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动员阻击“非典”下乡 记者亲历第二战场

　　本报记者范利祥 实习记者 熊学慧 俞技峰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由于人口众多、居住分散等原因，抗击“非典”的难度更大。进入夏收季节，一些外出打工的人员也从各地返回家乡，很多人并未经过严格的体检，很可能携带病毒并予以扩散，因而，农村抗击“非典”工作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日前，本报记者分兵三路，深入广东、浙江、安徽农村，实地了解了农村抗击“非典”的情况。

　　广东故事：

　　5月3日下午，一场紧急会议在广东省政府召开。广东省副省长谢华强在主持会议时神色凝重，关于如何快速有效地防止非典型肺炎可能向广大农村地区蔓延的种种问题在热烈的讨论之中。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长黄华华之前曾要求全省各地要加强管理，及时劝阻农民工返乡。

　　5月5日，广东省委、省政府组织的检查组同日抵达民工聚集较多的深圳、东莞、惠州等珠三角9市进行现场检查，督促各市严格控制农民工返乡。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典”下乡阻击战在广东迅速拉开帷幕。记者“返乡”

　　5月4日早晨8时，记者找来一副农民工的“行头”，将自己打扮成一个返乡的农民工向广州火车东站进发，亲历阻击“非典”下乡的第二战场。

　　与往年的热闹相比，眼下的广州东站显得异常冷清，买火车票就像去商店买一包香烟般快捷。二楼售票厅门外排列的一堆行李格外引人注目，有一男一女戴着口罩守在行李旁边。这对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说，他们一行共有十三四个人，现在没活儿干，就结伴回乡了。但他们不知道能否回得去，也不知道需要办些什么手续才能回去。

　　在四楼候车室门口，记者受到层层盘查，盘查的过程约有30分钟，不过这场盘查与控制农民工返乡的检查无关。记者在经过设在候车室口的体温检测仪后，拿出了相机拍摄了两张农民工通过检测的照片，这一行为立即引起车站检查人员的警觉。一位工作人员当即找来一执勤民警，民警在仔细询问过记者拍摄照片的意图后要求记者出示证件。这位民警在查看过记者的介绍信和身份证之后说介绍信可以造假，并叫来另一名警号为“092645”的民警对记者继续进行盘查。在经过一番长时间的交涉后记者要求离开东站，092645通过对讲机向“大佬(粤语，有大哥、老板、老大之意———记者注)”请示一番后同意记者离开。

　　这场变故使得记者不得不改变行动方向。上午10时30分钟左右，记者来到省汽车总站。一医务人员手拿着耳温枪守在进站口，这个“只要零点几秒就测出体温”的仪器并没有给进站的程序带来什么影响。进站后，所有旅客都被要求必须登记才能离站，上车的卡口前排满了一列列等待着填表的人，有肩挑背扛的农民工模样的人不是很多，一个队列里才一两人。

　　10时50分，记者坐上了一辆开往粤北山区清远市的大型客车。客车有40个座位，只坐了6名乘客，6人中除了记者像是返乡的农民工外，其他人均是过往的旅客。中午12时多，客车顺利抵达清远市。出清远站时，记者没有受到检查，清远好象并不惧怕“非典”病毒的侵袭。

　　清远“静土”

　　清远市包括连州、连南、连山、阳山等“三连一阳”，地处粤北山区，总人口300多万，农村人口占八成以上，是广东省境内向广州、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地区输出民工最多的地市之一。

　　在清远市街头等待雇主的几位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并不担心会受到感染，虽然清远离广州不算太远，但他们已从电视上看到有关广州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新闻。而载着记者到清远市效区农村的摩托车司机则告诉记者，他在看电视时反而会有点担心，觉得感染上“非典”会很可怕。不看电视反而觉得安心，因为清远市没有发现感染上“非典”的病例。

　　记者在清远市小市区三角镇找到一家卫生所，卫生所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里面苍蝇乱飞。医疗设备也相当简单，坐诊的医生只有一部听诊器。这家卫生所的医生对记者说，附近的村庄上最近没有发现有人从广州回乡，更没有被感染“非典”的人。至于记者问到的乡村医院有无具体措施防护措施等问题，他请记者到市人民医院去问，他只知道如果发现有疑似病例就得往市人民医院送。

