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危机是一次契机吗？

　　陆建华：现代社会、政府和国民仍未成型

　　关于SARS事件，我要强调“三个务必”：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社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社会；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政府；务必不要忘记，我们的国民还没有成为真正的现代国民。

　　首先，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的复杂性、开放性和多变性已经很突出，国家处在转轨过程中。这次SARS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社会还远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如此。最主要的证据就是社会还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常常让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社会趋势的学者大跌眼镜。1998年年底，我们对可能影响1999年社会稳定的一些人群的动向进行过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预测，但结果证实我们并没有预测到那一年对社会秩序影响最大的不稳定人群。去年我们也做过关于2003年社会状况的预测，现在看来，不能说是预测准了。SARS事件就是一个突发事件，这样的事件往往很难预测。如果社会中有那么多的不确定因素，就不能说这个社会是成熟的，这个社会与一个现代社会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确定性还相差很远。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为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事件，其中一定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起作用，有时候我们甚至对这些因素的走向感到无能为力，这种现象很令人担忧。

　　其次，从我们的国民在这场事件中的表现来看，无论如何不能说国民具备了现代意识。从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国民在四个方面表现得不成熟。第一是对相关信息的基本辨析能力方面，国民在没有对一些信息的真伪辨别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胡乱猜测，快速地传播着各种不安。2月中旬，广东媒体在反思广东出现抢购现象时，就指出过这一点；第二是专业知识方面，我们不能要求普通人具有完整的专业知识，但认为具有日常生活常识就足够的观点也不正确。现在看来，只具有常识是远远不够的。在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中，国民只具有常识不行，专业知识又不可能完全具备，我们的国民就需要有超越于常识的一些准专业知识。近年来，国民在一些外交事件、社会群体事件等方面，因为不具备准专业知识，仅凭常识做事，经常有可笑的言行举止产生；第三就是稳定的心理素质方面，突发事件最能反映国民的心理健康程度。所谓沧海横流，方显百姓本色，这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心理素质的表现方式。在这次SARS事件中，我听到一些人的议论，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过于焦虑、不安和慌乱的心理；第四是行为取向方面，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要做很多应对行为。抢购是不正常的，是国民对自身处境做出的某种过激反应。采取这种行动固然有很多理由，但我们不能把这种行为看成是成熟的表现。因此，SARS事件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国民的素质还远远没有现代化。

　　最后，我们的政府还没有成为现代政府。就现阶段来说，我们对政府现代化的要求并不高，但是在SARS事件的前一阶段中，政府作为之迟缓还是超出了我们的预料。美国的官员曾谈到过“盖屁股”理论，也就是说：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应该全力解决问题。政府能不能迅速解决危机是能力的问题，但如果政府要“盖屁股”，就成了一个政治责任问题，涉及到政府的基本信誉。在SARS事件初期，政府有过激反应，这种反应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先掩盖问题。这是前现代政府的做法，现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时首先要做的是，对基本的信息及时公正、充分披露，因为这事关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基本信息及时和充分地披露是一个现代政府应该承担的任务，是一种政治责任，从国民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知情权。瞒报或迟报就意味着提供了虚假信息，会加剧国民的心理混乱和行为过激。北京要打保卫战，称其为打人民战争也没错。但是打人民战争不是把责任全部推给人民，政府在其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十分明确。我要强调的是，政府对国民、对社会要有一种政治责任。

　　这三个务必提醒我们，不但在SARS事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后SARS时代我们也应该认真地想一想，社会如何才能健康发展，国民如何不断提升素质，政府如何变得更理性和更有政治责任感？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民和我们的政府都还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不是用一两句口号就可以认识清楚的。社会突发事件确实给社会学家提供了研究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看法的良机。其实这不仅仅是社会学家的事情，很多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近几年来一直在呼吁，政府应该在关注经济事务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性公共事务。现在看来，这个呼吁是有强大的警示性的。这三个“务必不要忘记”，也就是在强化这种警示性。

　　毛寿龙：危机冲击治道变革

　　SARS危机发生之时，也正好是中国政府实现治道变革非常关键的时候。政府治道变革，使中国经济发展有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这一过程尚在进行之中，转轨期间的很多问题导致SARS出现后没有及时得到控制。而当问题严重起来时，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终于导致SARS发展成为严重的传染病问题。

