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产“解毒”

　　跳不出煤的怪圈

　　这两年，煤炭市场的行情很好，所以山西的经济发展势头从数字上看良好。尽管山西早就提出了调产的规划，可是一些学者仍然担心，“好的煤炭行情可能会增加山西调产的难度。因为调产反应慢，需要过程，而挖煤能很快见成绩。”

　　于是，为了“能尽快数钱，就加紧挖煤，速度越快，事故越多。”

　　调产在山西不是一个新鲜词。早在20年前，就有山西人提出要想解决山西挖煤贡献大、收益少的矛盾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

　　但是山西的经济学者却说，看看山西这些年的经济发展道路，调整的思路始终没有与经济运行挂钩。调整只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有人称之为“空调”。在实际工作中，着眼点没有变，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方向没有变。产业结构调整只是在“基地”的框架内围绕能源产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发展和深加工做文章，调整只限于直接生产领域产业间的经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与市场需求、经济效益相脱离。

　　董继斌把这种调整叫做适应性调整。而这种调整总是“救火式”的，在经济总量发生严重失衡、产业结构矛盾突出时才着手进行，根本形不成山西的产业优势。而多年来山西始终以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为先导，以资源原材料输出为依托，以资源原材料产品增值加工为主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变，山西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质的变化，反而进一步强化，结构性矛盾愈加尖锐。

　　这两年经济形势好了，但许多人却乐不出来，“煤价高了，山西调产更难了”。

　　省社科院一份报告中称，山西一些重点产煤市县，产业升级内动力不足，其表现是：当市场疲软时，经济下滑，财力不足，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调产的呼声就很高，但此时政府和企业却“无力他顾”；而当市场转旺，煤价上扬时，政府和企业又忙于数量扩张，急于抓“短平快”项目，调产的积极性和紧迫感下降，也无暇他顾。这两年煤炭形势好，一些地方又忘了长痛，再次把发展热情投入到煤焦铁等产业领域。2002年，仅乡宁县就建成10个60万吨的洗煤厂，洪洞县一次性批准立项8个42万吨的焦化厂。

　　一条黑路走到黑

　　吕日周将山西调产归纳出两个误区。

　　一是目标认识误区：没有把人民生活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就在全省经济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横向比较落后时，它们还迟迟未当作主要的工作目标；当片面地执行能源基地建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山西“贡献大、收入少”的主要原因时，又迟迟不敢承认这一事实。

　　二是资源认识误区：单纯以自然资源为中心，选择支柱产业，制定发展战略。长期以来，山西认为有资源优势就该富裕，就能富裕；有资源优势就应该有经济优势；有资源优势就能发展出别人无法竞争的市场优势。基于这样的认识，实际中一直把资源开发作为“摇钱树”、“聚宝盆”，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

　　这样的误区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一黑遮百丑”：一个地方只要产煤，煤的产量和收入逐年增加，当地领导人就会沾沾自喜。在同一行政区域，产煤地的暴发掩盖了无煤地的贫困；掠夺性开采资源、出卖资源而致富很容易使老百姓产生鄙视文化、教育的观念和轻视任何致富门路，更使领导人很少研究市场经济的新思路，不在产权改革和产品开发上动脑筋，出现了暂时的和眼前的致富掩盖着难以持续发展致富的矛盾。

　　“一黑遮百宝”，形成山西单一开发资源的奇特现象，形成“以煤为纲全面忘光”的思维定式，一条黑路走到黑。而用市场经济的眼光看山西，有的地方林比煤贵，水比煤贵，甚至空气比煤焦更值钱，更宝贵，完全可以发展名产经济、绿色经济、高科技经济、林经济、草经济、水经济。

　　杨晓国一直是山西省社科院旅游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可现在他的头衔却是省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主任。“搞了十几年旅游，真的是灰心了，”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人说山西好风光，真的是一点不假，山西不仅有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更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然而山西从政府到企业家都脱离不了煤的直线思维，再有好的风景也变不了现。”

