个航空业在客流锐减损失惨重情况下，“以货补客”——行业自救的措施之一，却害苦了所有利用民航运送货物的各个快运公司。

　　“不过我们的物流系统是由公路、铁路、航空三种方式立体化构成的，这样可以在涨价、断路情况下，减少航空、公路运输，增加保障性较强的铁路的运输能力。”宅急送起步阶段即是与铁路方面密切合作，这样的根基不仅使宅急送获得了各地火车站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同时也使宅急送拥有大量与铁路方面合作的经验，此时显得弥足珍贵。

　　对于大部分看重成本的客户来讲，宅急送维持原来的价格可以获得一些运输时间上的宽容，而对于一小部分要求迅速到货的客户来说，宅急送则较原来提升了100%的价格，即使这样，相较其他货运公司来讲仍具有相当优势。

　　在宅急送及全国的快运网络中，两个重点疫区——北京和广州占到业务总量的近2/3，但是当宅急送4月份业绩报表在5月中旬交到总裁陈平手里的时候，他也感到意外，4月份较3月份货运量增长量竟高达72%！

　　对那些运输方式单一的物流公司来说，4月份几乎成了一个门槛。“或许他们可以应急性地转向铁路运输，但是很快就会发现由于经验不足，丢货、破损等等与铁路方面磨合期的障碍，使他们又不得不返回了航空。”这些在“非典”时期暴露出来的经营细节给了陈平更多的思考。多年以来被陈平一直视为榜样的美国联邦快递中国公司――大田联邦正好遭遇了这种情形。以航空运输为主，并且过去在航空货运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的大田联邦，由于主做出口货物，民航价格大幅上调显然对其成本形成相应压力。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快运市场中，什么样的物流模式是最适合的，怎样锻炼一个企业应对各种意外空难的竞争力，怎样从那些产业榜样身上吸取经验……陈平这段时间想了很多。

　　★东方康泰

　　另一半是海水

　　SARS给车市带来了什么，一个月之内还很难说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刘涛

　　要不是周围的建筑提醒着杨光，他真不敢相信这就是昔日的金街——王府井商业街。平时即使到了晚上十一、二点街上依然人流涌动。可是这几天，“尤其是4月20号以后，街上萧条的很厉害，基本上没什么人，走在街上都觉得害怕，”杨光说，“金街快变成‘死街’了。”

　　杨光所在的北京东方康泰汽车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坐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西侧，是由东城区下属的东方文化集团与东方康泰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开发的项目，这里以销售进口中高档轿车为主，同时涵盖部分国产车品牌。正因为有如此的定位，东方康泰总经理宋葳感到，SARS并没有如外界所说，让北京轿车市场一片火爆，而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在宋葳的印象中，北京的轿车市场在疫情高峰期有几回起落：3月底-4月初，与去年同期走势相似，保持缓慢增长；4月初以后，北京公布发现SARS病例，但没有具体数字，人们产生恐慌，车市销量略有降低；4月20号北京市政府公布SARS病例数字后，人们恐慌加剧，车市一落到底，几大汽车交易市场基本不见人影，甚至有的交易市场外地经销商跑了一半；但是这种情况仅维持了3、4天，从4月20日起到5月8日，销量突然攀升，大家把私家车看作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5月8日以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亚运村车市的一项近期调查显示，完全不受“非典”因素影响买车的消费者只占到不足36%。“我们这里，走俏的主要是价格在中低档次的经济型轿车，进口车变化不大。”宋葳说。为此，东方康泰加量调进派力奥、西耶那、爱丽舍、富康等车。“像一汽的POLO、马自达福美来、丰田佳美基本上是进一辆走一辆，卖得非常快，”杨光说，“平时我们的中低档车平均每天卖4、5辆，现在是翻番的走。”

　　“面对客户我们还是要带口罩，如果客户觉得不舒服，我们可以摘下来。”东方康泰的一位销售人员说，“新车内不方便用药水擦拭，因为药水对仪表盘的腐蚀性很大。如果询问者没有购车意向就尽量不让他进车，车座全部套上一次性塑料套，坐一次拆换一次。车身也不能用药水擦，只能用清水，所以我们给客户发放一次性手套。”

