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与管理，而不是控制与限制

　　本报记者段文

　　北京报道

　　“非典”时期，人口流动已经变得不受人欢迎，城市农民工的大量返乡更是引发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研究员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却指出，民 工的流动性本就是民工存在的一大特点，抗“非典”更不能盲目限制人口流动，“现代社会本就是一个流动的社会”。

　　蔡日方指出，政府今后需要加强对人口流动的服务与管理，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控制与限制，尤其对外来人口的管理，民工的权益保障要有所突破，“社会必须适应流动”，这样才能保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从容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21世纪》：近期，由于“非典”冲击，大批农民工从城市撤离，你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蔡日方：我觉得民工撤离是很正常的，民工最大的热点就是流动性比较强，平常就是来去自由，缺乏有效管理。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一下把这个问题凸现出来了。我觉得这多少也有一点积极的意义，至少把政府管理制度上的不健全，长期对民工不管不顾现象暴露无遗，平常似乎是可以容忍的，但现在恐怕就值得认真反思了。

　　民工之所以走，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过去一直没有得到打工当地政府的有效管理、服务和保障，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本身就很脆弱。在“非典”的冲击下，整个社会都变得脆弱的时候，外来人员尤其是民工就更加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他们的生存条件只会更加恶劣，所以选择返乡就不足为奇。就说一个最简单的生活起居，我们城市居民因为“非典”影响，可以选择呆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书，尽量减少出门，基本上安全有一个保障；而民工本身的居住条件就不好，卫生条件等等都没有保障，你想要求他在城市里安心是不大可能的。

　　二是在这次“非典”冲击下，城市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第三产业，包括餐饮娱乐、社会服务、市场零售等行业，而这些是过去几年我们吸收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之一，也是民工就业的最主要部门，现在受到“非典”冲击，这些部门都停业、停产。当地的工人不上班可以带薪休假，但民工是干活才有钱，一停工，没有收入，光有支出，城市的生活水平又高，自然只能选择离开城市返回家乡。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民工返乡并不完全是因为“非典”影响，有些民工本来就要走，只不过是正好赶上了这个时期。

　　如果你们对去年同期这个时候的民工流动问题作一个考察，就会发现，那是也有很多民工返乡，有的可能是因为一个工程完了，新的工作没找到，有的是因为农忙到了，还有的是觉得在城里也不好混准备回去……当然，有回去也有来的，民工嘛，本身就是流动的，只不过现在“非典”一闹，只有出城的没有进城的，所以问题就显得突出了。

　　综合以上几个因素，我们可以看出，要想扭转民工返乡这个大趋势并不是特别现实，我们能作的实际上是如何让那些可走可不走的稳定下来而已，另外别把本来不想走的也给“逼”跑了。

　　《21世纪》：如果流动是不可避免的，那你觉得应该如何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呢？

　　蔡日方：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过去情况看，对外来人口某种意义上是只有控制没有管理，我们对外来人口也要求登记，办理一些手续，但总的来说，政府对外来人口是没有什么管理的。当然这个问题从深层次来说，主要是政府还缺乏一种对公民的服务意识，也没有一种对公民提供保障的机制，所以也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管理制度，对全体社会公民都是这样，就更不用说外来人口了。

　　我们这个社会长期习惯于依托单位来进行人口管理，但民工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没有固定单位，有单位也基本没有什么保障，多数单位既不和民工签合同也不给上保险，所以单位基本不可能对民工有很强约束力，遇到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要想管理那更加不可能，何况有些单位本身还不想管呢。

　　所以，我特别希望政府正好利用这个非常时期，把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对民工的保障问题重视起来，彻底地改变现状。

　　《21世纪》：现在很多民工已经返乡了，留下的不少也不安心，你觉得应该做？

　　蔡日方：我觉得现在能作的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民工输出地要加强控制，农村的卫生防疫体系本就脆弱，这么多民工返乡形势自然很严峻，所以一定要加强防范意识，并全面进行监测。

　　从城市里来说，必须把可走可不走的留下，这就需要政府出台相应措施，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这种信息明确传达出来。目前来看，最关键一个就是民工的医疗费用是不是也和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一样可以免费治疗，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看到明确的落实信息，这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非典”病人从医院逃跑的新闻，最主要原因就是医药费用的问题，这是值得考虑的。当然，你说让北京拿出钱来救治一个安徽的民工，这恐怕很难让地方政府接受，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做出协调。

　　目前北京的紧张形势渐趋稳定，但从全国来看形势还是比较严峻，所以中央政府必须尽快出台一些社会救助政策稳定人心。在国外的华人社区，由于“非典”冲击，华人餐馆生意一落千丈，当地政府就给予一定补贴，这是值得效法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给目前由于“非典”失业的民工一定的照顾？在目前形势下，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拿出一些钱来用在民工身上，所花代价比控制不住导致蔓延形成的损失要小得多了。

　　《21世纪》：从长远来看，怎么样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

　　蔡日方：这不仅仅是一个长远问题吧，眼下就是一个迫切性问题。

　　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市的外来人口有近400万，全国经常性流动人口大约有1.2亿左右。目前由于“非典”把流动性暂时抑制了，但一个社会不能承受长期的不流动，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流动性。我现在最担心就是因为这次危机，我们又回到一种传统思路上，妄图通过限制外来人口保持城市稳定，本身我们的城市文化就对民工不友好，一遇到重大事件就清理外地人，现在“非典”一闹，更有可能退回到封闭状态，目前一些地方的做法已经出现这个苗头，这是令人担心的。

　　我认为一个社会不能是通过限制、减少流动来解决社会问题，而应该是从社会管理上着手，要让社会适应流动性。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上要有改进，要从体制上改变单一的人口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把外来劳动力纳入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当中，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把民工溶入到社区之中，从而保证他们与城市居民获得同样的权益保障并形成共通的社会责任感。

　　从长远来说肯定是从打破现有户籍管理制度来解决问题，但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我觉得倒不妨先分层次做起，在目前的户口的基础上，考虑以常住地或工作地为管理依托，只要有稳定居所、稳定收入，在同一个社区内统一管理，不分本地户口或外来人员，享有同样的社会权益，保证社区内的平等、彼此的团结，这样一些做法值得尝试，而且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总的来说，人口流动性增加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不能因为这一次危机搞得如同惊弓之鸟。流动是正常的，关键要加强管理，提供保障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