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税拖欠挤垮小公司 国务院智囊欲解退欠税死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力推“债务证券化”方案，求解积淀4年的出口退税欠账，建议改变增值税分享体系以标本兼治。但有专家担心这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本报记者 苏娜

　　“这份报告初步的反馈意见很不错，很多部委的负责人都认为有可操作性。”作为主笔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说。

　　早在今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口退税调研小组奔赴问题最严重的宁波、苏州、南京、杭州、上海等5个沿海地区，共召开了20多个座谈会，涉及大大小小各类企业约70家，另外收回了200多份企业调查问卷。最终形成一份递交给国务院同时抄送各部委的报告，虽然只有5000字，但其雏形有6份子报告。

　　退税拖欠“滚雪球”

　　“我们差不多已经放弃出口经营权了！出口后退税遥遥无期，差不多要等一两年。”上海一家纺织品公司的周先生对记者说，“也许等不到出口退税款子下来，企业就因为现金流紧张而破产了！小的公司死掉的不少了，还带来了很多三角债。”

　　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的平均退税率在15.5%，高于大多数出口企业的盈利水平。原来很多企业都是把这部分计入未来的利润，即出口价格是亏损的，要等退税款下来冲抵，才能在账面上实现盈利。2000年之后，出口退税拖欠款像“滚雪球”，愈演愈烈。

　　外贸公司同样面临资金压力。“好在我们背后还有集团，可以接一点企业的单子，但是太多了不行，在出口规模上每年都有控制。”在一家大型国有外贸公司工作的小赵说。

　　今年3月的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仅浙江省就有4件提案直指国家出口退税滞后问题。江苏的人大代表、海澜集团总裁周建平说：“2001年大部分应退税款没到位，2002年基本上就没退。假如2003年再不退，3年国家就欠了我们公司4个亿了。”

　　“我们的财务报告因此显得难看了。”广州一家中外合资出口企业的张经理说，“开始总是要向海外总部解释为什么应收账款这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退税没有到位。老外最初还纳闷‘怎么政府还欠企业的钱？’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

　　2001年以来，国家采取了“免抵退”政策，即内销生产型企业可以用当月应退税款抵消当月应纳增值税税款，但至2002年年底，全国累积出口退税拖欠款项仍达约2500亿元。

　　2002年，中国商品出口和出口退税拖欠同时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出口额，全国应退税约2000亿元，国家安排的预算是1250亿元，缺口750亿元左右。2003年的预算数字还没有公布，但是即使出口“零增长”，缺口也还不小。

　　风险渗入银行

　　2001年开始，全国各地的银行开始推广一种“出口退税账户委托贷款”业务，即根据企业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出具的出口退税凭证，银行按应退税额70%～100%的比例，向企业提供短期流动资金贷款；企业在银行开立出口退税专用账户，出口退税的款项发放下来，就先打入这个专用账户以作为还款保证。

　　这项贷款为短期贷款，即期限一年以下(最初为6个月，后修改为一年)，另外按照《贷款通则》的规定还可展期一年。但是，最早这项操作的宁波市已经在去年暴露出问题。

　　“开始我们都认为这是好项目，算是一种质押贷款，上了不少，后来发现风险很高。因为企业一旦破产，这笔贷款就基本上蒸发了，对于委托账户中款项的分配我们也没有优先权。”中国工商银行的一位员工说，“即使企业不破产，两年到期贷款收不回来就要计入不良资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出口退税调研小组在华东5市调研时，曾与60多家基层银行谈过这个问题，大部分银行表示今后将收缩这一项目贷款。

　　隆国强认为，出口退税拖欠已经累及银行系统，今年下半年矛盾会集中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上暴露。“出口退税已经累积了很多系统性风险。”

　　“为什么这两年国家出口退税问题没有解决而出口仍然增长很快？就是因为有政策支撑。其中‘免抵退’可以冲抵40%的应退税款，账户委托贷款也可以缓解20%的资金压力。”隆国强解释，“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认为，出口退税拖欠对出口增长影响不大，问题可以拖着。”

　　债务证券化尝试

　　“我们的思路是把欠账和新账分开解决。”隆国强说。对于历史欠账，提交国务院的报告中的主张是，先取消政府自身的“调库”。这包括中央对地方的调库和中央政府自身的调库。

　　由于出口退税实行“免抵退”，抵免部分约占全年应退税款的40%，因为实行抵扣，企业应退税款已经提前和应缴部分抵免了，中央政府在发放这部分退税款时就跟企业没有关系了，只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按照增值税分享比例3：1分配。

　　不合理之处在于，这部分应退税款居然包含在国家每年的退出口退税指标中。就是说，每年实际执行的出口退税额度中，有一部分是政府之间的调库，根本与企业无关。而通常人们将出口退税理解为政府欠企业的钱，致使账面数字不实。“减去这个部分，才是真实的数字了，正好也可以挤挤水分。”隆国强说，“中央政府欠地方政府的大约在250亿元，欠自己的大约600亿元，这样最后的数字大约在1800亿元。”

　　对于怎么还这1800亿元的历史欠账，隆国强说有两种思路，一是可以分做3～5年还清，比如通过财政超支部分来还；另外一个办法是实行“债务证券化”。

　　债务证券化的设想是，将政府对企业的欠款转化为等额的可质押、可流通证券，企业可以背书转让，也可以拿到银行贴现。这样做，企业比到银行贷款融资增加的财务费用要低得多，对于政府，比发行国债的利息成本要低。

　　“不管怎么归还，关键是现在政府要宣布一个比较确定的归还期限，先给企业吃一颗定心丸！”隆国强说。

　　政策暂时不会调整

　　解决新账问题涉及对一个体系的改造，难度可能更大，这就是首先建立年度出口退税清算制度，硬性规定每年必须结清，不能拖欠。

　　“现在的增值税分享体系不合理，在出口退税环节增加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隐性转移支付”。这是给国务院报告的一个基本结论。

　　当今全球只有德国和中国实行增值税分享制度，但德国分享的是净税收，而中国分享的是毛税收，增值税征收虽然统一由国税征收，但总是按照25%的比例先划给地方政府，再将余额上交中央国库。

　　而在出口退税时，则完全由中央政府掏钱。“每年中央政府要替地方政府出500亿元。”隆国强说，“如果中央不再为地方掏这笔钱，出口退税的缺口就小多了。”

　　要改变增值税分享制度给出口退税带来的不合理，即每年中央把替地方出的500亿元拿回来直接用于对企业的出口退税，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尤其是沿海省市地方财政从中央获得的资金将每年减少几十亿元。这里潜伏着利益冲突，改革遭到抵制的压力。

　　这或许是国务院一直没有公开讨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的重要原因。加上当前SARS问题相比之下更加急迫，政府恐也无暇顾及。

　　“现在还没有听说出口退税这方面的政策会有什么调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局长张松涛对《财经时报》说，“我能肯定的是，如果今后要调整，也一定是以有利于企业出口为导向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