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宁
6日下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温总理强调，千方百计确保农村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确保广大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确保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详见5月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道)。
为此，中央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九条措施，其中的第七条决定对“农民和农民工患者一律免费医疗，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笔者所见，中央政府推出的防治措施条条重要与务实，但对农民和农民工患者实行“三个免费”这一条，尤其关键。有了这一条，即便其他八条措施中的若干条在各地的具体落实过程中被打了折扣，即便非典疫情在某些农村地区局部蔓延(也许这很难避免)，也能最大程度地保障疫情发生地区农村社会的总体稳定。
为防止非典病毒大规模侵袭农村地区而及时果断推出的“三个免费”决断，可视为中央政府向9亿农民做出的一项重大经济承诺，更可视为中央政府落实“三个代表”的一项重大政治承诺。抗击非典，在公共卫生疾病防控经费的紧急保障上，国务院带头向广大农民、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眼下，尽管全国农村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疫情，但农村地区医疗基础设施普遍薄弱，医卫技术力量不足，疫病监控体系不健全，半数以上的乡村卫生院因旧体制积弊以及投入长期不足，再加上农村卫生防疫知识教育的长期缺席，非典病毒一旦大肆侵袭农村，防控局势将比城市更难驾驭。正是基于对此现状的警醒与认知，“三个免费”的决断才更显出现实的针对性。
当然，对“三个免费”决断的推出，我们有理由、有必要从经济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多重层面予以肯定。
从经济与政治层面考量，自“计划经济”年代以来，咱国家各级政府财政一直是“建设财政”。后来，由于各地“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及机构人员膨胀的无节制，一部分地区政府的“建设财政”渐渐演变为“吃饭财政”———部分地区(特别是县级以下)甚至连吃饭都十分困难。
走出困境的办法只有一条，即政府从财政理念到资金投向均做脱胎换骨式的转型———向公共财政靠拢与转型。“三个免费”虽说直接应对的是当前农村防治非典之急需，但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何尝不是中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迄今为止最有力度的大胆实践？
从经济与社会层面分析，“三个免费”彰显出中央财政在面对社会出现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也当包括其他各种社会危机)时的无可替代的“顶梁柱”作用。就农村防控非典而言，只有果断地这样做了，才能确保每一个农村非典患者都不会因经济困难而无钱医治；才能使其他的防控措施发挥综合效果。也只有这样做了，才能解决某些地方政府因财政窘迫使抗非典流于形式。
当然，由于中央财政抗非典的支出陡然增加，势必影响到其他财政预算计划的实施，也自然会实际影响到全社会的GDP。但是，“三个免费”向世人昭示，中央政府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施政第一要务。
当下，抗非典的形势还不甚明了，闹得不好，非典病毒仍有继续肆虐蔓延的可能。由此，中央政府对抗非典的转移支付预算很可能仍是一个“变量”。笔者建议，作为未雨绸缪之必要手段，政府应在必要时发放公共卫生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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