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国资委遭遇市场监控尴尬

　　-新快报记者 黄乐欣/文

　　国资委本周7日设立的消息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国资委的设立代表了政府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从政策层面上，它对民营企业来讲是否有益？本报记者在昨天举行的“粤浙民营经济发展与管理高峰会”上，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不看好国资委

　　记者：国资委在本周设立了，各方都在评估其未来的执行可能性，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茅于轼：这表明国家不愿意继续负担国有企业的亏损了。

　　国资委的任务是为了改造国企，将其改造成为不亏损的企业，否则就关门。国资委改组国企中有很大的问题存在，但不是方式的问题，我本人并不反对MBO。无论是改组成合资，还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或者将其卖掉，做私营，其问题根结都是如何保证原始资本在产权交易后的合法性。表面上看，按章办事即可，但很难防止其中有台底交易的市场行为，黑箱操作。说白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很多国企的经理层，由于在购买企业资产的时候拥有优先权，难免其会用各种手段，以低于资产价值的价格购买。

　　政府(国资委)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要干预。为了使财产从国有转变成为私有的过程中，能够拥有财产的初始合法性，哪怕时间长一些，交易费用高一些，交易的透明度和公开性都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这一点做不好，就很难保证私有财产的合法性。

　　记者：目前国资委希望出台讨论起草多年的《国有资产管理法》，借此来取得操作的可行性。您认为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吗？

　　茅于轼：上述问题相信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解决的。

　　《国有资产管理法》是一种政府(国资委)希望借助以规范市场的行为，但在目前情况下，这部法律是不可能出来的。

　　民企无须政府进场干预

　　记者：我们在上面的情况中看到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政府在什么情况下干预是必要的？业内有一种说法，没有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您怎么看？

　　茅于轼：没有政策，可以理解为没有干预的政策，没有用权力去支配资源的政策，也就是让市场去支配资源，但不代表完全没有就好，加强市场作用的政策还是要有的。中国政府目前在市场经济面前还没有找准自己的位置，他应该创造一个舞台给民营企业家，让他们去活动。但现在政府有时候成了企业家的帮手，这不是政府需要做的。政府需要做的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环境，使企业家的财产权得到保护，纠纷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取消各种特权。现在政府反而倒过来使用特权干预经济发展，结果当然很糟糕。特别在扶持中小民企发展这个问题上，其自身有很多制度的问题在其中，不是政府里面掌权的人说句话就顶用的。这需要企业自身制定出自己的制度。

　　记者：为什么您在政府是否干预这个问题上前后的看法会如此迥然？

　　茅于轼：市场有软约束，也有硬约束，软约束就是过去企业亏钱了国家还替企业撑着。现在国家要改国企主要原因是财政上负担不起，是市场的约束力在发生作用。

　　民营银行有望突破

　　记者：银行现在是少数几个还由政府垄断的行业之一，在这个领域，民营银行有望突破吗？

　　茅于轼：张德江把民营经济的做法带到广东来了，这确实是最好的时机。我想它应该还有机会发展得更好。WTO以后，原来很多行业不允许进入，现在都可以进入了，特别是金融业。我看金融业迟早要开放。不可能光让老外办银行，而不允许中国老百姓办银行，这从政府角度来讲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有压力的。

　　过去中国人民银行的态度是明朗的，不让办银行。

　　现在是不明朗。人行某个司长说过，民营银行的事情不要再讨论了，按照银行法的规定，该批就批。这个话好象是有所松动，但是仔细一想，银行法公布好几年了，过去不批是否代表着现在不批确实很难判断。但我认为民营银行肯定要开放。

　　现在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垄断行业包括金融业没有引入双轨制，这造成的损失非常大。仅有国家银行，没有民营银行。

　　记者：浙江一带的底下钱庄非常发达，政府现在也等于默认了，这是否是今后民营银行带来前的铺垫？

　　茅于轼：是的，只要不出问题，最后就成为政府许可了。中国改革的路子就是这样，以前不许可私人办企业，但后来办也办了，连宪法也改了。而且宪法改在后，私营企业办在前，民营银行也会是这样的。

　　茅于轼简介：

　　1929年1月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93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后，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1985年起即关系道德问题，以后作了近10年的研究和思考，1997年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都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解释。

　　茅于轼先生为中国当前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