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农村医疗的匮乏，以往很少有人认真关注它。现在要防控SARS病毒向农村地区蔓延，临时抱佛脚，方才发现现状实在堪忧。由此，SARS倒为我们审读现状及思考改进办法提供了条件。救急的措施很果断
农村卫生条件不如城市属于全社会共识，可SARS反倒先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肆虐。一般疫情蔓延有3个必要条件；感染人群、人口流动与交往频率、人口密度。前一个条件，没有城市与农村之别；第二、第三两个条件，农村不同于城市。目前农村之所以尚未出现大规模疫情，显然与二者各自的优、劣势反向互补有一定关联。
“平衡”如有可能被破坏，必因城市民工从疫区成批量返乡躲避疫情而起。SARS病毒若侵袭农村，令人心悸的可能后果是，出现自然村落式的非典流行，以及病毒可能通过农产品链重新返回城市。
农村一旦出现非典流行，农民的要害问题是医疗费用的承受难题。好在本月7日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果断决定，对农民和农民工非典患者实行免费医治、免费住院及食宿。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之策，当属中央政府防控非典侵袭农村所下的一剂“猛药”，颇得民心。
说政府救急的措施很果断，不仅仅限于果断推出了“三个免费”的承诺，还指“严防死守”的大量人财物保障。举几个所观察到的实例：有人以为浙江是个劳务输入大省，实际它也是个输出大省。输入的是务工劳力，输出的则多半是商人、能人和各色小老板，仅新疆乌鲁木齐市，就有10万浙江人统吃当地三产服务业。由于人员流动突然减少，连累到三产整个产业链的各个节点，大批浙人“临时”返乡。有个花木之乡，半个月间返乡的花圃小老板、“花贩子”即达120多名，当地政府旋即对返乡者全“隔离”、全体检。
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能说明问题的是县、乡、村三级层层组建队伍，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处处设卡，逐级建立预报网络。采取此般“下策”要动用人力、财力和物力无数。浙江人防控措施相对到位，全省迄今只有4例确诊患者，这与“不惜代价”很有关系。没有浙江的财政实力支撑，没有“市场理念”的长期浸淫对政府行政理念所施以的影响与“改造”，单以浙江与国内外的双向人员交流之频繁，疫情的防控恐怕不是今日的现状。
别的省区也都在“严防死守”，但防控的程度恐怕会有差别。这里面，起作用的不光是地方政府的大局意识、也不仅是为官者的责任心大小，物质基础常常是“基础之基础”。通过分析对比，我们就能直观地看到，一个地方，大胆培育与发展市场经济是多么重要。我深信，这决不是与抗非典无关宏旨的题外话。体制的创新管长远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假如平日里早就织有一张覆盖全国的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治网络，即便SARS病毒一样袭来，断不至于大难临头全国恐慌、上上下下手脚忙乱。建立这样一张网，眼下的中国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发达地区，财政实际年增长都在20-30%之间；欠发达地区，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既然钱不再成为主要矛盾，为何“织网”如此困难？个人以为，大的原因有3：
第一，庙多和尚多，且迟迟不敢下狠心拆庙减和尚。客观上，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及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助长着地方扩庙增和尚的“利益冲动”。长此以来，全国半数以上的地方财政早已成为吃饭财政。直至许多地方连吃饭都十分困难。如是，哪有财力顾及农村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的打造。
第二，政府公共财政理念的缺失。连认识都到不了位，公共财政体制当然还是侈谈。没钱的先得管吃饭；有钱的，则依然热衷于“建设财政”——这样政绩出得快！普遍的观点认为，“建设财政”的冲动与现行的政绩评价标准有极大关系。
第三，国外的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热衷于当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事业的“老板”，绝不去当医院的“老板”，咱们这儿的情况正好相反，迄今仍热衷于当医院的“老板”。我一直想不通，在中国凡切实进行了“市场化改造”的行业，面貌要么焕然一新、要不正在改观，何至于卫生等少数领域的旧体制就是改不动——至少是进展缓慢！医疗“大锅饭”曾经被误导成一种“优越性”。可直到今天，“优越性”始终只有少数人能够享用——它从来没让农民沾上边。
城乡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网络的建设，如果旧体制不改，光投钱难解根本。就农村言，可行的思路是，全国乡镇卫生院一律改制为民营的乡村诊所，并允许新加入者投资竞争。乡一级普遍设立由法律来定编的卫生防疫站，所需经费全额由中央财政支付。为什么不能由地方买单？这中间不是地方是否有钱的问题？而是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任务的公共属性所决定的问题。所指的属性是全国一盘棋的属性——疾病疫情的流行是不以地方为界。就像战争经费必须由中央财政支付一样，我们不正是把抗非典视作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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