　　虽然，4月下旬北京市每天的汽车销售量都超过700辆，4月21日至25日，平均每天注册登记的新车达1600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3%。但是，宋葳对车市因SARS而出现的所谓购买热潮并不完全看好。他认为，轿车的销售热潮能延续多长时间要看SARS疫情的发展，如果疫情依然控制不住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把钱用来购买生活必须品，汽车销售必然会受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火”的只是局部的经济型轿车，中高档轿车市场变化不大，商用车销量则有所下滑。何况“在这种非常时期，不论是制造厂商还是经销商，运营的成本都大大提升，现在还很难说SARS究竟给车市带来了什么。”

　　观点

　　别欢呼得太早!

　　人们觉得车市火爆，是因为有一个心理落差。最初，疫情在国内严重化，上海国际车展被迫提前三天结束，“五一”长假取消，给车市添加许多不确定因素和悲观情绪，后来发现消费者购买欲望不减反增，再和其他行业的萧条相对比，就觉得十分抢眼。而且这次的行情是本应在半年内逐步释放的购买力因为SARS而提前释放，当这一批消费者购买量逐渐饱和后，接下来的市场空白由谁来补，能不能补就不一定了。

　　如果SARS近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销售热潮必然回落，而制造商将面对物流、资金流的断裂，这将导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如果疫情能够在1、2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轿车市场会因为SARS有个局部的高峰，但全年的增长速度不会比2002年高出很多，依然在20%左右。

　　(北京天相研究公司高级汽车分析师顾少华)

　　★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的“脑筋急转弯”

　　所有企业都遇到了短期问题，但跨国公司更着眼于长远的规划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丁伟

　　在SARS之前，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全球商品抵制行为也曾给跨国公司带来困扰。德国的抗议者在沃尔玛推着购物车排队，结账时却高喊反战口号，置商品不顾扬长而去。当然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真抵制沃尔玛。当政治冲动压倒经济利益时——KFC在印尼是反战的穆斯林学生围攻的对象，作为回应，KFC使出了打折这一传统的促销手段。

　　SARS把跨国公司推到了一个同样的境地：如何把受到的冲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时不丧失信心，继续在中国进行正常的运营和投资？

　　也就是说，考验体力、智力以及综合实力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开始了。作为在华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陈永正就在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里，经受了主持人沈冰的刁难；那是一道经典的“两难选择题”：“当你和太太、母亲同坐在一条船上，突然风雨大作，船翻了，而太太、母亲都不会游泳，这时候你先救谁？”

　　笑谈自己“怕老婆”的陈永正没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两个人都不能得罪嘛”，但是当问题变成：“太太就是和你相处的员工，母亲就是你、你的老板非常看重的业绩、利润”时，他脱口而出：员工。

　　危巢之下，岂有完卵？

　　尽管包括5月刚选定的奥运会“鸟巢”主体育场等会在年底前如期开工，但5月底的奥运会推广活动被推迟了。北京奥组委原计划宣布2008年奥运会中外赞助商名单，以展示全球跨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浓厚兴趣，并提高中国企业品牌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跨国公司来说，SARS一度就像一个岌岌可危的“鸟巢”，令人提心吊胆且打退堂鼓。原想到中国“做秀”的维珍董事长理查德·布兰森取消了行程，本田将推迟新车的上市日期；以备不测，在中国有35家工厂的飞利浦加快了生产速度，ABB则将销售人员从北京送往上海。随着停工以及业务瘫痪的可能，投资风潮变得复杂了，企业开始发现，低成本并不等同于低风险。如果健康问题得不到保证的话，跨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本土化的压力也会加大。

　　霍普斯金大学跨大西洋地区关系研究中心的约瑟夫·昆兰说，许多美国公司在更大程度上将中国视为一个客户基地而不是生产基地。由于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中国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一定会因此缩减，并将导致2003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增幅放缓。

　　不可避免地，一些公司可能将SARS作为利润疲软的理由，就像在“9.11”之后一样。比如柯达将因旅游活动的减少而业务低迷。不过，麦当劳所受的威胁要小于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后者仅13%的利润来自亚洲。百胜4月份发出警告，如果SARS持续两三个月，其中国地区的销售额将下降20%左右，全年每股收益可能下降3-4美分。

