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万亿民资通道大破冰

　　本刊记者 吕晓伟 周继秀

　　编者按：

　　近来，让众多关注民营经济的人士吃惊的大事有两个：一个是民间资产总量已大大超过国有资产总量；另一个是继十六大首次提出“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 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后，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和民间投资的问题成为“两会”讨论的热点。这些巨大变化是空前的，其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民间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扮演了拉动2002年GDP出人意料地冲高至8%的重要角色。但是，迄今为止，困惑我们的问题是：大大超过国有资产总量的民间资产急于融通，急于实现保值增值，可资融通的渠道太少、太窄；另一方面是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有太多的领域急需资本，为什么民间资产向民间资本的转化如此困难？体制不规范以及金融还缺乏创新工具，构成了民间投资渠道不畅的问题所在。所以如果要将民间资金转换成为投资资本，这就需要为民间投资疏通渠道。要把冻结的冰川转化为奔腾不息的河水，需要的是温度；把民间资本转化为民间投资，需要的则是通畅的渠道。通道的畅通还要依靠民间的力量，这也是中国改革进程得以顺利高效推进的经验。坚冰即将融化，我国民间资本及其主要载体——民营经济的春天已经到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最新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自主性增长已经出现，从夹缝中日渐壮大的民间资本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日益重要的推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正由政府推动转向由民间推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民间资产的总量约为28万亿元左右，大大超出了不久前财政部公布的11万亿元国有资产总值。这种变化是空前的，其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加入WTO给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六大和刚刚结束的“两会”势必带动民间资产更大规模地迅速转变成活力十足的民间资本，进而形成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及外资同台竞争的局面。

　　上篇：解读28万亿民间资产

　　关于民间投资主体概念的界定，大体上有3种口径，一种是大口径，即包括国有经济以外的所有投资主体，既涵盖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及其它经济，也涵盖外资经济；第二种是中口径，与大口径相比不包括外资经济；第三种是小口径，即只包括个体私营经济。广为流传的12万亿民间投资，应该是小口径数据。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中口径所涵盖的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联营经济、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及其它经济统称为民营经济，此外，文中所称民间资本均指不涵盖外资的国内民间资本。

　　青年学者、高级经济师陈明星对目前我国民间资产粗略地进行了匡算：1.目前城乡居民储蓄为10万亿元；2.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注册资本为3万亿元；3.假设股市一半的流通市值和保证金为私人所有，为1万亿元；4.资本外逃的最流行估计为3千亿美元，即2.5万亿元；5.城市人口为3亿、人均建筑面积15平方米、平均城市房价每平方米2500元，那么房产总价值11.3万亿元等(见图1)。以此加总求和，目前我国民间资产的总量约为28万亿元左右。比较不久前财政部公布的国有资产11万亿元的总值(8万亿元的经营性资产)，目前民间资产已经占有了更大的比例或规模。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化是空前的，其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这种变化至少说明，我国民间资产从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原始积累”。加入WTO给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党的十六大和刚刚结束的“两会”，势必带动民间资产更大规模地迅速转变成活力十足的民间资本，进而形成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及外资同台公平竞争的局面。

　　民间资本有苦劳更有功劳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在谈到2002年经济发展情况时对记者说，从经济增长情况看，国有经济的贡献占1/3，2/3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经济。外资经济、股份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3股重要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正由政府推动转向由民间推动。

　　著名经济学家刘伟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如果脱离制度变迁的分析，特别是脱离所有制结构的分析，是很难解释的。事实上，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并行的是国有企业困难的加剧，因此，这种奇迹的取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民营经济的拉动，尤其是民间资本的拉动。

　　我们认为，民营经济是民间资本的主要载体。我国民营经济大发展的背后，是民间资本的逐步壮大，并在我国经济的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甚至预言，5～10年后，中国经济必然是民间资本的天下。当然，董老先生所说的民间资本是包括外资的。

　　实践证明，以民营经济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资本已经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期间，对拉动GDP增长、促使高通胀逐年下降过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分流了许多下岗失业人员，在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如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民营经济占用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1/3，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占到2/3。在民营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政府收入等状况都明显好于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正在逐步走向良性循环。虽然民营经济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规模较小、产权不清、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家族因素较浓、技术水平不高等弱点，但它的发展壮大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始终保持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目前，民营经济不仅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为解决现实经济中的诸多矛盾奠定了基础，而且作为新的体制因素，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