　　清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刘晓明向记者介绍，按上级的文件精神，清远市社会劳动保障局、卫生局等部门都要求本地工厂都不放假，放假的民工也不要回乡。从广州等地回乡的农民工都要进行登记，他们也会对回乡后的民工进行追踪监测。卫生部门对全市的乡村医生都进行过专门的培训，要求他们严密监测回乡的农民工，一旦发现有疑似或感染病例及时向上报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几部救护车随时待命。刘晓明说，到现在为止清远还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例，但他们要严阵以待，要防范很多确定的因素，还要经过“五一”甚至是今后更长时间的考验。

　　东莞安“民”

　　在记者到达东莞之前的5月3日，也即是广东省副省长谢华强主持召开关于严格控制农民工返乡的紧急会议的当日，东莞市也随即下发了《关于切实控制外来员工返乡的紧急通知》，要求东莞市范围内的各单位、各企业将控制外来员工返乡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对待。东莞市劳动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说，为了做好控制外来员工返乡的工作，东莞市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工作组，要求各组每天报告工作进展情况。记者到达东莞市的当晚，一名台商朋友告诉记者，他正在对员工作劝说工作，请员工不要请假回乡，不要外出。他还告诉记者，东莞市政府部门找他们开了会，要求他们在做好劝说工作的同时，还要做好防疫工作，他封了厂门，员工要在测量体温后才准许进厂。

　　5月6日，记者到东莞市寮步、大朗、常平等镇“找工作”，各工业区的工厂均是大门紧闭。几家五金厂和灯饰企业的门卫对打扮成农民工模样的记者说，上面有通知，要求他们厂近期不要招工。有一位好心的保安还劝记者想办法回老家去，过一两个月再来，因为现在工厂都不能招工。

　　民“工”民安

　　记者在与众多农民工交谈后发现一种让政府安心的情况是，很多农民工虽然目前面临生存的压力，但他们并不急着要回家乡去。他们的说法和清远市那位刘姓农民的说法一样：回去没有什么用，况且回去还很麻烦。所以，记者在东莞火车站各汽车站并没有看到成群结队返乡的农民工。

　　“返乡”之“难”令记者体验到了东莞市政府部门在控制农民工返乡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各汽车站停止了包车业务，部分车站还停开或减少了往安徽、广西、湖南、江西、湖南等农民工输出较多省份的班车，返乡的农民工还须办理诸多的回乡手续。记者在东莞车站问及往广东省以外地区的车辆营运情况时，售票员每次都以摇头回答说：没有车了，停了。以前总是人头涌动的东莞市汽车总站，在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回乡人流的情况下也显得冷清了很多，除了站外来回走动的人外，候车室内人员稀少。

　　记者了解到，东莞市劳动部门和卫生部门及各镇区都建立了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为稳定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作好应急处理的准备。有的镇区还储备了应急资金，如厚街镇、村两级已备足2600万元资金以处理应急事件。据东莞市劳动部门介绍说，目前在东莞工作、生活的农民工还没有出现较大面积情绪波动的情况，绝大多数人都能在企业的有效管理下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安徽故事：

　　自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以来，安徽已派出十多个工作组，到该省的部分市、县督查流动人口监测和重点人群健康随访制度、执行情况，指导县、乡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的建设。现在，安徽省已建立农村返乡人员情况报告制度，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信息网络。

　　农村“危情五月”

　　据安徽省“非典”防治工作总指挥部农村组一位人士介绍，安徽有600多万农民在省外打工，是外出流动人口较多的省份，而且，大量外出务工的农村人口基本分布在广东、北京等疫情重灾区。

　　“近期部分外出务工人员从一些疫区陆续返乡，且人数逐渐增加，防治‘非典’的形势非常严峻。”安徽省农委的官员说，“目前，农村基础条件薄弱，医疗设备仍然落后，医疗水平不高，人均享受医疗设施不足城镇的三分之一，这一现状决定了农村预防‘非典’将比城市更加困难。”

　　安徽省职业介绍中心主任刘邦安在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忧虑地表示，还有不少农民工因担心感染“非典”而回家，无意中增加了“非典”向农村传播的机会。安徽省有关部门的“非典”病例报告显示，截至5月6日10时，安徽已发现9起“非典”病例。病人主要来源于农村，“全部是从疫情高发区广州或北京带回来的。”