　　首先，从政府职能转变角度来看。最近若干年，政府职能开始逐渐从经济建设走向公共服务，比如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基础、建设政治文明等等，城市市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政府工作基本上还是以经济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中，SARS危机发生了。SARS是一种新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各级政府最初一直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并没有给予其充分的重视，一心确保今年的经济增长。随着SARS问题日趋严重，各级政府逐渐认识到需要将其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并且开始把经济工作暂时放一放，甚至放弃五·一黄金周。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同时也是正确的。如果自此开始，政府能够实现进一步职能的转变，加强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发展跟上经济发展，即使今后再有类似SARS的传染病发生，政府也可以应对自如。

　　其次，从政府行为法制化的角度来看。政府行为法制化的现状是：行政命令依然发挥着主要作用，但其作用正在减弱；法制正在发挥作用，但还没有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主要框架。就SARS问题来说，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之后，1989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传染病防治法。该法律规定过于集权，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增加甲级传染病，卫生部才有权增加乙级和丙级传染病，省政府没有任何权力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新的病种。这使得SARS在广东出现之后当地政府无法立即按照法律运作来控制传染病，失去了时机。

　　第三，从政府权力分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越来越分权的简政放权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促进经济发展。不过，这样的自主权是不确定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自主权一般比较大，在公共问题上的自主权比较小，而且地方也没有积极性通过各种办法去赢得自主权。中央与地方在公共问题上的不确定关系，中央在这一领域的高度集权，使得全国各地都面临公共事务管理投入不足、公共问题层出不穷的问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在财政、人员、组织等各个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保障。在公共服务领域里，除了城市建设和市容之外，在卫生、科研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投入和发展。现在发生的SARS，虽然变成了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的问题，但病人的隔离治疗、疑似病人的观察和识别、隔断进一步的传染机制、治疗病人基本上还是当地的公共问题。高度集权的公共问题处理和公共服务处理机制，与高度地方化的公共问题和公共服务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也是SARS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从政务信息的角度来看。政务公开，政府提供有关传染病的准确信息，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近几年政府一直在基层推行村务公开、县乡政府政务公开、校务公开等，人们对此形成了共识，并且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不过，这一运作还没有到达省和中央政府的层次。另外，政务公开往往与新闻密切相关。今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后，新闻改革开始展开，美伊战争报道是一个进步。不过最初在处理SARS事件报道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政府进行了控制。由于正规信息不足，人们开始依赖私下的信息传播。4月20日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毫无保留地每天向国际组织和国内公民公布全国各地的SARS疫情，并且包括疑似病人的数字。这一数字或许可以满足国际组织的需要，但无法满足当地百姓的需要。SARS问题主要是一个地方性问题，向国际组织通报信息的同时也向当地百姓提供更为详细的信息非常重要，政务公开开始运作，但制度化的公开尚未形成，政府不知如何根据老百姓的具体需要来公开政务，是此次SARS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

　　第五，从国际与国内接轨的角度来看。过去我们一直实行国际国内双重标准，国内和国际价值标准的差异，是用行政方法人为造成的。如果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差别很大，双重标准还可以顺利实施，并把国内问题控制在国内。而这次SARS事件的处理首先在香港就运用了国际标准，与内地处理的标准一对比，国内标准和国际准则之间的巨大差异就显现出来。如果中国不以国际标准来处理SARS事件，把控制SARS当作重中之重，势必导致极大的国际问题，进而影响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

　　第六，从政府与医疗服务关系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一直实行高度集权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政府全程控制医生，包括医疗服务的劳务价格、每天的处方量、全年的处方量等。政府高层决策者对落后的医疗卫生服务没有直接感觉，医疗卫生经营者严重依赖政府资源从事医疗卫生事业。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公民对政府没有影响力，对医院的医疗服务也缺乏有效的监督权和监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严重落后。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医疗卫生事业自然很难紧急应对来势凶猛的SARS危机。

