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胡锦涛主席的首次元首外交之行，低调然而主动。中国外交战略在经历SARS危机考验之后显示出微妙调整的气象，概而言之，更加开放，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极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新角色、新形象的凸现，自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近年来人民币角色的渐进演变，就是这种基础性变化的一个例子。也可以说，人民币如何经受考验走
上国际化道路，将折射出中国成长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历程。
据估计，目前，在中国境外流通的人民币大约在300亿元(相当于约36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一数字相对于美元、欧元和日元等关键货币而言还微不足道，也只不过是人民币流通总量的大约百分之二而已，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正是在这一微小的数字背后看到了人民币国际化暗潮涌动。《远东经济评论》乐观地描绘了人民币的远景蓝图：“人民币的影响力在变得越来越大，并将可能成为亚洲的地区性货币，成为继美元、欧元、日元之后的第四种全球性货币。”平静的现实与乐观的远景描述，正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
不过，货币坚挺和走向国际化需要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坚强的后盾。目前中国的GDP总量无论是与美国、欧元区还是与日本都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也还有待时日。中国的资本项目并未自由化，汇率制度比较僵化，经济与金融亦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了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甚至在亚洲其它国家中的影响还相当微弱。人民币要成为全球关键货币，在国际货币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显然不是朝夕之事。
经济之外的外部压力也将使人民币走向国际舞台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最大的障碍可能来自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尽管中国经济的稳定与高速发展对亚洲地区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国家还是对中国的高速发展保持相当的警惕甚至忧虑，正在兴起的人民币因此很容易遭遇某种偏见甚至敌视。而且，一旦人民币越来越强势，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会随着人民币的兴起受到较大影响。美元地位的削弱将使美国减少对它国征收的部分的巨额铸币税收益，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部署。不能排除一种意见的兴起，那就是人民币的坚挺会使中国在国际领域的声音越来越响亮，从而牵制美国追求的单极世界格局的战略。
这些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体系舞台的步伐。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步入良性调整的必然，也是各国市场竞争自然而然的选择。倒是中国自己应有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不应该不顾特定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拔苗助长，盲目“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在人民币真正迈入国际货币舞台之前，不能对人民币走强的各种利弊等闲视之。
货币国际化有很多潜在的巨大收益，作为货币发行国可以向其它国家征收铸币税而无需太多的外汇储备；作为双方贸易往来的结算货币，则减少了本币汇率波动对出口的不利影响；货币国际化还可以增强一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关键货币之一，就需要一个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更为开放自由的资本流动体制，这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追求的一个目标。
人民币要走向开放和国际化，也就意味着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货币国际化之后，本国货币与他国金融之间一体化程度将增强，这样，国内的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将更明显地影响其它国家，国内的货币政策也将面临更加严重的“内外均衡的冲突”。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输出货币的方式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可能存在的风险。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就必须输出本国的货币。从理论上说，输出货币的途径无非是贸易逆差和资本外流。采取不同的输出方式，经济后果截然不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其输出的方式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变化。二战后，美国向欧洲各国输出大量资本，以输出美元为主要方式；70年代后，美国逐渐成为一个净债务国，一个净资本流入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依靠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通过大量的贸易逆差来继续输出美元。而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后输出日元的方式则完全依赖于资本的流出。在历史上的三大资本输出中心———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二战之后的美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前两次都是以资本输出国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惟独日本的资本输出以美元结算。这样，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使日本输出资本的机构遭受了巨额损失，这是导致1990年代日本经济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的教训显然值得中国注意。
因此，既然无法回避人民币走向国际货币舞台前台的大趋势，就应当做好充分的准备，加快解决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建立更为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探索将来更有效的人民币的汇率机制和审慎的资本项目开放，同时加强地区事务、经济与货币的合作，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积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