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SARS之后的“重建”思路

　　看得见的经济震荡是部分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受到了冲击，部分节点上的经济运行秩序被暂时打乱，原定的增长直线被突发事件撞成了曲线，有影响，但根本谈不上对2003年GDP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拉。倒是一些平常总谈到的结构性难题，在非典事件中经受震荡后又突出地暴露出来，展现了它的迫切性

　　文/宋斐

　　时至今日，抗击非典的战役并没有结束，未来一段时间，即使天气越来越让人心烦气躁，这个国家相当数量的人们，大概也仍然需要戴上厚厚的口罩去寻求遮护与慰籍。但就在当前，随着对病毒本身认识的深入，和预防、治疗、管理机制的日益完善，另一个问题已逐渐浮现出来：把握非典带来的深层经济“震荡”，厘清抗击之后的“重建”思路。

　　看得见的经济震荡是部分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受到了冲击，部分经济节点上的经济运行秩序被暂时打乱，人流、物流、资金流或多或少地被阻滞甚至中断，原定的增长直线被突发事件撞成了曲线，有影响，但根本谈不上对2003年GDP增长速度的大幅下拉，甚至也谈不到各个市场上参与者之间竞争形势的重新洗牌。倒是一些平常总谈到的结构性难题，在非典事件中经受震荡后又突出地暴露出来，展现了它的迫切性。

　　如：一向被忽视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此次事件中就成了一个不太容易有效疏导的群体。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离开农业、农村之后，究竟该如何引导和保障？如何被有效地吸纳和嵌入到城市经济的运行之中，而不只是若即若离地依附于城市？看似是一时的小问题，实则是城市化、城乡二元体制或劳动力市场的大问题。此外，大事当前，合作成为主线，但这并不排斥“博弈”的广泛存在：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着暗流涌动、你进我退的“博弈”，其实正是市场经济“权责对等、讨价还价”的本原，它们与道德无关。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落地生根和日益繁盛，“麻袋中的土豆”式的分散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而抗击非典这种全国性的“大行动”、“大事件”的震荡，却不期然地让一些我们共同面临的大问题再次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比如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职能以及职能发挥的方式，企业的经济职能之外的社会管理职能等等。

　　也许说“事后重建”还不一定准确，也许重建的时刻还没有来到，但各个层次上的决策者却必定早已开始了谋划布局。

　　首先是价值导向值得讨论。单单是经济在数量上的增长是不够的，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中低档消费品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剩余经济，我们还需要经济在质量上的提升，需要技术含量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单单是经济发展也是不够的，它解决的是财富的创造问题，而没有解决基于财富再分配基础上的社会发展问题。在今天，让人头疼的已经不是排队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是上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环保、治安，以及城乡、地区和性别差距等市场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从“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反映的正是这一思路。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在近期经济增长与远期社会发展的权衡中，向着社会发展的一侧留出并投入更多的资源。经济发展仍将是第一位的，但公共卫生、环保等社会发展问题也有必要在重要性的次序上更加靠前一些，有些紧迫难题还需要尽快“补课”。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谈对中国经济信心的重建，但至少国人意识里的社会发展价值观却有必要进行修正和微调。

　　其次，风险管理的概念有待深入到各个角落和层面。IT业内部的“病毒经济”，讲的是病毒蔓延与防治养活了不少企业，催生了若干富翁。由此延伸开去：现代社会由于深度的社会分工和大尺度的社会分化，由于技术影响的不可预期，由于经济运转体系的高度复杂化，正在变得“高度精致化”，因而也是“高度脆弱化”，“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三圈”式的完美的系统“咬合”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险种日益繁多的保险业，越来越庞大和复杂的法律体系，在效率与公平、当前与未来的抉择之间一点点完善起来的社会保障，在行业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发育起来的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对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利益的协调，如慈善组织针对贫富差距而发挥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如民间社团对活跃力量的有效吸纳……)，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是为“发现、定义、防范、抗击、转移、缓冲”无所不在的风险而产生的机制。看清风险的不可避免、积极地控制和管理风险、承认面对风险时的“能与不能”，理应被纳入到国家、企业、个人的日常考虑之中，风险的广泛存在毕竟已经成为了今天的常态。

　　最后，在战术层面上，全面考量非典给企业带来的得失进退，尽可能地安排好非典过后的生产和管理，为企业在今年的市场上赢得更大的弹性空间和折冲余地，弥补损失，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