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百万民工返乡后：医院自己缝制防护服和口罩

　　本报记者何忠平康庄

　　成都、广元报道

　　百万民工返川

　　从成都到广元市元坝区卫子镇冯家岭村8组的张家菊家，得先坐3小时高速大巴，再坐2小时汽车，还得坐船过河，然后爬1小时山路才能到达。

　　5月11日，太阳暖暖地照在木窗格子上，正是农忙季节。家里其他人都出去忙活了，张家菊一个人戴着大口罩在屋子里坐着，面容仍显虚弱。25岁的张家菊在北京某医院当护工时感染上非典，4月下旬回到广元后入住410医院，5月7日痊愈出院。

　　治愈了张家菊的这家410医院，是当初搞“三线”建设时原电子工业部部属医院，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房间矮小破旧，结构散乱，看起来十分简陋，却是广元市惟一SARS定点治疗医院。

　　这个看起来平静得不能再平静的地方，正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四川第一例非典病例正是在这里发现，全省确诊的非典病例一度有一半在广元，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广元市卫生局副局长、市防非办副主任吴桂华说，“在防治SARS战役中，民工是连接城市与农村最最关键的一环，如果这一传播链不能切断，使疫病在农村流行，真正的灾难就会可怕地蔓延。”

　　广元全市常年在外打工的民工人数多达40余万，而从北京、山西、内蒙等目前被列为非典疫区回乡的四川、重庆等地民工，均需从广元入川。

　　四川省劳务输出办马绍兴副主任证实，从4月27日起截至5月9日，四川全省民工返乡的就已达44万。截至5月11日，其中来自广东、北京、山西、内蒙、河北5大疫区的返乡民工有19万之多，而在9天前，四川全省返乡民工数只有8.5万人。在外共600万川籍民工，据记者了解，70%集中在非典疫情高发区，其中广东就有300多万。根据卫生部5月11日疫情报告，四川全省确诊非典病例累计13例，疑似病例累计16例，以上病例全是输入型。在这29例病例中，其中外出返乡民工患者有21例，占了总病例的73%。

　　为此，四川省疾控中心细菌研究所副所长、省非典办疫情处理组负责人祝小平表示了沉重的忧虑：“五一前后约有20万民工返川，非典疾病本身有两周左右潜伏期，返乡民工为全省疫情控制留下了隐患。”他向记者透露，据四川卫生部门的统计，实际返乡川籍民工已达100万人次。

　　民工回乡潮迎面扑来。

　　第一例非典患者收治始末

　　广元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跟SARS打了一场遭遇战。广元410医院院长杨晋平承认，以他们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当时的经验，他们较早发现和治愈4例非典病人而无一名医护人员感染，有侥幸的成分。

　　接诊首例病人的410医院内二科主任何运舫回忆，今年2月10日晚，赴广东探亲、奔丧后返回广元的林某一家三口，先后因“肺炎”、“发烧”，入住广元市410医院。

　　杨晋平说，病人夫妻二人均是知识分子，有能力支付医药费，所以直接来到410医院，没有耽误病情。

　　何医生发现，这三人病情与一般肺炎有明显不同，次日查体及辅助检查，发现一家三人同时发病，有发烧、干咳及白细胞降低、胸片有改变等症状，考虑为“特殊性肺炎”。

　　这时，吴某主动向何医生讲，广东出现过类似病人，有病人在广州军区总医院。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何运舫的高度警觉。病人主动提出，通过自己的熟人关系，与广州军区总医院急诊科主任通电话，何通过询问得知广东已经出现不明原因特殊性肺炎。她马上调整治疗方案，根据当时医院仅有实际条件隔离病人：转走了干部病房的所有病人；将半侧走廊封闭；所有的病房用于隔离治疗；病人病房定期由臭氧消毒；所有医护人员戴口罩、帽子；所有医生、护士服用清热解毒的中草药。

　　对病员的治疗，该医院副主任医师赖辉透过电话询问及网上查询，获得可能有效的治疗药物。特别是对持续高热处理上，内四科据病情果断使用激素，很快使病员体温降至安全范围——这也呼应了后来广州钟南山院士教授医疗救助SARS过程中公开发布的一条重要经验：“该上激素时尽早上激素。”

　　考验才刚刚开始

　　实际上，对于广元市政府和医疗系统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

　　一方面，政府和医院面临的是经费不足的窘境——广元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7亿元，而支出达15亿元，本来缺口就极大；而此次中央规定，防治非典病人费用由当地政府负担，这让广元政府官员为难。据广元市防非领导小组统计，从二月份以来广元直接和间接投入非典防治工作费用，已达到600余万元。410医院院长杨晋平说，尽管医院及员工拿出了极端的奉献精神，但设备奇缺和经费不足，使医院医护人员们处在危险的状态。“因为没有钱，我们的防护服是自己缝的，口罩也是自己做的。”

