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其不确定性。因此对其风险的认识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实际损失进行判断
●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使中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加快推进系统性的改革进程已是刻不容缓
乔其兴
非典型肺炎对经济的影响在于其不确定性。在凯恩斯经济学里，“不确定性”被定义为不能被保险的风险。对于不确定性风险的认识，不能以事件造成的实际损失作出判断。
像投资拉动经济具有“乘数效应”一样，进出口贸易以及旅游收入的减少对经济增长也会有负的“乘数效应”。如果某酒店的旅游收入锐减，酒店员工的收入就会减少，他们会因此削减消费支出，从而使食品、服装、家电等商品的需求减少。所以，每损失1元的旅游收入，所造成的GDP减少就不止1元。“口罩经济”并不能完全弥补“旅游经济”的损失。
虽然非典型肺炎扩散的速度较快，但是，由于事件本身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所以，疫情本身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不一定是最严重的。在初期阶段，信息披露的欠公开和相对迟缓造成的信任度下降，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对经济数据的可信度、投资环境和人文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胡鞍钢教授说，“非典”一役对中国的影响不亚于一场“软战争”，应该说，这一评价并不为过。在全球经济和社会交往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中国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对疫情的防控有着独特的影响。这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所在。
首先，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使人口的流动率偏高。这在流行病发生时，不仅增加了疾病防控的难度，而且，由于“交通经济”产生的福利较少，所以，一定的程度上也隐含着资源配置的浪费。
其次，医疗产业的公用事业体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了医疗科技和卫生规范的发展与创新，使医疗产业自身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自消化能力”降低。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了疑似病人的就医成本，使疑似病人在防止疫情扩散的某些环节上具有“惰性”。如果这样的“惰性”与行政措施的不得力相结合，问题的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就近期的情形而言，行政措施的强势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第四，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欠缺，以及偏大的就业压力，也增加了疫情扩散的风险。如果工人由于害怕失去工作机会而隐瞒疫情，或者企业在发现工人感染时，为了避免给企业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立即辞退或者要求工人回家，就会加快疫情的扩散。
第五，由于“灰色经济”处于半公开、半地下的状态，不能纳入法制化的有序管理，使某些人群处于人口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第六，科研学术体制僵化的一面增加了科技攻关的难度，使疾病控制的最关键环节缺少应有的亮色。自2002年11月16日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到2003年2月18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再到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为新型冠状病毒(衣原体和冠状病毒在“非典”的预防和治疗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一过程提醒我们，应该对我们的科研学术体制进行一些反思。
这些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特征，使中国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牵一发而动全身”，问题的复杂性已经显露无遗。因此，加快推进系统性的改革进程已是刻不容缓。这些系统性的改革包括：科研学术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社会体制改革、新闻体制改革、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等。
由于“非典”关涉人民健康，从而使疫情控制和经济建设的平衡具有相当的难度。在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理念下，新的挑战决定了结果只能是兼顾兼得，而不能顾此失彼。
《国际金融报》(2003年05月09日第三版)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