　　最后，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来看。过去我们实行单位制社会，国家通过单位就可以打赢人民战争。但现在社会发生了转型，单位多样化，出现很多新的事物。很多单位与政府不再有财务关系，也不再有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即使有党组织关系，其关系也非常松散，无法直接进行命令，口头传达内部机制也失去了很大的效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与松散的人群一起打赢SARS是很困难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还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资本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城市里的社区居委会建设、小区业委会建设、专业化公共服务组织网络、社区医疗服务体系、各种各样的NGO或者NPO等，一直发展不力。这种情形虽然减少了政府管理的麻烦，但也使得政府在紧急时期缺少很多帮手。当SARS蔓延开时，除了政府和医务人员，老百姓并没有自发组织起来采取积极动作，除了恐惧和绝望，就是洗洗手、戴戴口罩、消消毒。一个具有正常市场经济结构的社会，政府可以放手经济发展；同样，一个社会基层结构充分发展的社会，政府也应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处理紧急公共问题。

　　总之，SARS挑选了一个不适当的时候在中国蔓延，对中国政府、社会和公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社会和公民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政府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工作更多地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来。政府需要依赖行政机制来解决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依照法制的轨道来运作；政府应该更多考虑根据百姓需要来提供政务信息；在权力配置上，中央政府应该给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给医疗卫生系统更多自主权，解除不必要的管制，同时给社会组织结构的发育以重要的空间。

　　赵晓：从万能政府到有效政府

　　SARS危机决不是一件好事，但它有可能提供一个契机，使转型中的中国政府开始学会管理市场经济中必然会出现而且经常会出现的不确定性(包括瘟疫、金融危机、证券危机、自然灾难、社会矛盾、外部争端等)，并逐渐转型为现代政府，成为能够适应未来可能经常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变化的有效政府。

　　政府应通过制度化的建设逐渐成为这样一个现代政府。不过，政府不要企望成为“万能政府”，也不要指望能很快成为这样一个现代政府。就当前的情况来说，好政府未必是理想化的政府，而是在当前约束条件下做得最好的政府。现在政府更多地利用了行政力量而不是通过制度来处理这场危机，这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民生第一

　　这次SARS危机使得政府对人生命的关注第一次超过了对GDP的关注。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以为现在到了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赋予与时俱进的、新的内涵理解的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对于“以阶段斗争为纲”显然是伟大的进步，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们的实践中变成了简单的“以GDP为中心”，以及“以GDP增长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从而出现偏差。

　　实际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更本质丰富的含义。我们要认识到，当初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真正含义，其实质是尊重人的生存和发展，因为当时最主要的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的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现代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没有一个是以GDP为中心的。因此，从长远来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与时俱进，向以尊重人的生命、尊重公民的福利为中心过渡。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对人的尊重应该在“一个中心”中得到更多的强调。

　　令人欣喜的是，在SARS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有了很多好的变化。第一，最高领导人亲临第一线，显示出极好的亲民形象，表达出新一代领导人对生命的无上关心；第二，对于SARS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有很大进步。如果对于SARS危机都可以放开，相信今后对很多事情的报道也会更放开，中国的新闻舆论会更进步；第三，监测系统和应急机制正在建立，这是制度化建设的努力；第四，“挥泪斩马谡”的快举让人们看到政府“治典”的决心，对于只重视GDP、不重视民生的人，以及习惯不说真话、习惯瞒和骗的官员来说有震慑作用，对于恐慌是极好的治疗良药。政府公信力

　　对恐慌传言的控制和引导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中政府的公信力对于恐慌传言的抑制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公信力强，政府的任何声音均会成为及时消除恐慌传言的镇静剂。反之，如果政府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们对于政府的声音总是从相反的方面去猜测，则恐慌传言很难得到及时、有力的遏制，市场就会出现可怕的扭曲。政府公信力可以说是市场赖以良性运行的稀缺性资源，建设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是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变革中政府改革面临的一大挑战。

　　首先，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依赖于制度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后，美国政府成立了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其目的是避免银行信用恐慌蔓延导致金融危机；此外，政府还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以消除人们因为失业恐慌而出现的消费不足。这些制度的建设，向民众传递了一个信号：口说无凭，以此为据。从此美国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大萧条式的危机，即使在“9·１1”后，美国的金融以及整个美国经济仍然表现出惊人的稳定性，制度合理乃首功一件。

　　其次，政府公信力有赖于政府率先做到诚信。一个朝令夕改的政府，是决不会有公信力的。政府必须令出必行，言而有信，才能建立起强大的公信力。在恐慌发生时，政府的话语具有权威性，从而有力地避免传言的扭曲和恐慌性危机的恶性蔓延。