　　杨特别担心的是，一旦接收重症患者，需要上呼吸机、插管时，医务人员被感染风险将大大增加。同时，许多入住的疑似及确诊的SARS患者或是家境极为贫穷，无钱医治，或是不愿付费，疫情向农村蔓延的危险随时存在。据杨晋平院长介绍，410医院资金本来就十分短缺，自开始收治非典病人后，410医院业务量已经大幅下滑，其中门诊量最多已下降至正常时的20%以下，门诊收入最多则降至正常的5%以下。

　　“劝、助、控”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广元。作为成都市劳务输出的第一大县，金堂县杨齐英副县长介绍，该县去年财政收入仅2.3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共17.4万人，其中仅广东地区就有6万多，占了成都市在广东打工者总数的60%。

　　从4月21日到5月8日，金堂全县返乡民工总数为7870人，其中从广东、北京、山西、河北、天津、内蒙古等疫区回来的有1488人。幸运的是，至5月9日，金堂县24个乡镇84万人口只出现一例疑似非典病例。

　　桐梓村在金堂县属于交通要道，紧挨着它的其他4个村，都是劳务输出大村。4月30日，桐梓村出台了全省第一个《抗非典村民公约》。桐梓村党支部委员汪承林告诉记者，“这个公约要求各个村民动员起来，建立完善的群防机制。比如有民工返乡者，必须及时上报。否则将按传染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除利用乡村行政力量和村办医疗站对返乡民工进行监控外，为防治非典对金堂县构成威胁，当地主要采取了“劝、助、控”三种手段。主抓卫生和教育系统的杨齐英副县长告诉记者，在发动家属劝阻外地民工在农忙期间不要返乡的同时，金堂县政府还特别派出一名县委常委带队到广东去劝阻当地企业老板尽量不要在当前放假。

　　“助”就是“助耕队”，全县共成立110支“助耕队”帮助有人在外务工的家庭进行“双抢”。

　　“控”就是在全县23个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在县客运中心、金堂火车站、竹蒿收费站等设立了6个检疫点，24小时对进入金堂的人员进行检疫。杨齐英副县长解释道：“主要防治和检查部分长途车辆夜间回来。”

　　在控制民工大批涌入金堂的同时，金堂县也主动切断前往广东的长途汽车。成都长运金堂公司经理文进告诉记者，从4月18日金堂抗非典全面启动后，金堂公司12辆专跑东莞的长途汽车都“摆起不跑了”。杨齐英副县长告诉记者，因为对疫区非典疫情的恐惧，当然也有部分民工不听劝阻硬要回来，也有部分企业停产然后解雇辞退民工的，但总的来说，金堂的“劝、助、控”效果比较明显。

　　临床经验的考验

　　在防治非典面前，金堂县目前面临的问题依然突出。金堂县84万总人口，呼吸专业传染病医生全县只有1人，整个医护人员队伍面临临床经验缺乏的考验。

　　作为金堂“非典办”防治组的分管领导，杨齐英说：“从工作一开始，防非典药品、设备、器具大量紧缺，就成为我们工作开展的障碍”。虽然成都市“非典办”也在帮助进行调配，但杨齐英说：“我们订购的500套防护服，到目前只到了300套，有的还没有到。我们只有比着样子缝缝补补自己又造了300套。”

　　1380元／支的红外线测温仪在金堂全县共7支，全是成都市交通局协调分发的，基本上这些红外线测温仪也只应用于运输交通部门。同时，金堂全县共37家乡镇卫生院，包括县直属医院，共有400多名医生，“但这个数字实在太小，需求量实在太大。”杨齐英说。

　　金堂准备在高板镇征地20亩用半个月时间建设一个定点医院。“北京小汤山资料已传真过来。我们这个专门收治非典病人的定点医院基本按照小汤山样式来建设，但标准肯定没它高。”杨齐英说，“目前问题是定点医院建设费用比较紧张。虽然市目督办表示将对金堂进行投资倾斜，但具体数字还没公布。”

　　受“双抢”和部分地区疫情严重的影响，5月4日的《金堂县开展防治非典工作的情况汇报》做了一个预测：返乡人员估计今后还会增多。“农村卫生条件差，农民安全意识淡漠，我们的工作压力和面临的风险也都将进一步加大。

　　对于金堂非典疫情未来趋势的变化，杨齐英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北京等地的防治非典的最后效果。

　　然而在金堂县疾控中心关于金堂非典疫情趋势预测的文件中，金堂县疫情专家们为此也做了“最坏的预测”，金堂县“可能输入型的非典病例发生数：17万×０.056%＝95人”。

　　当地官员对此的一个通行解释是，“17万”是指全县外出务工的总量，“0.056%”是指“非典”发生的几率。(《广元日报》记者江涛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