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月刊：人民币凭什么升值？

　　事实上，人民币贬值可奏“一石多鸟”之效

　　《经济》月刊5月号李雯刘宗福

　　直至今天，“中国威胁论”、“中国输出通缩”、“人民币升值论”仍在国际上甚嚣尘上。前不久的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提议其他国家联手对中国施加压 力，迫使中国政府重新给人民币定价。盐川正十郎表示，目前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汇率已经不能反映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现状，中国出口货物价格低廉是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原因，这对全球经济有负面影响。盐川正十郎的提案将全球压迫人民币升值的声浪推至顶峰。尽管最终因美英在对伊战争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中无暇他顾，日本提案流产，但此项提案仍应被视做西方国家意欲在中国克隆“广场协议”的一个信号。

　　人民币币值不应承受指责

　　对“中国输出通缩论”的批驳所在多是，此处不必援引。不过，在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7%的环境下，中国仍能保持8%的增长，各国经济学家及经济管理当局称奇及对中国的增长原因的种种推测值得认真对待。日本政府经济官员的论调就是，人民币被低估，中国商品挤占了其他国家市场。不可否认，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三驾马车”之一，净出口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姚景源给出的权威分析显示，在中国去年8%的增长率当中，投资的贡献是4.3%，消费的贡献是3.4%，出口的贡献是0.3%。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在本国经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并积蓄了高额风险的前提下实现的。

　　首先，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大。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政府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5年来发行6600亿国债，政府的直接投资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至2个百分点。同时，2002年中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达到18%，是上年同期增长速度的两倍，民间投资的比重已逐渐接近国有投资。民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总贡献也超过了一半以上。

　　其次，在全球高科技泡沫破裂、全球经济走入低谷之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并拥有充足劳动力供给的中国，势必会受到国际资本的青睐，因为回避风险、追求利润是资本的本能。从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何能在去年吸引527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吸引国际投资最多的国家。

　　第三，在全国消费物价指数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与住房制度改革相伴的房地产及相关产品如装修、家具等的消费，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即使是论促进出口增长的因素，也不能抹杀非汇率原因，尤其是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增长的作用。中国连续若干年的贸易顺差，平均15%的出口退税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出口退税并不违背国际贸易惯例和WTO原则，但由于其实施中的种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刺激出口的同时，也扭曲了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水平，在对国内经济造成诸多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引来了国外愈来愈强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

　　由此可见，在上述诸项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中，完全看不到人民币汇率低估带来的增长效应。恰恰相反，若要抵消出口退税对汇率的扭曲作用，人民币不仅不应升值，反而应当适当贬值。

　　人民币贬值可“一石多鸟”

　　进入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传出新信息：在我国一以贯之近5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将要被注入越来越多“积极”的内涵。统计显示，从1997年到2001年，M2、M1年均增长分别为14.8%和1.45%，比同期经济增长与物价增长之和高出5个百分点。单从这一点说，很难断言货币供应不足。然而，消费物价指数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货币调控目标与GDP增长和物价变动之和挂钩，已不能完全反映经济运行所需资金的真实情况。加之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产生储蓄防变思想倾向，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日显疲态，适时淡出已成为各方共识，长期处于“配角”地位的货币政策应及时策应，尽快上升为“主角”，与调整后的财政政策同时发挥作用。总的政策倾向应是放松银根，在保证经济增长前提下，容忍适度的通货膨胀率。

　　笔者认为，在WTO框架内，中国承诺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已为时不远，在规则允许的期限内，实施人民币的政策性贬值，将能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首先，可以提高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刺激国内消费。因为在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投资的力度将会减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降低；对于出口的贡献度，也不能有过高的指望；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最具潜力的当属国内消费，而本币贬值恰恰可以刺激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在人民币贬值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保证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水平，将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次，可以保持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与此同时，若能及时推出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的政策，既可舒缓外国给人民币施加的升值压力，又能达到为财政松绑的目的。

　　第三，调整国内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弱势群体的收入。中国已经全方位对外开放，外贸依存度已达45%以上，汇率的变动对所有人的利益都会有影响。但是，汇率的变动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是不同的。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人，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人民币贬值，可在提高中国农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扩大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抵御入世对我国农业带来的冲击。

　　第四，为财政金融政策开辟更广阔的操作空间。与通货紧缩相比，适度的通货膨胀，不仅能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提供更有效的使用空间，还可使财政政策的运用更有余地。譬如，通过取消出口退税而节省的财力可用于发展义务教育、提高公务员工资、补助弱势群体等。

　　第五，为今后的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积蓄能量。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出色表现，在增强国民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方面效果显著。但也应看到，一些人的狂妄、自大心理也得以暴露，有些人只看到综合国力和总体经济规模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而忽略人均经济指标。殊不知，近13亿人口的中国经济总量，仅及1.26亿人口之日本的1/4和2.8亿人口之美国的1/8，哪里有骄傲的资本。人民币贬值，尽管会降低本国经济以美元计价所占全球比重，但却可避开各国关注的锋芒，为未来人民币开放资本项目积蓄能量，可谓“韬光养晦”。

　　综上所述，人民币现在已经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关头，无论是从国内经济还是国际贸易往来角度，都需要认真对待。在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外国的呼声不能完全无视，但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又不能丧失自我，任人摆布。当前，如何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与其说是一项经济决策，不如说是一项政治决策。为了回应各国的呼吁，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笔者认为，宁可降低或完全取消出口退税，也要守住人民币汇率。在科学测算出口退税效应及部分“假出口，真骗税”影响之后，以取消出口退税为前提，人民币至少应有5%-10%的贬值空间。谨此建议我国政府，利用人民币尚未完全市场化之机，充分利用中央银行的资产管理功能，选择适当的时机，调低人民币币值，充分利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导向作用，真正发挥汇率政策“一石多鸟”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