　　再次，政府的公信力还取决于政府是一个民意的、可监督的政府。当政府缺乏公信力时，人民应有权利进行监督和批评，并督促政府不断提高公信力。惟有如此，人民才能相信公仆是真的，公仆的话也是真的。

　　最后，建立民间资信系统，与政府资信系统相竞争，逐渐在竞争中建立起政府资信的权威性，也是提高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条件。不能认为，政府垄断了所有的信息资源，政府就具有了公信力。恰恰相反，政府资信的强大和自信必须建立在民间资信强大的基础上。过去人们对国家统计局的预测缺乏信任，但在政府放任民间作宏观经济预测后，统计局的预测反而变得更加权威了。

　　在本次SARS危机中，到目前100多人的死亡居然差一点引发一场全局性的危机，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反思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言：“我们惟一必须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也许无须为市场经济中的恐慌感到恐惧，但的确有必要冷静地从中学习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

　　本届政府正面临着一个极好的机会，当前中国经济正步步高涨。一季度我国GDP增长了9.9%。经过季节调整，一季度工业生产的环比增长速度达到了6%以上。如果维持这样的增长态势，我国全年可以达到20%以上的工业增长，这相当于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时(1992-1994年)的情景。从工业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此高的工业增长预示着一个相当高的GDP增长，预计今年GDP增长应该在10%以上。即使考虑到SARS等不利因素，中国GDP也将有极大的可能性在2003年达到9%的增长率。

　　就在这样良好的经济走势下，SARS爆发了。SARS事件这样一个外部冲击会不会改变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呢？

　　我认为，SARS危机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就像在熊熊燃烧的大火上泼了一小盆冷水，近期影响不至于太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SARS事件正使我们遭遇一场“不确定性危机”。

　　SARS事件对经济的最大影响不是疾病的传染，而是恐慌的传染。SARS危机是经济学所称的典型外部冲击，它带来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并对人们的投资、消费信心造成冲击。没有人知道SARS会持续多久，影响有多大。艾滋病、交通事故等造成的伤亡虽然比SARS多，但它们都是确定的因素，并不那么可怕。不确定性对经济来说才是最可怕的。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制度(包括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是稳定的，人们的预期也是稳定的。这时供给和需求在正常的范围内波动，经济运行相对安全、平稳。但如果突然遭遇恐慌传言，人们的预期就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一部分人本来持有的信心会突然崩溃，供给和需求行为也因此出现严重偏差，使本来稳定与均衡的市场在恐慌的“冲击”下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危机的“自我实施”与“自我消解”

　　现代市场经济搭建起了最先进的信息平台，再加上金融创新不断，货币飞速在不同地方及国家间流动，恐慌因此具有了强大的杀伤力。在“信息化＋金融化”的时代背景下，恐慌或者说信心危机甚至具备了“自我实施”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相信危机会发生，并且因此采取行动，危机就会真的到来。亚洲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自我实施”的危机：索罗斯点燃了泰铢的导火索，并大肆散布泰币的恐慌性传言，但其目的主要是想在泰铢上获利。而当人们都开始相信这场危机将蔓延至亚洲时，危机便大大超出了索罗斯的预料和控制，最终以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扩散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而使得索罗斯本人同样损失惨重。

　　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自身具有一定的纠偏及克服恐慌性危机的能力。其一，市场信息传播快，决策分散，有利于克服应对突发性的需求。例如在这次广东SARS传言中，人们对板蓝根等物品需求猛增，不过由于市场反应奇快，商家闪电式的组织货源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人们克服恐慌；其二，民众对于恐慌经历的学习也有利于克服恐慌。自1988年抢购风以来，尽管还出现过若干次的政府调价，却再也没有出现过恐慌性抢购风潮。究其原由，在于中国百姓已从1988年的抢购风潮中得到了“学习”，建立起“适应性预期”，避免用过激的方式作用于市场。美国经济相对较稳定，美国公民不轻易受恐慌传言的侵袭，也在于这个国家的民众经受过许多市场大风大浪的洗礼。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社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恐慌性传言，经历由此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冲击，乃是政府和民众走向成熟的必然和必要，实不必过于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