　　这位山西100多个县几乎跑了个遍的学者，对山西旅游资源如数家珍，但对发展现状却直摇头叹息。说起旅游规划，他说，晋中旅游在山西搞得是最不错的，可你知道他们现在打算做什么呢，足有五六个地方在谋划着搞大型娱乐城，建人造景点。完全不考虑市场，不考虑需求，就和各地纷纷兴建政绩广场一样。说起市场营销，他说，人们知道平遥，乔家大院，绵山，却不知道这些景点彼此之间有多远，分兵作战，各自为政，完全不懂得捆绑销售，景点搭配。毫无理论指导的旅游开发只能让专家叹气，让游人皱眉。一建饭店就要贴瓷砖，搞得和公共厕所似的，就不能搞一些民居式建筑吗？好好的自然风情，偏要狗尾续貂地加上人工凿的雕像……虽然现在旅游是山西调产的一个重头戏，但是总体思路的混乱和资源的部门分割极大地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地方和部门之间的矛盾，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森林公园搞旅游，但归林业部门管，而林业部门的职责是只管树，虽然也想搞却没钱，永乐寺是景点吧，可它又归文物部门管。

　　旅游营销不行，产品不行，许多景点至今养在深闺人未识。在太原西山，就藏着比乐山大佛还早160年的石刻佛像，但就是太原本地人都只知道西山上有西山矿务局，有煤矿，不知道这里还有山有水有风景。

　　“不是山西没有好东西，是没有开发，没有科学地指导和运作，”山西一位学者说，“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充当花瓶角色，我们的建议没有人采纳。”

　　山西调产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工程，谁也别指望能在三五年内有多大的起色，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山西一位官员这样说，这两年山西经济指标有很大提高，谁都知道那是煤炭市场升温引起的，谁要把这通通归于山西调产的功劳，那只能是贪天之功了。

　　调产的主体没找对

　　另有山西官员告诉记者，过去山西没有调产的指导思想，口号就是挖煤。现在调产的指导思想有了，却没搞清楚调产的主体是企业还是政府。现在山西调产的主体还是政府，说到底还是计划经济的想法。

　　对此，吕日周认为，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他说，山西经济调结构，首先要创造一个好环境，“你是愿意花钱买鸟，用绳子拴住，结局不是飞了就是死了，还是愿意栽树引鸟自己飞来？相当多的山西人愿意选择的是抓鸟。”

　　山西近几年有一个与全国相悖的数字，那就是吸引外资逐年减少：1999年是9.8亿元，2000年是6.3亿元，2001年是5.6亿元。在这减少的背后，软环境问题凸显而出。

　　当地媒体有过这样一篇报道，还曾被评为当年的山西好新闻。一位满怀希望来山西投资的港商，在经历一番与当地政府的较劲之后失望而归，他在给山西商界一位朋友的信中写到他有两个受不了：一是有关部门“拖、卡、推”的作风让人受不了。他说这里的办事效率极为低下，许多规定不可理喻。在香港办理一个新建企业手续，一般情况下一天就能拿到营业执照，而在山西仅合资企业的名称核准就需10天，营业执照办理的期限就更长。没有几个月时间下不来。二是很多的合作经营者的心态让人受不了。许多当地人在与外商的合作中缺乏一种共同创业的经营理念。在他们眼中，外商投了资就是神仙，不投资就是骗子，外商的钱一旦到位，又不能本着一种对外商利益负责的态度去经营企业，而是像挥霍国有资产一样，最后导致企业难以为继。外商来山西看重的是共同发展的机会，而山西很多人看重的只有外商的钱，对他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却无心问津。这一点，不仅在合作者，甚至连某些政府部门也是如此。