　　SARS就像一场冷不丁的感冒，或许不会损伤肌体的生命力。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已经应对了以往所有的挑战：在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后又因对跨国公司的巨大吸引力脱颖而出。目前几乎没有企业考虑放弃供应链上这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北京的跨国公司表示业务会照常进行，通用汽车说“没有放缓脚步的打算”，德国奥迪副总裁施密特专赴北京，“越是在这种特殊时期，越应该与中国同事、合作伙伴、经销商和客户在一起。”

　　“一切都处于不偏不倚的状态。”一位基金经理说。硬币甚至有它的另一面，非典期间，美国安利的营养食品和部分洗剂用品，在内地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形。针对“断货”的情况，安利成立了专门的应急小组，把美国总部所有原材料运到中国生产基地，运输全部改为空运，单是空运费用便超过100万美元。安利(中国)华南地区总经理陈朝龙说，由于内地供应的原材料未符合要求，所以一直依赖美国进口，这次SARS事件促使他们考虑加快生产本土化的步伐。

　　享受“9.11”的遗产

　　SARS毕竟扰乱了一些跨国公司的业务。首信诺基亚曾经有一个员工家里发生过“险情”而虚惊一场，4月底摩托罗拉因为一名员工感染SARS一度关闭了办公大楼，5月17日松下在中国的两家工厂相继发现5名患者、4名疑似，不得不停工10天至2周。这属于首例因SARS导致大型合资企业停工。

　　跨国公司在“9.11”之后制定的紧急事件应对计划，这次有机会检验了。“分散求生”是这些战略的核心。FedEx把香港的呼叫中心分为两个团队，并安置在不同的楼层。“即使出现了一个SARS病例，其他人仍然可以继续工作。”而像杜邦这种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公司”向来就提醒员工：笔尖不能往上以防伤人、进餐馆要找有两个门的以防火灾逃生、甚至“骑摩托车一定要穿鞋”的安全警告……

　　如同陈永正对“脑筋急转弯”的回答一样，业务的发展不能取代员工的安全是摩托罗拉的哲学。摩托罗拉启动了危机管理系统，制定了业务持续发展计划，投资中国的计划也没有搁浅，全球总裁还到访中国。不过，陈永正可不希望再来一次“脑袋一哄，(SARS)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的反应。他评估过——如果SARS发生在天津怎么办？天津是摩托罗拉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有一万多名员工(3月时曾有一位疑似，后解除)。如果20例怎么办？如果来第二次怎么办？这种假设并不偶然。安联大众就在5月初进行了应急计划演习。花旗集团的应急计划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客户与员工的安全负责，将损失降到最低。法国电力与中国电力进行了接洽，筹划建立危机处理系统。遇到“SARS噩梦”的松下20日也成立了紧急对策总部，表示虽然今后需要在中国以外再选择一处作为生产基地，但其中国战略不会因此改变。

　　当然，如果没有数字网络那才是一场真正的噩梦。思科中国一直为员工提供宽带接入，在家里就可以连到公司的内部网络上，并且把座位上的分机转移到家里或者手机上。思科还在研究一种“presence”(在场)的技术，它类似于目前流行的即时消息软件，能在紧急时立刻找到任何人。在广东有三万名员工台湾电子公司Lite-on也在使用电话会议系统，员工们都发放了草药茶。“它有助于增强体质，预防感染。”

　　殊为遗憾的是，原定于5月20日举行的“跨国公司与公益项目”论坛被推迟了。不过，跨国公司并没有缺席，它们在SARS期间的捐赠构成了一场生动的展览。

　　“北京特殊居民”与王岐山的一次特殊见面

　　应该不是偶然，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上任第5天，就与17家驻京外商机构负责人“火线”见面；或许是巧合，就在这次特殊的见面之后，北京的抗“非典”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文/《中国企业》记者丁伟

　　“王岐山一开口，学者的见识和鲜明的个性便显露无疑。”中新社记者曾经在2002年12月的《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印象》中这样写道。

　　2003年4月26日，周六上午10时，同样风格的王岐山就出现在摩托罗拉、蒙特利尔银行、法国电力、蒂森克虏伯、宝洁等17家“北京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单位驻京机构负责人的面前。“当天的天气很好，天安门似乎从没有那么安静过。”作为参会的两位跨国公司女性代表之一、西门子中国公司政府事务总监赵卉对本刊记者回忆道。