　　民间资本发展遭遇瓶颈

　　随着原始积累的初步完成，我国民间资本的主要载体——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其中，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弱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私有财产保护及国民待遇等问题正在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并对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民营企业吸收就业的能力正在弱化。数据表明，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沿着资本数量持续上升、从业人数持续下降的轨迹展开的。近1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平均注册资金由9.3万元增加到68.1万元，增加了6倍多，但是每家企业的从业人数却从18.1人减少到13.4人，减少了1/4强。

　　民间投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金融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不断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却增长乏力。

　　近几年来，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两个反差很大的现象：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一是注册资本的快速扩张和产出的快速成长。

　　“九五”期间私营经济注册资本的年增长速度在36.3%～43.1%之间，总产值的年增长速度在固定资产投资低迷和资本高速增长并存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共存于

　　民营经济系统中，正是投资机制变化和投资方式多元化的集中反映。

　　目前，除固定资产投资外，民营企业还广泛采用以下投资方式：

　　——投资于金融企业，开办或参股银行、保险公司。目前，民生、华夏银行等股份制银行、城市合作银行、地方发展银行中相当一批战略投资者来自民营企业，这类投资是真正的产业投资，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部分相当有限。

　　——投资于股票、证券(包括国债)等金融资产。目前每年股票证券投资规模以千亿计，基本来自民间财力，这类投资具有“中间投资”的色彩，对于出资人来说，投资行为已经完成，已经实现了货币-资本的转化，但从融资主体来看，真正的投资可能尚未开始。

　　——投资于产权市场，通过产权交易和企业并购，获得产业能力。一大批民营企业通过参与国有企业重组并购，在不进行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实现了资本扩张和产业能力扩张，其中最突出的是民营企业新疆德隆集团公司通过收购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在水泥生产、番茄酱生产领域取得了行业优势地位。以上3类投资方式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直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它们介于投资行为和储蓄行为之间，具有某种“中间性”，其中有的方式更接近于储蓄行为。

　　伴随中国私营经济蓬勃发展而不断膨胀的私人财产，越来越急迫地想得到一顶更大的法律“保护伞”。国内资金的大量外流，民营企业家接连遇难都使立法保护民间资本迫在眉睫。

　　名列《福布斯》富人榜排行前100位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记者说：“如果对私人财产缺乏安全感，民间资本会因种种顾虑而减少或放弃投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楼忠福表示，民营企业界人士盼望这句话尽快变成详尽的、可操作的法规。

　　南存辉说，私人财产受到立法保护后，必将大大刺激和提高私人民营企业投资各个领域的热情，使丰裕的民间资本更加活跃于中国的经济舞台，中国将更快速地走在经济发展的大道上。

　　此外，民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也一度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瓶颈。幸运的是，党的十六大的召开，扫除了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

　　尽管中国当代民间资本并不纯粹，产权界定也含糊不清，但是它的发展壮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由衷地相信，国内民间资本可以在其与外资和国有资本的竞争中，不断克服这种制度缺陷。正如十六大报告所云，“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民间资本取得更大的发展。

　　在十六大召开以前的20多年里，我国民间资产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但是与曾经无所不在的国资和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资相比，民资的投资领域明显过少，投资环境明显欠佳，造成的结果是国内民间投资通道过少、过窄。另外，自发的民间投资活动中，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即出现了一些领域投资过热，另一些领域投资不足的问题。有些投资行为甚至远远偏离了轨道，没有很好的发挥民营投资的天然优势和巨大潜能，影响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严重制约了社会投资的增长。

　　中篇：透析民间投资

　　投资渠道亟待疏通

　　随着我国民间资产的迅速扩大，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产急切盼望转化为资本并投入实业和资本市场。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需要，许多投资领域对外资开放的同时，也逐渐向国内民资开；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的许多领域也为活力十足的国内民资开放了广阔的施展新天地。可是，由于体制等原因，连接民资和投资领域的融通渠道不畅，无奈之余，大量的民间资金滞留在储蓄账户，或者流出国门，或者排队购买国债。

　　国家计委宏观院专项课题研究小组报告指出：近几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很快，形成了数十条国内外融资渠道的庞大市场体系。但是，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投资渠道还很少，规模小、比重低、零担保难、成本高，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大的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在投资渠道放开、利息率连续降低的情况下，储蓄还在继续快速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3月12日发布最新金融统计显示，到2月末居民储蓄余额首次超过10万亿元大关，达到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见图2)。存款为何会增长怎么快？民间投资为什么没有出现预期的投资热潮？

　　其实，导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不断攀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储蓄快速健康发展，广大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同时，物价稳定，居民的消费支出却没有同比例增加，储蓄绝对数增加就不足为奇了。