　　“农村流动人口管理难度较大，加上多是大家庭，一人得病，将危及整个家庭，甚至一村一乡一镇。”安徽省“非典”防治工作总指挥部农村组的一位工作人员不无担心地说，“从4月23日以来，我省已报告的病例相对集中，病人数量的上升与外出务工人员的返回数量呈正相关。疫情侵入农村的危险在增加。”

　　严防“非典”下乡

　　安徽省省长、安徽省“非典”防治工作总指挥部负责人王金山说，现在，安徽省的“外出务工人员正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大量返乡，增加了监控防治的难度。”他强调，加大农村防治“非典”工作力度，控制疫情在农村传播和扩散，是摆在安徽省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必须切断‘传染源’！”王金山斩钉截铁地表示。

　　据了解，安徽已经开展了对所有返回人员的健康随访与管理工作，尤其是加强了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关键环节的监测与管理。为了控制外出务工人口的大量返回，安徽省已紧急发出了“致安徽外出人员的公开信”和“致全省返乡人员的一封信”，动员在外务工人员就地务工或休息，减少流动，防止疫情的传播和扩散；对从疫区返乡的农民工，要跟踪管理，全面做好“非典”的监控工作。

　　而据该指挥部的另一位负责人介绍，自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以来，安徽已派出十多个工作组，到该省的部分市、县督查流动人口监测和重点人群健康随访制度、执行情况，指导县、乡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的建设。现在，安徽省已建立农村返乡人员情况报告制度，形成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信息网络。

　　“当务之急是严格控制农民工返乡。”这位负责人说，“控制疫情向农村蔓延，更要全国各地的大力配合，各地、各部门和用工单位要努力为农民工安心务工创造条件，用工单位要安排好生产经营，不能擅自停止营业和遣散民工。而且，对因在外务工不能返回而影响农忙的家庭，各乡镇、村要进行统筹协调，组织村民群众给予尽可能的帮助，解除外出人员的后顾之忧。”

　　浙江故事：

　　在石桥镇杨家村，这个被划入杭州市下城区两年的村子，已开始组建了社区，但在“非典”到来之际，各生产队长还是被村领导在第一时间告知，开展对村民的说服工作。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在村领导的参与下已明显可以感觉到村里的公共卫生状况好于从前。

　　草根组织倾情相助

　　35岁的徐秋明和48岁的赵和鸣已经半个月没有回家了。作为杭州市黄湖镇的联防队员，从4月24日起，两人志愿担负起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专门接送从疫情严重地区到镇上来的人去20公里以外的医院。而在此期间，他们也不得不24小时与家人隔离。

　　黄湖镇位于杭州、湖州和安徽省的交界地带，坐落在山林之中。“非典”疫情在全国蔓延后，这个小山区往日的平静也被打破了。

　　镇上卫生院副院长林立成笔记本上的“‘非典’防治工作日记”勾勒出了小镇“非典”工作状况：4月21日，卫生院成立领导小组，第二天即对当地的中小学、企事业单位进行消毒以及相关的指导，23日开设发热门诊……

　　几乎同时，4月22日从北京返乡的曹慧聪老夫妇俩在到达妹妹所在的中街村后引起村民们的警惕，随即被送往医院进行体检、观察。

　　接下来的日子，小镇又陆陆续续迎来了16位来自广东、北京的“不速之客”。由于卫生院的救护车不够用，当地财政掏钱租了一辆车，在设置了简易的隔离防护措施之后，这辆车承担起了护送疫情严重地区来人往返于医院和住地的重任。

　　而这一切工作的开展，都源自4月20日，当天杭州发现了3个疑似病例。就在这一天晚些时候，镇领导和上机政府签订了防治“非典”的责任状，在浙江防治“非典”工作进行了1个多月，防治工作终于真正进入了农村。

　　下午，黄湖镇镇长便找来了辖下16个行政村的村长、村支书以及卫生院的有关负责人，传达了上级政府有关防治“非典”的指示精神。入夜时分，各项任务通过村干部分解到了各个村的组长们。组长被授命到组内各村民家中调查摸底，请村民劝阻在疫情严重地区务工、求学、经商的家属成员尽量不要回家。