　　这种“安静”也是当时北京给整个外界的感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正类似于一种“黎明前的静悄悄”。从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起，北京开始公布收治“非典”病人和隔离控制区域及人员情况。世界对于中国抗“非典”透明度不高的指责戛然而止。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时距4月22日北京市第12次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王岐山为北京市代市长仅5天，王岐山花了1小时10分钟，与这群“北京特殊的居民”，也是他的“旧雨新知”举行座谈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次“火线”见面堪称一段佳话，为记录“SARS时期”提供了一个珍贵的角度，能近距离一睹跨国公司的责任和新市长的风采。

　　“中国福祉”

　　这次会面，乃由跨国公司中国老总一封联名致王岐山的公开信促成。据在中间牵线搭桥的北京贸促会——“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秘书处的负责人对本刊记者透露，当时国外媒体有着不实的报道，北京流传的“北京封城”等谣言也令人恐慌，外商们认为这时候应该出来一种积极的声音；再加上当时只是国内企业有一些零星的捐赠行为，外方则似乎没什么动静，但他们“希望发挥一定的作用，体现责任感和精神上的支持。”

　　僵局很快打破，共识也很快达成。4月23日(周三)，蒙特利尔银行(多伦多也曾为“疫区”)的幸公杰与北京贸促会通电话时，提到应该找个“渠道”把上述信息传递出去，来回商量之后——各外企也都有类似的意愿，最后决定以“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单位”的名义，给王岐山写一封联名信。第二天，幸公杰起草了这封信，贸促会联络了20家顾问单位签名。

　　周五，王岐山收到了这封信：“在此非常时期，我们谨表达对您扼制非典的坚定的决心和政府所采取的各样及时的协调措施表示全力的支持……”很感动，也正中他的下怀，立即表示要当面感谢他们，于是就有了4月26日这次特殊的见面。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应该不是他们第一次看到王岐山了。风格鲜明、履历庞杂的王岐山早已为新闻界所熟知，据一位把王岐山视为“人生导师”的投资银行界人士透露，王岐山与国外银行总裁都有着很深的交情，各大跨国公司首脑中，应该有他不少的朋友。而这个时候，难道不是表达友情的最佳时机吗？

　　参加这次见面会的德意志银行的张红力回忆，今年3月，她作为四名外资政协委员之一参加了北京“两会”。对于那次外资企业被当作“中国的自己人”，张红力深有感触。“我跟总裁请十天假时，他说不，这是有薪假期，你这是为中国的福祉而努力。如果这对中国好，我们在中国又有雄心壮志，那肯定也是对德意志银行有益的事。”

　　同样，这次站出来表示和中国政府站在一起对抗非典的决心，也是为了“中国的福祉”。

　　“魅力市长”

　　德国蒂森克虏伯北京首代韩纳、人称“磁悬浮先生”，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参加过各种规模的圆桌会议，但从没未像这次这么感到“自豪”。作为“北京特殊的居民”，他们在跨国公司乃至世界与中国之间建立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也对北京大有裨益。

　　有意思的是，这种帮助甚至“立竿见影”。韩纳建议市政府每两、三天就集中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最新的情况予以及时通报；ABB中国公司董事长路义普说，市民应该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比如不随地吐痰。也就在27日，北京公布了新的“非典”患者人数及隔离区情况，同时也劝诫市民不要随地吐痰等。当然，这种巧合可谓“欣逢其时”。

　　当天一个多小时的座谈会，外商驻京代表们纷纷提出了建议，并保证以自己公司的正常运营来表明对北京抗“非典”的支持。摩托罗拉中国总裁陈永正说：“我们对中国、北京的投资信心不会改变。”(5月17日，摩托罗拉总裁扎菲罗夫斯基专程访华。)外企们也开始带动了捐赠的热潮。

　　其中有人问及，如果有员工发现感染“非典”，是否要公司停工？王岐山理解这种含蓄的提醒，后来就对央视记者说，“现在必须把日常工作作为前提和基础，‘非典’斗争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而不要搞两张皮，好像专门有一批人就去对付‘非典’，其他人都好像没事干了。不对，整个城市的基本功能不能丢——水煤电气，无论商业、治安、环卫等等，这些都要比平时做得更好。”

