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非典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及应对之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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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3年05月27日 10:56 中国经济时报 | ||
“非典”对我国经济的短期影响:行业结构分析和地区结构分析 1.行业结构分析 在估计“非典”对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不同行业的损失是不同的,有些行业甚至并未有所损失,反而受“非典”激励而保持较高增速。调查显示,我 但也有一些产业受到“非典”的正面刺激而显出良好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对全国工业生产的统计数据,汽车生产高速增长,4月份轿车产量16.7万辆,比上年同月增长83.6%,北京等地的汽车销售呈现出非常火爆的景象。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当月实现出口交货值比上年同月增长40.7%,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出口交货值增长29.1%,均保持快速增长势头。防疫商品、健身用品、“消毒类家电”等畅销。除此之外,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等重点行业保持良好增势。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短期内,零售商业、餐饮、住宿、旅游、航空等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所受损失较大,部分工业企业在建项目、新开工项目、已达成投资意向项目、以及服装、面料、食品、电机等行业也会在短期内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汽车、通信设备等部分行业增速呈现上升势头,冶金工业和电力工业等重点行业受疫情影响甚微。 2、地区结构分析 由于现代经济体系内部联系的紧密性和多元特征,要对“非典”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地区结构分析是非常困难的。由于供应链的相互联结,即使在远在疫区之外的地区,其经济也有可能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估计“非典”对地区经济的影响的时候,应该充分估计到现代经济的这种特征,那些距离疫区较远的地区也不能低估疫情对该地区的影响。但从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将“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列为第一类地区,如山西、北京、广东、河北、天津、内蒙古、香港等,这些地区由于疫情的严重性,使得地区经济受损较大。第二类地区是在这些疫区边缘的、经济发展与疫区有密切关联的地区,比如山西周边的陕西、河南,北京周边的山东、广东周边的湖南等,这些地区由于距离疫区有较近的地理距离,因此消费者信心受影响也较大,但程度远低于第一类地区。第三类地区是那些未发现疫情以及虽有少量患者但疫情控制较好的地区,比如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第三类地区所受到的经济损失较小。第四类地区是一些疫情并不严重的沿海开放地区,如上海、江苏、浙江,但由于这些地区本身具有消费群体集中、经济属于外贸相关度较大的外向型经济等特点,因此这些地区的外贸进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工业开工项目、社会零售总额等受“非典”影响也比较大,甚至要大过第二类地区。 但在地区内部,“非典”所造成的经济影响的分化局面较为明显。湖南统计信息网提供的数据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统计数据显示这样的特点:从城市到农村,对消费品市场影响的程度呈递减趋势,“非典”对城市消费品市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县以及县以下的农村市场,对中心及开放性城市的影响大于其他地区。原因在于,城市中心区和大城市的消费群体集中、消费层次较高,而农村地区和城市边缘区的消费不集中、消费主要是需求价格弹性很低的必需品消费,具有一定的刚性,因此受“非典”影响较小。在所有城市中,以旅游城市所受影响最大,一些大的旅游城市在短期内由于游客锐减而导致出现萧条局面。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损失与疫情严重程度呈较大相关性,但在一些疫情较轻但消费群体集中、经济对外贸和外国资本依赖较大的地区,也受到较大影响;同时,疫情对大城市和城市中心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农村和城市边缘区的影响。 “非典”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影响 “非典”在短期内会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长期来看,假如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本年度以及明年去考察,“非典”对我国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的影响。不可否认,我国宏观经济的某些因素在一定阶段会受到一些干扰,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本年度对外贸易可能受较大影响,这种影响的滞后效应会影响到明年的出口以及经济增长。 第二,本年度财政收支状况会受到一定干扰,国家财政用于支持缓解疫情的支出增加,而各种税收减免政策的实行和企业效益的下降会显著降低财政收入,这对本年度和下个年度的经济增长带来某些不确定因素。但不应过分夸大这种负面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第一季度全国财政收入5205亿元,增长36.7%,比去年同期加快33.3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导致本年度的财政力量大增,与财政收入的大幅上升相比,财政支出增长的数目(比如财政部的20亿元“非典”防治基金)显得微乎其微,因此不应过分夸大“非典”对我国本年度和未来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 第三,本年度总体消费者物价指数将因社会零售总额的显著下降而受到影响。本年度第一季度原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开始回升,表明我国正在摆脱数年来通货紧缩的阴影,而走上价格回升的良性轨道,但今年“非典”疫情延缓了这个过程,致使我国遏制通货紧缩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这个因素会对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景气造成消极后果; 第四,由于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非典”对投资的影响将在较长的时间之后才能逐渐显示出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将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但这个趋势不会有持久性。 第五,我国本年度的失业率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失业率的一定增加对原本比较严峻的就业局面造成一定压力。 