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冲击中国财政框架 应向制度化方案过渡

　　赵晓

　　我们看到，为抗击“非典”，中国政府已进入完全动员状态。其中，中央政府财政支持成了抗击“非典”的重要依托。政府为防范和克服病魔投入了大量资金，包括政府拨款、农民免费看病住院等等，政府用于安排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的专项投资就已经高达23.626亿元。最新的一个举动是，为保证“非典”疫情期间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经国务 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5月11日发出紧急通知，决定对受“非典”疫情直接影响比较突出的部分行业在2003年5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古代有“乱世用重典”一说，主张面对社会治安恶劣的状况，政府要重拳出击；在“非典”时期，面对急剧扩张的疫情，政府不惜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财政手段来克服困难，同样是可以理解。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中国最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对于“非典”时期的财政政策也几乎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

　　但是，及时之举与合理之举并不意味着它应该成为长期之举，也不意味着没有改进的余地。在财政框架上，当务之急，便是要从“非典”的冲击开始，尽快从现在的转轨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使目前的紧急举措向制度化解决方案过渡。

　　以公共卫生系统而论，像“非典”这样的传染病由于对社会有极大危害，其治疗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因此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财政方面的保障。然而，多少年来，中国公共卫生系统薄弱，农村更是缺医少药，不少专家学者为此一直呼吁尽快建立一整套公共卫生保障系统，但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此中的隐患和改革的迫切性。

　　据有关报道，目前各国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越来越大，美国的卫生事业支出已达到本国GDP的14%，而中国卫生事业支出仅占全世界总支出的2%，却要服务于全世界22%的人口，中国贫困地区住院的费用为家庭收入的2.5倍，如果没有外援，一人住院可使全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如此脆弱的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在“非典”袭来时，自然不堪一击。

　　政府为对付猖狂肆虐的“非典”，情急之下宣布农民治疗不仅治疗费用全免，而且住院费和食宿全免，应该看做是政府对于中国公民的主要部分———农民更加缺乏公共卫生系统保障现状的承认，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政府对于公共财政所应负责任的一种认可。不过，“非典”所暴露的农民缺医少药问题，仅仅是中国公共财政建设不足这个大问题下的一个子问题。

　　我们注意到，当城市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图书馆、公用交通、消防、绿化)时，一般不会要求居民负担其全部费用；当城市兴建公共设施(如道路、桥梁、学校、公园)时，居民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费用。农村则不然，本来那儿的公共服务就十分有限，公共设施十分落后。与城市居民相比，这已经很不公平了；更不公平的是，即使是最必要的服务和最简陋的设施也统统要当地农民负担，当然，大型重点农村基本建设设施是由国家投资的。除了缴纳农业税外，农民还得交村提留和乡统筹，再加上“三乱”的费用，中西部地区的农户少则要拿出收入的5%，多则要拿出收入的20%以上！

　　近一两年来，中国进入到城市化加速，城市间竞争加剧的一个新型发展阶段，各大城市都在忙着为自己“锦上添花”，大搞“城市经营”，要向世界一流城市看齐，连县城也纷纷为“达标”而推房子，拓马路；而急需“雪中送炭”的广大贫困乡村却长期得不到政府的青睐，“城乡二元财政结构”问题更加严重，极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非典”之冲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示而已。

　　改革的方向就是建立起公共财政框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累进税制，并尽量为所有公民(包括居住在城市和农村的公民)提供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而建立起公共财政的问题又远要比解决财政的城乡二元结构要复杂，这里面既包括“收”的问题，也包括“支”的问题，还包括预算制度、事权划分的问题，可以说改革任重而道远。

　　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亚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和舆论监督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基本职责应当是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服务，即为市场运转提供外部条件、解决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促进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稳定等，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我们寄希望于从抗击“非典”开始，通过改革和完善税制、打破城乡财政二元结构、全面变革预算制度、确保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约束等，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改变目前我国的财政框架，构建起全新的公共财政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