　　诺基亚中国公司咨询总监庄南滨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说话非常简洁，作了一个开场白：“今天感谢大家来，请有话直说。”之后就认真地倾听每个人的发言，不时在本子上记下一些要点。王岐山最后介绍了北京防“非典”工作的情况，诚恳地表示：“对于打赢防治非典攻坚战，我是有信心的，希望你们也放心！”

　　由于原定于今年5月20日的第五届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会被推迟，高尔文、奥利拉、冯必乐们没有如约而至，不过蒙特利尔银行、爱立信、家乐福等都从总部给王岐山写了信。如果有一天这些跨国公司总裁齐聚北京，那又将会是怎样一次特殊的见面？被媒体形容为“实干、具开拓精神、经济学者型官员”的王岐山，又将展现什么样的领导魅力呢？

　　附：

　　非典时期政府公关的两个大赢家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丁伟

　　摩托罗拉：总裁自任“亲华大使”

　　对中国，摩托罗拉总是善于恭维和表态。比如2003年1月5日，摩托罗拉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麦克·扎菲罗夫斯基在北京说：“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很荣幸能够在中国开始新一年的工作。这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对摩托罗拉是非常重要的。”

　　5月17日“世界电信日”这一天也不例外，扎菲罗夫斯基成为“非典”爆发以来首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大型跨国公司总裁。他拜见了中国领导人，代表摩托罗拉捐赠了总价值达1180多万元人民币的抗“非典”通讯设备、现金和物资，还签订了摩托罗拉在北京投资9000万美元建立研发公司的合作备忘录，预计在五年内，将有5亿美元的人员、设备等投入。

　　作为摩托罗拉的二号人物，去年7月25日上任、被称为“Mike Z”的扎菲罗夫斯基当然传达的是“国王”罗伯特·高尔文的旨意：“摩托罗拉植根中国、战略双赢的核心不会改变，在中国的投资与合作着眼于长期的、战略的考虑。”

　　高尔文应该为他的“亲善大使”及时的表现感到骄傲，更值得他高兴的是，今年3月，摩托罗拉资深副总裁、亚太区财务策略总监蔡国雄作为四名外资政协委员之一参加了北京“两会”。

　　如今，摩托罗拉已发展成在华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额达到285亿元人民币，2001年在华销售额达到407亿元，分支机构包括8家合资企业，24家分公司，员工总数已超过13000人。经过了“非典”洗礼之后，摩托罗拉还将在中国抢得怎样的分数？

　　法国企业：有总理撑腰

　　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法国是第一个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2003年4月25日，就在美国副总统切尼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宣布取消中国行程后，法国总理拉法兰却准时抵达北京。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很庆幸，(当初)戴高乐将军做出了这样有意义的选择。”

　　很庆幸，拉法兰也做了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在胡锦涛担任国家主席、温家宝担任总理之后，拉法兰是第一位到访的西方大国首脑。而且“在关键时刻来访”，拉法兰表示了对中国“非典”疫情的同情和关注，并再三强调法国“持之以恒”的对华外交政策，这份“中法友谊”得到了中方赞赏。

　　中国近代学者辜鸿铭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若论文化中的“细腻气质”，唯独法国与中国共通。《联合早报》认为，讲究“雪中送炭”的中国，的确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拉法兰此举表现出的善意，无疑更会在国人心目中加分。

　　拉法兰还带来了包括空中客车、雪铁龙汽车和阿尔斯通集团等法国大企业负责人在内的120人访华团。从中国获得了30架飞机、15亿美元订单的空客总裁兼CEO弗加德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强调，“悲观不是我们的性格”，面对恐怖主义、伊拉克战争、“非典”等不利因素，空客的态度不是躲避，而是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挑战。

　　不过，对于这次商业性访问，拉法兰坚决否认“合同签订是政治利益交换”的说法。在核工业、运输业以及水电站建设等方面，法国政府鼓励更多的企业来华参与竞争。温家宝总理已向他表示，欢迎法国企业参加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国际招标。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实，作为八国首脑峰会的轮值国，拉法兰代表希拉克总统向胡锦涛正式发出6月与会的邀请。