但总体而言,“非典”对我国对外贸易、财政状况、消费者物价水平和通货紧缩、企业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失业率的影响并未超过我国经济的自身承受能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必将呈现良好的态势,这种估计,基于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的信心: 第一,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可能受到突发事件的干扰,但是却不会中断这个进程; 第二,我国居民购买力由于“非典”而暂时受到抑制,导致社会零售总额的短期下降,但这种潜在购买力不会丧失,当消费者信心恢复之后,这种累积的潜在的购买力就会得到较大规模的释放,总体消费状况就会迅速趋于正常; 第三,自2000年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处于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财政实力的雄厚为我国尽快走出“非典”阴影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四,我国在加入WTO之后,经济体系和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方兴未艾,中国仍是目前全球最具实力的资本净流入国,是最吸引外国投资者的区域之一。我们相信,我国作为全球最佳国际投资目标国的地位不会因“非典”而受到影响。 基于以上对我国经济基本面的分析,我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持乐观态度。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运用适当政策手段,打好“抗非”经济战 为把“非典”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政府必须利用适当政策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千方百计激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使消费者信心和投资者信心尽快恢复。迄今为止,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有效经济措施,对缓解“非典”负面影响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运用积极财政手段,通过发行国债,通过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进一步有效增大总需求,为扩大内需克服通货紧缩提供支持;但在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应当通过科学决策机制,努力使财政支出科学化,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 第二,通过对民航、餐饮、旅游、宾馆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税赋减免,降低这些企业的运营成本,减轻这些企业的经济负担,实际上相当于国家向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政府的税赋减免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对航空公司免收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航空公司国内航线减轻负担约占运输收入的5%,国际和地区航线减轻负担约占运输收入的2%;对公路客运及出租车行业减免公路养路费和公路运输管理费,减轻的负担达运营收入的13-16%。在减免税费的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应严格财政纪律,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第三,财政部最近为帮助民航和旅游企业克服困难,决定对这些企业的短期贷款给予财政贴息,贴息贷款额度,根据企业在2003年5月1日到9月30日发生的用于支付人员工资费用、必要的保障性供给等与正常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费用的短期贷款数额确定,短期贷款贴息期限为5个月。税费减免和贴息政策标志着我国政府职能的悄然演变,政府财政正在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转到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上来,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和趋势; 第四,为减轻“非典”给进出口带来的困难,政府应进一步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减轻出口企业的压力,降低出口成本,以鼓励出口企业在困难时期保持较旺盛的出口势头。这需要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指标,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解决出口退税欠账问题,这对稳定第二产业、促进和扩大就业都是有益的; 第五,在特殊时期,由于交通和人员流动的不便,政府应充分利用现代化通信手段,简化各种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手续,尽量利用网络进行网上审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能,为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应尽力利用电子网络资源进行网上招商引资,这样可以为企业在“非典”结束之后尽快投入生产经营抢占商机。这些都是鼓励和激活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有效措施; 第六,在政府运用财政税收政策积极调节宏观经济的同时,应该想方设法鼓励民间投资,激活民间投资。政府应进一步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鼓励更多的汽车、通信、电子等企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民间投资的活跃、微观经济主体活力的增强,是我国经济最终走出“非典”阴影走上强劲发展道路的基础和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和公共投资尽管对经济有拉动作用,但经济发展最终要依赖于微观主体的活力的增强。中央政府要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鼓励汽车、通信等行业的成长,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局面,增强内部的市场竞争;同时在“非典”的特殊时期抓住机遇,制定有效措施规范和鼓励互联网业务的开展,积极为电子商务的拓展创造条件,鼓励电子银行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推动现代化消费模式和金融模式的建立; 第七,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其中既包括环境卫生、城市建设等硬环境的改善,也包括行政效率、政府信誉、信息披露机制等软环境的建设。只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切实有效控制疫情,同时及时准确地披露信息,才能够真正在国际投资者面前建立起我国的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才能够使国际投资者和国际旅游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建立良好的稳定的预期,而良好的稳定的预期是决定未来旅游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关键因素; 第八,在特殊时期,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恢复消费者信心、疏导公众恐慌情绪、保持企业供应链畅通、提供信息支持和信息服务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责任,“非典”是对政府综合素质的最好检验。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将极大地有利于未来政府行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调整,有利于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型。(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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