　　当地浪河口村的村支书俞掌根不仅是把镇政府带来的“非典”资料带到了每户村民家中，而且还主动找到卫生院，把其他的宣传资料进行复印后送给村民。因此，在这个村的7个组的村民中，在外的10多个没有一个回到镇上。在返乡的17人中，有不少是还没有到家便被送往医院。

　　眼下，由于整体的布防措施，小镇又宁静了下来，村民们似乎度过了开始时的恐惧。

　　“必须动员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这是农村防治工作的根本。”黄湖镇的“非典”防治工作印证了浙江省卫生厅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处处长高翔的说法。这一条也是浙江省发文指导农村防治“非典”的精神之一，尽管该文件是4月30日才签发的。

　　农村防非典“样本”

　　事实上，高翔正是浙江省政府签发的这份指导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在给政府的建议中，除了上述的条款，高翔还提出了四点：

　　一、农村防治“非典”必须明确分级管理，要以县为主，结合农村的实际医疗能力、分布状况，完善应急处置方案，确保人员、物资和经费到位，党委政府领导应该负总责。

　　二、农村防治工作的重点应在于加强返乡人员的管理，所有此类人员应该予以登记，建立来人详细的资料，重点对来自疫情严重地区的人员，建立随访跟踪服务，劝其在相对固定的地方呆14天。其中的发热病人要隔离14天。

　　三、发挥浙江农村防治“非典”的服务优势，近年来在浙江部分农村开展的“上门服务”应该发挥其作用。

　　四、在农村普及卫生知识，开展卫生教育，在形式上要结合农民讲求实际的特点。

　　浙江省政府之后便根据此四点建议发文，农村防治“非典”工作也被该省称为“当前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在所有的被采纳的四点建议中，根据记者的了解，这也将列为浙江农村基层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内容。

　　在所有的建议中，高翔特别强调了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因为在劝说返乡人员少外出的过程中，并没有法律依据能够强制执行，“而这些组织的参与则会非常有用”。杭州市区的经验同样也可以给予这种说法以佐证，在杭州的部分街道，一些社区建立了社区、居委会乃至楼道的自治组织，这对于在流动性、聚集性强的城市防治工作有着明显的效果。

　　在石桥镇杨家村，这个被划入杭州市下城区两年的村子，已开始组建了社区，但在“非典”到来之际，各生产队长还是被村领导在第一时间告知，开展对村民的说服工作。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在村领导的参与下已明显可以感觉到村里的公共卫生状况好于从前。

　　建农村保健体系的契机

　　此次“非典”一疫，在浙江农村众多的流动人口中，至今尚无疑似病例报告。在防疫体系缺失、资金人力相对匮乏的农村，基层政府和草根组织显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至少，在农村被普遍认为信息接受能力弱、公共卫生资金缺乏的状况下，两者不仅及时传递了有关的信息，也投入了大笔的资金。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全省除省级外的财政投入也已经近亿。

　　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针对目前的“非典”状况，根据不少专家的预测，“非典”将有可能成为春冬两季的常发病。在浙江，农业人口占到了全省总人口的70%。而即便较全国很多省份富庶，浙江农村公共卫生状况并不见得比其他地方有任何不同。

　　一个典型的乡镇，通常有一个到两个卫生院，平均10多个医护人员，多则20人。而村级卫生室也就两三间屋子大小，其中一个诊室，有一个乡村医师配备百来种药品。至于能够得到的经费，少的在2000元～3000元，最多的一年也只在3万元。

　　在黄湖镇上，当地的这个卫生院为2001年新建，有21名工作人员，一幢4层的办公楼房，是三地交界处最好的卫生院，也是附近几个镇子村民医疗的首选。这个卫生院2002年获得的拨款是3万元。而据了解，其运作的费用一年大致为100万。

　　林立成颇有感慨。当地的防疫工作主要包括地方病防治、儿童接种、传染

　　病管理、食品卫生、劳动品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等，共有3名工作人员，占到了整个医院人力的七分之一。

　　“借着‘非典’为害之机，重新检讨和彻底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全国医疗保健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做到了这一点，这次抵御‘非典’的战斗不仅是大获全胜，而且从制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医疗保健问题；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面对这次‘非典’侵害，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近日公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