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柏兰芝／文
近些天，“非典型肺炎”的阴影笼罩着世界。随着疫情的不断蔓延，我们得以看到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系统如何面对和处理这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地区，如何预防病毒进一步扩散挑战着城市治理的有效性。不久前国内一些媒体将城市竞争力进行了综合排名，恐怕要在“非典”中遭遇更严厉的检验。而事实上，城市与瘟疫之间的对
抗，已经有着上百年的历史。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起源，正在于解决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
传染病总是经过人口稠密的城市大规模地蔓延。流行于中世纪的黑死病发生于14世纪，并贯穿15、16及17世纪中叶(1346年～1665年)。这次大流行遍及欧洲、亚洲及非洲等地，尤以欧洲伤亡最为惨重。据推测此次黑死病造成欧洲30%以上的人口死亡，以意大利和英国最为严重。17世纪末，终于走出黑死病阴影的欧洲迎来了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并催生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
然而，光芒万丈的工业革命并没有使城市免于瘟疫的侵袭。尽管工业化推动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但这些城市的工业生产环境恶劣，工人们栖身于拥挤脏乱的居住环境，造成比从前还要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又以水的供应、垃圾及污水处理、传染病防治等最为迫切。
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起源地，在1841年发表的平均寿命统计表明，利物浦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6岁。1843年发表的平均寿命统计表明，曼彻斯特居民的平均寿命只有24岁。与这些数字相关联的是大量因传染病死亡的青年，以及极高的婴儿夭折率。水源污染是造成1832年、1848年和1866年英国霍乱流行的罪魁祸首。商业流动则使传染病比中世纪散布得更快。这一切迫使政府必须实施控制和提供公共服务。1845年英国的一份官方报告首先建议各地要有单一的公共卫生主管机构，负责有关排水、铺路、净水、供水等工作，并且要求主管当局规范新建筑物的兴建准则。1860年之后，英国开始实施一系列改良贫民窟的计划，大规模拆除或改建不合卫生的建筑物，制定了新的建筑规则，规范街道的最小宽度，以保证建筑物拥有基本充足的空气流通和日照。在1870年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每一栋房子背后必须建有分隔在外的盥洗室。尽管资本主义的萌芽与自由放任的市场学说相伴而生，但城市规划自此成为政府这个守夜人必须介入和负责的任务之一。
同一个时期的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1853年开始了由奥斯曼Haussman主导的巴黎重建计划。挟着帝国的权威，这个巴洛克的理想城市用几何直线打破了中世纪城市有机的、却充满疾病的物质和社会肌理。它对抗和治理的对象是霍乱，以及伴随城市问题星火燎原的革命。几何布局和拓宽的街道被用来重建秩序，城市美学体现的则是卫生和商业的新价值观。
类似的实践也在“新大陆”美国重复。19世纪末的纽约、芝加哥都是充斥贫民窟、霍乱和犯罪的城市。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刚崛起的中产阶级无法再坐视，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慈善和改革事业，这其中的极致就是以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为代表的城市美化运动，此次市博会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梦幻城市，而不只是一些展场或模型。这个城市美化运动从古典主义出发，试图以几何轴线和一系列的公园、广场和景观大道拯救沉沦的城市。城市美化运动受到的最大的批评，就是它以为在视觉上美化了城市就是改革了城市。消灭社会问题变成了“眼不见为净”。芝加哥1893年建起的城市甚至是纯白色的，但它体现的正是新兴中产阶级对控制和管理的需求。
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城市规划则揭示了更复杂的社会脉络和权力关系。19世纪殖民时代的香港，欧洲人因不适应湿热的气候，多选择在山顶聚居。而华人的住宅区则拥挤地兴建在中环商业街边缘少数的平地上。未经规划的华人住宅区狭小挤迫，生活环境恶劣。1882年(当时英国的城市规划和法规已经相对完善)，英国卫生工程师瞿域Osbert Chadwick考察香港后曾批评华人区街道系统和排水系统的混乱：“公共污水管都没有排气孔，以致污水管内的浊气只有从住宅排水沟渠的排水口溢出。”他警告说若情况得不到改变，将可能发生灾难。他的话得到了应验，在1894年，香港果然爆发了鼠疫，并且传播到印度、非洲、美洲、欧洲及澳洲各地。这是继中世纪后鼠疫又一次的世界大流行。在那一年里，香港的死亡人数为2547人，其后两到三年间，每年有1000-1500人死亡。印度的灾情尤为惨重，自1898年至1918年二十年间，鼠疫共造成10254421人死亡。疾病爆发后，卫生工程师瞿域再度被请回香港。他在新的报告中指出，因为代表土地利益的议员的阻挠，过去二十年多个关于建筑物条例的提案一一被封杀。
1903年，港府终于制定了新的公共健康及建筑条例，规定每个成年人室内空间不得少于4.65平方米；每个房间隔成的小室不得超过两个；新建建筑物必须提供相当于其覆盖面积1／3的开放空间，建筑物的高度不能超过街道的宽度等等。事实上，在鼠疫蔓延期间，港府焚烧了大量贫民窟。面对拥挤脏乱、瘟疫侵蚀的华人社区，殖民政府的歼灭行动并不手软。新的建筑条例虽然标示着新的秩序，却也让移民劳工在香港居住更为不易。如此，竟造成数万华人返乡的大迁移。鼠疫夺人性命，新建筑法则让他们彻底无家可归。
19世纪末台湾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希望把台湾建设成南进的基地，那是攸关东亚共荣圈的大计划，当然不能让日本军队在相对落后的殖民地染什么病、有什么折损。因此，对殖民者而言，城市建设是统治的手段，也是目的。在急迫的卫生改造的要求下，日本殖民政府从1899年到1911年，建立了市区计划的体制，积极地兴建上下水道，管制家屋建筑，拆毁有碍公共卫生的聚落，隔离不卫生的活动。当时下水道采用明渠水沟，为了利用阳光曝晒杀菌，许多街道方向都故意偏离子午线某个角度。以1900年台中的市区计划为例，所有街道都是东南西北相交，偏离子午线55度，希望以日光杀菌，结果让市民们饱受日晒之苦，到1940年的时候，日本人承认该规划非常失败。这些市区改正计划以改善公共卫生和交通为目的。而就像巴黎重建计划一样，他们也永远地摧毁了城市原有的肌理和文化。
瘟疫当然是必须对抗的，但从政府的对应方式可以看到不同体制的决策过程、定出的规则、牵涉的权力关系，甚至美学。今天，全球化的流动让疫情传播更为迅速，政府管理的难度也就更大。平民百姓里，有钱的，没钱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乘飞机的，搭公车的，可能在疫情蔓延中要遭遇不同的险境。然而，从广东、香港、台湾的经验已经可以看出，城市政府只能以更开放、有效的态度才能面对和处理疫情。事实上，惟一有效的方法是让感染者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隔离治疗。而除了管理和信息通报等问题之外，医疗保健体系转轨过程出现的众多重大缺口，将是防疫工作更难突破的障碍。“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城市的规划管理本就是在城市问题的危机中逐渐成熟的。除了发展经济之外，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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