　　“3R策略”重塑香港形象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丁伟

　　跨国公关公司首当其冲帮助香港改善形象，北京会不会紧随其后呢？为提升其国际形象，试图恢复受SARS打击的当地经济，2003年5月，香港政府斥资130万港元，聘请了国际知名的、善于危机处理的博雅公关公司(Burson-Marsteller)作为顾问。

　　博雅曾参与纽约市在“9.11”事件后重建的公关工作，并帮助一度因为“炭疽信”而士气低落的美国邮政部门，通过一系列防御、安全措施及公关策略，挽回了民众信任。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博雅也曾和另外两家公司，为香港推销城市品牌策略。

　　5月10日，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负责的“振兴经济策略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宣布了香港将分三个阶段重振疫后经济的“3R策略”：第1阶段：Response(危机应变)

　　现阶段，除每日正确公布疫情资料及数字外，更要向外解释，“非典”并非香港独有，而是全球性问题。

　　第2阶段：Reassurance(巩固信心)

　　当WHO宣布解除对香港的旅游警告(当天定为“D-day”)后，大力向外宣传香港是安全城市，并宣扬香港成功抗炎的经验，提升香港的国际形象；

　　推出大型刺激消费措施，以加强港人恢复如常生活，向外显示港人也消除畏惧。

　　第3阶段：Recovery(振兴经济)。

　　举办放烟花等活动，象征香港重生，并举行多项大型国际会议及展览，大力吸引外商来港经商，以振兴经济。

　　5月24日，“1:99群星慈善演唱会”(1表示万众一心，99表示九九无穷)在香港体育场举行，共筹得慈善捐款1780万港元。这是自WHO宣布撤销香港旅游警告后首个大型活动。

　　6月初，博雅亚太区总裁比尔·瑞兰斯专赴北京，就政府公关、重塑城市形象等课题交流经验，并提供建议。

　　★中小企业

　　少输算作赢

　　“远水救不了近渴”，遭受SARS重创的中小企业们更重要的是给自己开药方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丁伟李岷本刊特约记者王福民

　　四川餐饮企业“谭鱼头”的老板谭长安对本刊记者说：“‘非典’是次大洗牌，那些资金、人员压力比较大的饭馆该关的就要关了。”

　　与大企业不一样，中小企业由于资金不足，如果连续两三个月没有现金流进入，仍需支付房租、员工工资和其它财务费用，那么很可能有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就要面临破产或者倒闭的危险。“SARS对中小企业的影响首当其冲，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关注中小企业的命运。”在博鳌亚洲论坛和亚洲开发银行5月联合举办的“SARS与亚洲经济：影响评估和政策建议”研讨会上，亚行北京办事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提醒道。

　　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手段——4月下旬，香港特区出台一项高达118亿港元(相当于其GDP的1%)的紧急救援计划，重点协助四大“重灾”行业(饮食、娱乐、零售及旅游)；5月，北京也决定对服务性企业进行税收减免、优惠——但与SARS已经造成的损失相比只是“杯水车薪”，而且只能救得了一时。

　　SARS之祸

　　SARS期间电影院的窘境留下了一个有趣的情节：

　　“一间戏院两点半下午场，有两个人买票来看。这两人很开心，能随便坐嘛。后来，戏院的人就说，先生你买的五十块的票，我们现在给你一百五十块，请你出去。我们这个片不放了，因为招待你们两位的话，那个钱、电费还要更贵！”

　　从4月初开始，北京各大影院的人数、场次就急剧下滑，有限的票房还多亏提前一周放映了《指环王2》。据称，北京4月整个收入仅及去年同期的40%。4月25日，《指环王2》统一上映，一天所有的电影院收入加起来12万左右，离预期的600万票房差得太远了。26日，北京就下发了“关于暂停全市文化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

　　与大部分电影院是国企不同，北京华星影城自负盈亏，只能眼睁睁看着5月的黄金档期变成了零收入，一个月却还要支出60多万的房租、水电费、员工工资等。总经理路遥对本刊记者说，半个月、一个月他们还能坚持一下，再拖两三个月可就难说了，华星原本指望着“五一”长假重现去年国庆节开业时的盛况(76万)呢。而且，“冷”下去的市场并不是一开业就能恢复的。广州就是明显的例子。

