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已经探索了三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今年即将推向全国。
4月3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说：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
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从基层一些地方的自发性试验，到2000年在少数省份率先进行改革试点，再到2001年4月国务院发文暂缓扩大改革试点，直到2002年将改革试点的省区市扩展为20个，农村税费改革几年来在坎坷曲折中前行。今年改革试点终于全面推开，无疑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视作这项为连续两届政府所看重的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看，改革的深入并不仅仅体现在试点地域扩大到了全国，更在于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信息。
一个最直接的政策变化是农业特产税的取消。温总理说，“取消农业特产税，应该成为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大部分地区已经具备取消农业特产税的条件，这些地区可以取消特产税。少数地区一时取消不了的，要缩小征收范围，降低税率，逐步取消。”
实际上，今年“两会”期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就已透出话来，表示“减免农业特产税是必然趋势”，“特产税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农产品供求不很平衡、粮食短缺的情况下制定的，现在农业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应该逐步得到解决”。他认为，减免特产税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
在这方面，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省某县的调查可以作为佐证。据该县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个地处平原地区的县，多年生大宗特产品很少，农田中轮作安排的一些瓜果、蔬菜年年都会变化，根本无法统计。征收农业特产税既不能据实征收，又难以保证与农业结构调整的大方向不相违背，结果制造出许多矛盾。该县于2001年取消了特产税，只统一征收农业税，受到农民普遍欢迎，农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政策动向是，温总理在此次讲话中指出，“进一步减轻粮食主产区和种地农民的负担，是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基本政策取向。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中央和省两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重点向农业主产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倾斜。”
3月6日参加人大湖北代表团讨论时，温家宝同志就曾作过类似的表述。这两次讲话的公开报道虽然都没有给出“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的具体政策措施，但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给予农民直接补贴应是下一步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
我们知道，我国现行对粮食主产区农民的补贴主要是通过补贴流通环节间接实现的，即国有粮食企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家利用粮食风险基金为国有粮食企业提供超储补贴。这种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但随着农业发展环境的变化，越来越暴露出对相关利益主体统筹协调不够等诸多弱点。特别是国有粮食企业由于自身改革滞后，普遍面临顺价销售难、粮食收储难、生存发展难、库存积压严重等问题，使现行农业补贴政策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受着严峻考验。近几年，也有一些地方结合农业结构调整，进行了通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农产品收购过程间接补贴农民的探索，结果也不很理想，甚至有将龙头企业演变成“国有粮食企业第二”的可能。
2001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可以在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地区，选择一两个县(市)进行将补贴直接补给农民的试点。目前，一些地方的试点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用某省主管官员的话说，“既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又推动了粮食企业自身改革和粮食购销市场化进程”。鉴于此，许多业内人士建议，认真总结这些试点经验，在更大范围内改间接补贴为直接补贴。
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固然令人鼓舞，但众多读者或许更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历代王朝的数次并税式改革中汲取教训，走出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上涨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历史怪圈——也就是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说的“黄宗羲定律”。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有一个县十二三万人口，吃财政饭的多达5700人！”在3月18日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曾对乡村政权机构的臃肿表达了他的担忧，并表示，“如果不精简机构，不减少人员，农民的负担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在这次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总理又明确提出，要“推动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农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再次强调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加快乡镇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还要“深化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前段时间曾有媒体引述农业部官员的话说，我国将在5-7年内完成裁撤乡村政权，代之以农民自治。尽管目前尚无更权威的消息源对此予以确认，但俨然已能感受到更深层次的农村行政体制改革蓄势待发的氛围。
最后想说的是，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虽已推至全国，但毕竟还保留了“试点”二字。可以预见，这项改革仍将经历一个相当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新浪精彩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