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改革的转机

　　SARS问题不仅是健康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为非传统的重大社会、政治、安全与外交问题。这是一场危机。面对危机痛定思痛，我们应该从“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峻性。SARS引起的公共健康危机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不稳定局面，使得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经济开始遭受打击。但遭受SARS最大挑战 的还不是中国经济，SARS的影响已经超越经济。诞生不久的新一届政府调整、控制这场健康危机的能力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危机还是转机

　　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必须充分从这次社会危机中汲取教训，把危机变成转机，加快政治体制与政府体制的改革。

　　确实，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次公众健康危机凸显出政府治理与政治体制(权力制衡、公众监督、舆论制衡、责任政治)中的各种缺陷。普遍的公共健康危机本身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有可能引发更深层的政治危机。这是许多国家曾经经历过的过程，也是当代比较政治学的一个规律。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社会危机，而社会危机(表现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社会失控、社会抗议)则很快导致政治危机。印度尼西亚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苏哈托政府统治印度尼西亚长达32年之久，印尼经济发展在这段时期出现了“奇迹”，在亚太地区经济与安全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迅猛的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这个千岛之国金融体系与经济体制的弊病，而且暴露了苏哈托政权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与政治问题，2亿多人口的社会突然失控，酿成了持续时间很长的深重社会动荡与社会危机。在国内国际强大的压力下，苏哈托不得不黯然走下政治舞台。

　　为什么社会危机会导致政治危机？原因很简单，因为政府本身积累的问题成为了危机的一部分，或者说，政府的问题是危机的一个因素。无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社会危机的产生都与政府对这种危机的处理不当密切相关。对危机的不当处理不会缓解危机、解决危机，反而可能加剧危机。

　　危机当前，形势严峻，中国应该如何走出危机？一种积极的建设性思维是，危机可以是转机。克服社会危机首先要重塑政府形象，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在危机时刻，人民对政府寄予战胜危机的巨大希望。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带领人民成功克服危机，那无疑将有利于改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所以，克服社会危机需要全社会的凝聚力，政府与社会需要同舟共济。政府能否以民(命)为本、一切为民(命)、高度负责、加强社会凝聚力是本次危机发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人民要理解政府、支持政府、信任政府。英国政府在处理疯牛病危机、美国在处理“9·１1”事件带来的社会恐慌时，都积累了一些政府与社会合作的经验。

　　一句话，SARS危机下的新形势有利于中国推进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设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政治改革最终克服社会危机，应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改革的目标是使中国成为对内对外高度负责任的国家，坚决避免噩梦般的社会失控与动荡局面，维持中国好不容易靠改革、开放、发展而取得的巨大成就与重要国际地位。

　　呼吁外交改革

　　SARS病毒的全球扩散，特别是在东亚的广泛流行，已对中国外交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冲击。中国外交不得不面对由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的外交问题。中国公民在世界上的活动开始受到消极影响，在一些国家，甚至产生了针对华人的种族歧视。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而非与他国的政治关系成为当前中国外交的一个“重中之重”。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健康危机，当然要对世界构成重大挑战。在这个时候，外部世界产生任何对中国的恐惧、担心，甚至一些不友好的言论，都是正常的。这并非对中国构成敌意，我们也不应该做出过度反应。

　　以SARS危机为契机，中国到了提出外交改革任务、目标的时候。

　　传统上，中国外交一直高度集中在所谓“高级政治”事务中，而那些非传统的、新型的国际事务一直是中国外交陌生的领域。起源于欧洲的国际关系，向来有“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分别。“高级政治”一般指上层政治，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等宏观问题。例如，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互访，政府间关系中问题的处理。而所谓“低级政治”是那些不属于上述国家间政治的国际关系问题，是下层政治。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界限早已被打破。欧洲已经很少再区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许多“高级政治”讨论的问题更多的是“低级政治”问题，而“低级政治”越来越具有“高级政治”的意义。政府努力去促进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关系，是今天国家之间“高级政治”里越来越重要的形式与内容。一系列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低级政治”问题，例如国际有组织的犯罪、恐怖主义、移民、污染、贫困等成为国家间“高级政治”要更多地面对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一度高度集中在国家之间的“高级政治”领域，所谓发展“大国关系”，重视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访”等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再如，中美政治关系(政府间关系)被当作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当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外交均在调整，许多国家外交部进行着大幅度的改革(比如日本与西欧国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外交越来越积极地面对非传统的、不属于“高级政治”但恰恰是最重要的新型问题。

　　SARS问题正是这样一个不属于传统“高级政治”但却全面冲击“高级政治”的问题。对于传统外交来说，几乎用不着去关心诸如一种传染性疾病的外交后果。但从“低级政治”、非传统外交的角度看，诸如SARS这样的世界性疾病，早已成为许多国家外交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SARS已经涉及到许多国家的安全(请注意不是传统的“国家安全”)，也就是社会安全与人的安全。

　　中国是SARS疾病的高发地区，而中国外交则受到了SARS的严重冲击。这种冲击对过分集中于“高级政治”的中国外交以良性警示。中国外交应从SARS危机的外交后果中汲取教训，着手开始中国外交的改革。

　　中国内部事务(特别是经济体制)已经改革了二十多年，但对外事务改革的问题则几乎没有被提出来。外交不应是改革的禁区。换句话说，中国外交改革应该早日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在全球化世界中生存与发展。中国应以“国际社会”而非“国际体系”的一员在世界上行动，将关注不够的“低级政治”问题纳入外交事务中，妥善地处理“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新时代搞新外交。

　　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外交应更多地以公众为中心，维护一个国家、社会与每个公民的安全、利益、价值与形象，而不再仅仅是狭义的国家安全。新型的外交体制不仅能有效地处理传统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必须能有效面对全球化世界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非传统问题。中国外交的改革就包括如何面对原来中国对外关系并不存在(或者存在但并不重要)的问题。当前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允许、欢迎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来中国帮助政府与社会遏制SARS的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