　　每天，超过一个亿销售数字的音像制品从广州大大小小数千家音像公司发往全国各地，这个数字往往会在节假日来临的时候翻上一倍。广州是全国音像制品的制造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的音像版权交易和光盘生产线以及相关产业。但由于非典带来音像产品零售市场的萧条，现在，这个行业有95%的公司处于亏损或者勉强持平的状态。

　　“如果没有非典，按照我们现在的势头，到今年年底会改写CD音乐类唱片公司的排名。”龙吟唱片的总经理董鑫今年最初制定的计划是冲击行业的龙头地位，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公司的增长幅度远远领先对手，截止去年底已经有超过一个亿的收入。龙吟唱片与北京京文、深圳光影被行业称为CD唱片的三驾马车。但当笔者发稿时候，他却已经因为这个突然出现的淡季行情而去了西藏旅行。此前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着公司4月份财务报表一连说了数句“没想到”，他的公司的4月份销售业绩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比上个月下降了60%，而往年季节的因素导致正常的销售下滑只在25%左右。

　　龙吟唱片旗下的包装厂已经将三条生产线中的两条停了下来。董鑫说“我们这个行业不可能享受到政府减免优惠。”而龙吟的两个未付款超过50万的客户已宣布破产。董鑫说，如果SARS不早点消失，恐怕这样的客户还会出现，因为许多下游的中小型经销商的资金链是非常脆弱的。广州的音像产品集散中心的核心意义在于“用天下人的钱办天下人的事”，所以此地的萧条引发的骨牌效应就是使一家位于河南的光盘生产企业将自己刚引进的18条生产线全部停了下来。一条光盘生产线需要几百万到上千万的投资，光是银行的利益和维护费用就足以使这些生产商感到窒息。而在广州周边更集中了无数家这样的公司，董鑫的公司每天都会接到许多来自平时没有业务往来的光盘生产商们打来的电话要求“帮帮忙”。董说“我们现在都自身难保，还怎么帮忙？”

　　勉力支撑

　　尽管全国90多家连锁店的营业额在四五月间比两个月前下降了一半，但是谭长安还是明确指示各家分店，除非店内发生疫情，否则每家店一家都不能停业，哪怕只有一位顾客也要营业，一是为树立“谭鱼头”的品牌形象，二是开总比关门好，不管怎么样，开门总能有些现金收入。

　　“无论如何不能停，如果一放假，将丧失许多市场机会和减弱市场判断能力，这一行的市场变化一天一个样，市场嗅觉是非常重要的。”龙吟唱片的董鑫说。

　　然而在经营的路数上，总得产生一些变化。为了尽可能降低成本，“谭鱼头”采取了轮岗的形式，或者让非疫区的员工回家休息，听候通知，企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总部已经在资金、物资上作好准备，如果一些分店三到五个月都没有利润，我们会有资金拨备给分店。”谭长安说。同时，“谭鱼头”准备积极和北京的房东磋商，看看能不能把房租降一些，事实上，他准备在香港湾仔开的新店，其房东已经免了他一个月的房租。

　　和香港、新加坡一样，紧跟着餐饮业的复苏，就是电影市场的回暖。如果不出意外，北京停业了一个月的电影院在6月应该能恢复运营。乐观人士估计在国庆节之后，以及明年上半年电影业会有较大的反弹。为了迎接有可能到来的行情——几十部电影都排在档期，赵薇、姜文主演的《绿茶》，周迅的《恋爱中的宝贝》，冯小刚的《手机》，何平的《天地英雄》等新片都将在今年下半年上映，影院开始做好片源、环境、宣传等方面的准备，但是，据华星影院透露，他们将一改传统的轮次放映，以便让市场容纳更多的影片，防止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

　　董鑫说，龙吟唱片将原来依靠单一品种的产品大规模占领市场的做法，改为缩小单一产量但加大推出新CD的力度，使新的音像作品超过以前几倍以此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而同时又减轻大规模推出单一产品的风险。

　　广东话有句“少输算作赢”，相比起业内公司的惨烈现状，董鑫说，“这次我们输的少，所以我们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