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公民姚明从NBA赛场归国之后，发表个人公开信，倡议公众合力抗炎，并领衔募捐演出，筹得善款若干，捐给前线的医护人员。他是明星，所以有号召力；而他有公民意识，所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有人认为这是作秀，或许是因为，一种儿子对母亲的殷勤，还不为人所习惯。善举如此，逆耳忠言则更会引来一种不习惯，招来敌意，令人遗憾；真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另一个遗憾则是，在防治SARS的全民阵线中，还较少看到在香港等地防治SARS过程中贡献巨大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身影。
应该乐见像姚明这样经历欧风美雨的新一代中国公民的成长，乐见公民意识的醒觉，乐见对公民责任的主动承担。这将是危难时期国家的福分，国家可以放开怀抱来承接。不妨想象，如果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人群中，有这种公民意识的醒觉，有社会的参与，在处理SARS扩散这类危机的时候，国家将从容得多。这样，政府不必事事亲为，直接而全面地介入社会事务，承受过重压力。其实，在市场发展迅速的社会中，公民意识以及成熟社会的形成，不仅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必然。此次抗击SARS所遭遇的保卫农村的难题，就显示出，在城乡二元矛盾与乡村治理有所缺失的情况下，公民意识的社会性成长和社会的成熟，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农村地区，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各级政府的盈利动机增强，好些地方出现了上级政府事权下放，而财权上收的局面，使得基层政府的公共投入(尤其是教育和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这也是中央推动乡村自治的一大原因。而在城市，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廉价的民工作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器，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却较为缓慢。利用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与保障民工权利之间的紧张，随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而日益明显。没有保障就难以稳定，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的瓶颈，带来了流动性大的民工群体的管理难题。这个群体“悬在半空之中”，无法在城镇安全着陆，他们每年都会在农村和城镇之间流动，不是季节性的，而是长年的。悬在半空的物体总是不稳定，这个规律不仅适合于物理学，也适合于人类社会。当一个社会有超过1亿左右的人不太稳定，他们的社会行为就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SARS时期，这个群体回乡给农村社会带来的威胁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事实上，将来任何涉及这个群体生计的事件，哪怕不是这样的突发事件，哪怕他们没有任何的组织行为，都将不仅触发这个群体的动荡，更会因此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以往全能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难以覆盖急速流动的社会；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来深入社会的毛细血管，难度陡增，除了庞大的治理开支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也难免求助于膨胀的强力来控制流动社会，于是时而出现执法者违法的情况。而如果政府不介入或者治理乏力，在没有社会自组织参与治理的情况下，则易留下黑社会生长的空间。
在SARS危机面前，这一治理难题更为明显。相当部分低收入和无户口的民工阶层出于农忙的需要，以及在城市缺乏安全感(民工因为居住条件差，而被视为风险较大的人群)，有强烈的回家愿望。如果把有强烈回家需求的民工实行属地管理，如何妥善解决其家庭的生产问题？并且，如果防治是一场持久战，对民工进行属地管理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这样，政府或者被迫运用游离于正当性与合法性之间的强力来约束秩序；或者承受各自为政和社会隔离的阵痛，例如农村人对城里人的排斥，城里人对民工群体的忌惮。
要解决这一治理难题，最为根本的办法在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推动地方治理的转型，以及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途径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地方治理的转型也好，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也好，都离不开成熟社会的萌生，它将为治理的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持。在目前的抗SARS战争中，能够避免社会的脆弱性危机的一条有效途径也就是，让一个成熟的、自治的社会来支持一个有效的政府。鼓励公民的参与意识，鼓励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和介入，这种社会力量对防治SARS“战争”的支持，可以分担政府的忧虑。
在农村，有必要发挥各种合法的农民互助组织的作用，填补原有权力结构在一定程度退出之后留下的空间，为不能返乡的民工解决后顾之忧；在城市，也有必要鼓励和发挥各种民工团体的作用，为政府对流动人群的管理提供行政介入难以获得的信息；而在保护民工利益、提升民工卫生条件方面，在政府以行政命令约束企业的同时，也可以鼓励民工组织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市场主体组成的诸如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等等经济社会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中间层”，都可以在抗炎的战争中发挥充分的作用。
在危机时期，公民意识的社会性成长和社会的作用的增加，可以为政府分担忧虑。国家应该放开胸怀，像承接每个公民的贡献一样，承接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贡献。此次危机处理的一个启示便是，政府有必要在理顺中央地方关系、城乡关系的同时，为一个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多元的公民社会提供成长的弹性空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和公民个体已经成长起来，在法治制约之下，政府可以鼓励他们来管自己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危机能否推动公民意识的社会性成长和成熟社会的萌生，也是观察中国在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是否真的有所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在这次抗SARS的全民战争中，因此可以期待更多的社会组织与志愿工作者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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