　　对外不开放，对内也不宽松。在太原高新区，一群海归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了这样的抱怨。一家公司想注册两个字的企业名称，但当地工商部门非说两个字不行，只好又另想名字，仅领营业执照就花了三个月，本来去年就要和日本合资，不得已拖到了今年。高新区某大厦的入驻条件是乙方必须是企业而非自然人，而工商局的要求是必须有办公场所否则不给注册，这意味着企业必须先在外面租下房子注了册，才能再进高新区。对海归企业，高新区的税收优惠是减二免三，即前两年免所得税，后三年减所得税，但这样的优惠几乎没用，因为高科技企业处于成长期，基本没有所得，更谈不上所得税。一家公司反映，工商局要求银行出证明某月某日账上有多少资金，而各银行却说关于资信类的证明除了自用一律不出，相互扯皮；要验资必须是太原工商局指定的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其它不承认，而这三家事务所全在工商局跟前。

　　到2001年底，山西省回国留学生3000人左右，而至今，大部分流失到沿海发达地区，留在山西的约有1000人左右，且大都集中在省城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真正搞创业，将智力转化为财力的已寥寥无几。

　　刘建生虽然是搞经济的，但却总喜欢用很有文采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当年老祖宗劈开万里波涛敢为天下先，那种价值观念，内在动力，现在的山西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广东遇到绿灯赶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国家禁止的不做，不禁止的都可以做。而在山西则是红灯坚决不走，绿灯等等再走，就怕犯错误。当年日子好过时不调产，现在钱没了，政策没了，山西不是东部也不是西部，不是“东西”，陷得太深了。山西不能再等了，否则，错过了太阳还要错过月亮不成？

　　艰难的突围

　　1999年，山西煤经济轰然倒塌。也就是在这一年10月，山西新一任决策者在这个省最没有煤资源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运城市召开了“调产”大会。山西新一轮调产就此掀开帷幕。

　　与以往不同，此次调产旗帜鲜明地突出了市场的味道，改变了过去就产业比重硬调的做法，提出了以“潜力产品”为切入点的新思路。所谓潜力产品，即：大，规模可以做大，能够取得规模效益；强，市场竞争力强；好，效益好；少，数量少，不铺摊子，不重复建设，全省只要有这么三五十家，每家能搞到30亿的效益，就是1000多亿。

　　三年多时间里，山西省共选择150个潜力产品项目，拿出10个亿进行投入和贴息，并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带动社会和银行资金100亿。

　　虽然这次调产面临着比以往更为艰难的环境，旧体制的存在，煤思维的根深蒂固总会这样那样地跳出来试图使山西复归，特别是这两年煤炭市场的好转更加大了调产的难度，但是，毕竟山西在行动，在试图走出煤的怪圈。

　　据了解，山西可用财力的50%来自煤炭，从行政机构设置上看，目前只有河南和山西省保留了“煤炭工业局”这级行政机构。山西煤炭工业局规划发展处调研员卜访勤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说，目前山西煤炭工业正在进行和下一步抓好的重点工作是：关小上大，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大体制创新力度，推进煤炭企业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吸纳推广洁净煤技术，走清洁能源产业路子；发展和延伸煤-焦-化工和煤-电-铝两条产业链，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

　　卜访勤是“坐”在煤堆上，自然是说“煤话”：有人指责山西的问题一切都是煤炭带来的，但是山西还是要靠煤，只是如何用好的问题。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管理上必须投入，提高煤矿的装备水平，没有投入就没有保证，要“围绕煤炭搞非煤产业”，山西一些国有煤炭企业集团的主业和非主业已经到了1：1的比例。

　　而一些不在煤堆上的人也认为，煤在山西，关键是如何挖和利用的问题。张奎的看法是，中央一直想关掉小煤窑，但是一直关不掉。关键就是利益问题，如果没有大市场大经济的观念，小煤窑是关不掉的，可以考虑用支付转移的形式弥补关掉了的小煤窑的损失。同时，资源是国家的，国家可以掌握起来，进行跨省跨区域的联合，可以实行实际联合体或者虚拟联合体，解决资源地域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