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胡莹
北京报道
非典惹得一些农村谣言四起，迷信活动借机抬头。据报道，不久前，山西太原一些群众近日以放爆竹的方式驱除“瘟神”，靠午夜时喝绿豆汤来防治“非典”。而湖南省新化县
某村一些村民害怕感染“非典”，受巫婆神汉唆使，求神拜佛、烧香磕头，大搞迷信活动。中国农村为何依然迷信成风？本报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黄平研究员。
《21世纪》：农村在面对“非典”的斗争中暴露出来了迷信和恐慌。从表面上看，农民文化知识程度的局限和部分农村干部上级政策执行不力和宣传教育工作不足是其中一部分原因。此外，你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迷信和恐慌出现的更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黄平：迷信，与传说、神话等类似，是潜藏在乡村或传统社会里的仪式性、符号性的交往和互动方式。迷信是与现代科学对立的，它不是以观察、实验、数据和统计等为依据的，而是诉诸神秘的符号、超自然的力量。
历史上，一般遇到有比较大的疫情、水灾、地震等，通常会伴有各种迷信、传说出现。为什么？人们对周围事物的认知程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总是有限的，那么，当出现超越人们已知的现象或事件时，在无法求助于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已有知识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转而去求助于超自然的东西。而且，即使现有的科学知识已经有所把握的现象，地处偏远的村落和社区，也可能因为这种知识的普及程度以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制度设施的成本而使人们去求神拜佛或装神弄鬼。就是说，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成本很高或物质财力不足时，人们会求助于迷信等。
“非典”也不例外，它作为一种来势猛、危害大的新病毒，超出了我们已有的知识，它在中心城市出现并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更何况相对信息闭塞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呢？应对“非典”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相应的治疗药物；即使有一些措施，也主要是在大城市，在广大农村地区，就不容易开展有效的防护，设施少，成本也太高。所以政府才那么强调决不能让“非典”扩散到农村。
迷信传播开来的土壤是什么呢？这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利益驱动的问题。有的人是从众、随大流，也有起哄的、推波助澜的，还有发国难财、从中牟利的，例如趁机推销烟花爆竹，甚至不乏某些其他非物质的利益驱动。具体到防“非典”过程中出现的迷信，农村给了它何种土壤呢？一部分人以骗钱为目的装神弄鬼，一些宗族或势力也借此扩展自己的影响，也有民间的传统，老百姓用一些老办法来对付新问题，普通农民担心自己染上非典，病急乱投“医”，一传十、十传百，就有可能越传越广，越传越神。
对于农村中有关的“非典”各种流言、谣言、迷信等，怎么办呢？首先是要及时、准确、完整地把有关疫情让广大农民知道，免除他们不必要的担忧，同时尽全力切断传染途径，并在科研上加快合作攻关的进度，尽快找到治疗这个病毒的疫苗，在研制出疫苗后，尽快减低其成本；另外，从更长的角度说，财政上、体制上加大对农村的医疗卫生(包括防疫保健)等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覆盖面广的基本医疗卫生、防疫保健体系，同时切实减轻农民的各种负担，加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功能，政令执行具体到位，科普教育(包括健康教育)深入农村农民，宣传教育与实际措施有机结合，把农村也建设成为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新型社区，环境与人口、经济与社会都寻求协调，就会使广大农村社区成员远离非典和各种疾病，也远离各类流言蜚语。
《21世纪》：那么现在，放鞭炮、喝绿豆汤、请巫婆神汉施法驱邪防“非典”是农村面对“非典”时风行的迷信手法。对这些“经久不衰”的具体化的迷信行为，社会学有何针对性的理论解释？
黄平：农村和城市区别之一是：城市人口高度聚集，人们更多地生活在陌生人的社会里，他们倚重得多的是现代制度所编织起来的网络，比如企业、学校、银行、公共设施、科技手段、信息技术等等；农村则不得不更多地倚重于现有的传统资源，比如：血缘、宗族、土地、河流等，也包括传说等符号系统。
所以，面对灾难时，农村最容易利用的资源和手段也就自然而然属于传统的东西，它们在历史上曾经也具有功能的性质的，但社会变迁已经使得城乡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原有的功能性的传统资源更多地演变成了符号性的东西，这些符号性的东西，有些是虚假的，比如装神弄鬼的东西；有些是无效的，比如放爆竹，它可以用来庆典、祝生等，但驱“非典”无效；还有些至少是不对症的，比如绿豆汤，它本来是中国医药的一部分，确实有清热解毒作用，特别在春天，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说它是“非典”的特效神药；还有些属于象征性和符号性的传统资源，比如流传至今的“端午”、“中秋”等，它们曾经也有过很具体的功能性，但是几千年下来，已经是人们聚亲会友、敬老爱幼等的仪式性节日了。上述几种情况，运用不当都会导致无效甚至相反。
具体到防治“非典”，装神弄鬼的东西还会加剧村民的恐慌，延误他们及时的自我救治或就近就诊，干扰医疗防疫部门正常的防治工作，甚至还可能造成局部的混乱、恐慌。
这次“非典”来得突然，首先出现在大城市，有传染性和危险性，人们紧张是自然的，由此引发的社会现象，也说明我们还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无论是对待传染病还是对待社会问题，都需要沉着冷静、细密思考和泰然而果断的应对，包括中西结合，城乡配合，上下协力，既依靠科学，又发动群众，最终有效控制并战胜疾病。(黄平：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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