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亿资金急救防疫体系

　　本报记者徐昙

　　坐落在北京市南部的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显得非常破旧，走廊里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楼内堆放着一些大概已经废弃的医疗设备。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防治司赴华考察小组负责人说：“中国的病毒学专家是一流的。”但在他的眼里，类似上面这样的设施却是有点落后了。

　　当史无前例的“非典病毒”袭来的时候，最受考验的就是国内的防疫体系。遗憾的是，补偿机制不足，长久的“营养不良”，国内的防疫机构在“非典”面前显得很脆弱。

　　近年，国家财政支出在卫生事业费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各地的防疫部门得知，目前最为捉襟见肘的就是资金的不足。在非常时期，当前的救急和长远的建设一并被提上日程。

　　“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29亿能否支撑防疫体系的建设

　　4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中央财政设立总额为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从总预算预备费中安排。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

　　此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曾显示出重塑防疫系统的决心。为有力加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加快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已安排20亿元国债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9亿元，使中央支持的中西部省、市(地)、县级疾病控制机构的资金达到29亿元，支持中西部地区完成绝大多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设。对于东部地区，国家要求安排自有财力建设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同时，国家今年还将另行安排专项资金6亿元，支持国家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期工程的建设。通过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今年基本建成全国省、地、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虽然发改委的领导表示，这笔资金是根据各地“疾控机构”建设的覆盖面预算得来的。而这29亿能否支撑中西部甚或全国“防疫体系”的建设也许还是个未知数。

　　卫生部有关部门领导对记者表示，根据卫生部的测算，这笔资金现在能满足地市级机构80%的需要；县级机构70%的需要；省一级建设可以一次性投资完成。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可以说，中央政府是一次性“包干”支持疾控体系建设的完成。

　　卫生部领导表示，如何把疾控体系的作用延伸下去，还要取决于地方政府对待疾控系统思想的转变和对疾控工作的支持。因为日后项目的维护不可能还由中央掏钱。最终，这位卫生部领导还是很欣慰地告诉记者：“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了。1998年前，卫生部用于全国的经费加起来也不过1～2个亿。”

　　4月20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出席“非典”最新疫情和防治情况的新闻发布会时，对各路记者说：“为了控制住疫情，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在卫生部和财政部有一个默契，只要卫生部提出的开支预算是合理的、科学的，财政部会给予大力支持。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当前整个的财政经济形势非常好，一季度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26%，相信不会因为资金问题影响防疫工作的开展。”

　　“非典”经费的另外来源

　　除了中央财政支持，地方政府的拨款和社会的捐赠也是防治“非典”经费的另一来源。截至4月22日，地方各级财政已安排“非典”防治经费8亿多元。

　　为了全力对付“非典”，卫生部日前专门成立了“非典联合办公室”，下设8个处室，分工详细。“联合办公室”的社会保障处截至目前已接到了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业集团的400万现金捐赠，以及各地大批给医务人员的防护药品。这种现金和实物捐赠还在源源不断。

　　4月14日，科技部也从现有科技计划中紧急筹措1000万元，用于对非典型肺炎病因和治疗药物的紧急科技攻关。目前先期安排的300万元应急科技经费已经拨到卫生部。

　　北京已成为继广东、香港之后的重灾区。记者从北京市财政局得知，北京市以及18个区县共拿出1.3亿元作为“非典”斗争经费以及防疫系统建设经费。

　　而山西省政府也划拨3000万元作为防治“非典”的经费。河北省政府也安排1000万元资金，用于购置“非典”检测、救治器械和药品。

　　西部省份甘肃等相继“沦陷”，4月20日，甘肃省卫生厅向社会公布了2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病例，这是甘肃省首次发现的非典型肺炎病例。甘肃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就甘肃省的非典型肺炎救治、疫情控制和防治工作作了新的部署，拟定定西地区和兰州市为重点防治区域，并增拨100万元专款用于非典型肺炎防治。

　　可以看出，越是西部省份，用于“非典”的资金越匮乏。

　　投入不足滞缓防疫系统建设

　　“非典”疫情来势汹汹，几乎让所有防疫机构措手不及。“非典”的确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传染病案例中史无前例。卫生部4月份才将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各地对防治非典型肺炎具有法律责任。但疫情来临后防疫机构的疲于应付，也透视出了国内近年“重治轻防”导致的防疫体系的没落和失范。

　　一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士对记者说：“历年来，我们都在提‘预防为主’，但并没有真正把预防放在第一位。疾病预防是投入少产出大的措施。但这种投入因为很难看到显象的效果，往往容易被忽视。它不像打针吃药然后病愈那样明显。”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到中国考察“非典”疫情，在考察部分病毒研究所后感叹，“中国的医学专家是一流的，医疗设备却是落后的。”

　　长期以来，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滞缓了防疫系统的建设。从有关部门提供的以下数据显示，在卫生事业费中，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趋势。在80年代以前，政府预算支出、社会支出、居民个人支出在卫生事业费中基本是三三分成；90年代这一分配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1991年的数据看，政府预算占卫生事业费为22.8%；社会支出占38.4%；居民个人支出占38.8%；到2001年，政府预算支出降到了15.5%；社会支出降到了24.0%；居民个人支出增长到了60.5%。居民分配医疗费用往往也是重治轻防。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对记者表示，卫生防疫公共卫生建设，严格上讲应该吃国家饭，但财政紧张时期保证不了防疫体系的吃饭问题。防疫部门只好自我筹集资金，提倡有偿服务。因为要靠创收来弥补经费的不足，导致工作重点转向创收服务。影响了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时的应变能力。

　　这位专家表示：“经费不足，科研跟不上，对疾病的发生规律就缺少预见性。”

　　卫生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卫生部的有关人士认为，防疫机构事实上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建国以来，基础性的公共卫生设施基本解决了，对传统的流行病如天花、霍乱、麻疹等基本能够控制。所以，有人认为以预防控制传染病为重点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已经胜利完成。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一次革命”和以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重点的第二次卫生革命的双重挑战。因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非典”病毒解决了，人类与新病毒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

　　在一次由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宏观经济与卫生”的会议上，有官员表示“经济发展需要卫生的保障，缺乏卫生保障，经济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卫生不仅是消费，也是产出，间接对经济发展起作用。”“非典”带给全世界包括中国旅游、消费、运输等经济环节的冲击，为忽视防疫系统的部门上了惨重一课。

　　事实上，卫生部对防疫系统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如改变防疫机构卫生执法和技术服务的“政事不分”；对分散的防疫机构的撤并整合等等。此次，国家的财政支持就像在一个架构雏形上输血，政府投入的主渠道重新摆在首要位置。

　　医疗系统的痼疾在于行政体制上的条块分割。这也是此前为什么北京市在信息收集、监测报告、追踪调查方面存在较大疏漏的客观原因。高强也曾表示：“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医院有175家，其中，北京市的市、区、县属医院131家，卫生部、教育部所属医院14家，军队、武警所属医院16家，各行各业所属医院14家。这些医院彼此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信息互不沟通，资源不能整合。”

　　这种条块分割不可避免地在防疫系统上表现出来。除了卫生部的疾控中心，几乎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疾控中心。此外繁冗分散的防疫机构设置，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效率不高等问题都有待解决。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对记者表示，中国疾控中心未来在防疫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能否有更大的权限。疾控中心只有更大的授权，才有可能对全国的疫情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