　　2.占储户总数80%的居民为低收入者，由于如今我国社会保障体制仍不健全，教育、养老、医疗和失业问题仍是广大低收入者所顾忌的问题，因而这部分居民为了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仍控制消费和投资，而将不断增加的收入放进银行以备不测；同时，由于当前适合个人投资的金融产品仍较少，再加上资本市场变幻莫测，因而占储蓄资产60%以上的中高收入阶层在无奈之下，把不断增加的收入放在储蓄的“篮子”里，或排队争相投资几乎无风险的国债。

　　3.由于国有股减持、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监管力度等因素，2001年下半年以来，逃避风险的资金大量流出股市和期货市场，返回银行账户，导致居民储蓄余额有2001年的6万多亿猛增至目前的近10万亿。

　　关于储蓄高低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认为，相应于收入的低消费会引致高投资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从长期来看，一国资本的形成取决于它的国民储蓄率(国民储蓄是居民个人、政府和企业的储蓄总和)。当一国储蓄较多时，其资本存量就会迅速增加，从而使潜在的产出能力迅速提高。并且认为，日本和韩国曾经取得的经济奇迹就是得益于其高储蓄。此外，虽然我国居民储蓄总额很大，但是人均还不到1万元，许多家庭储蓄还分担着教育、养老等社会责任。因此，我们不必对高储蓄担心，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怎样通过进一步改革使这些宝贵的资源中的相当于部分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当然，高储蓄也会存在一些风险，比如会增加银行的运作成本和金融风险，企业也会越来越依赖于向银行融资，而融资渠道的单一又势必在银行积累新的不良资产的风险。不过，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也会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比如，随着金融改革深入，类似于“个人委托贷款”等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建立，《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出台，这一切都为降低金融风险，拓宽融资渠道铺平了道路。

　　谁阻碍了民间投资通道

　　董辅教授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鼓励老百姓办中小企业，是民间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中小企业在民营经济中占99%。而中小企业的发展遇到一个大的困难就是只靠自己的钱是不够的，必须要借钱，因为本身的资本不够，需要融资。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渠道不是很畅通，从银行借款需要担保、抵押，如果没有，就借不到钱，所以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

　　我国民间投资不振，关键在于缺乏一个民间金融资本向实业经济转移的良好渠道，导致民间资本难以在高增长、高利润行业发挥效用。这个渠道不畅，堵塞了民间投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董辅说，“我们现在的创业资本发展得不好，因为缺乏退出渠道，为什么呢？因为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不属于长期投资，在把投资企业创办起来，赢利以后就可以把股份卖掉，从中退出，投资于其他企业。现在主要是没有退出渠道，创业板没有办起来。”创业板办起来以后，就有退出渠道。目前，创业板没有发展起来使一些发展情况良好的中小企业遭遇障碍，因为创业投资没有办好。

　　有关数据表明，民间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国有银行的资金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的增长，大量小中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资金实力弱、信用度不高、缺乏有效的贷款担保等问题，融资非常不便。再加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承担风险能力弱，所以激活民间投资更多的宜采用风险较小、收益较稳定的融资方式，这就需要加快金融创新，用新型的融资方式拓宽民间投融资的渠道。

　　尽管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长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但是由于体制与政策环境的不完善，使得民间投资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结构失衡，出现了一些领域投资过热，另一些领域投资不足的问题。有些投资行为甚至远远偏离了轨道，没有很好的发挥民营投资的天然优势和巨大潜能，影响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严重制约了社会投资增长。国家计委研究所王元京认为这是阻碍民间投资通道畅通的主要问题。民间投资已经在国民经济的广度与深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见表1)。但是，由于民间投资流向与市场准入的体制格局不相协调，使得民营投资结构与国民经济结构优化要求不协调。从民营经济投资布局的整体来看，在一部分产业领域民营经济进入深度明显偏高，比如在农业、制造业、交通仓储业、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5大产业领域的投资与产出比重较高，但在基础设施、科教文卫、金融保险、外经外贸等产业领域无论是投资比重还是产出比重均显示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有些领域甚至进入过度，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局面。但是，在另外一些产业领域，民营经济投资进入的深度则明显偏低，无论是投资比重还是产出比重均显示了短缺与不足。目前民营经济在基础产业与基础设施、金融保险业、科教文卫等社会服务业领域的投资进入很少，呈现严重的投资结构不均衡的状况。由于上述领域存在各种行政垄断障碍，一直是民营经济投资涉足最少、限制最多，进入最为艰难、最难以扩张的产业领域，因而也是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最为不足的领域。

　　另外，民间投资不同规模企业政策受益相差悬殊，资本规模结构不适应企业成长的要求。从民间投资规模结构来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投资差距明显扩大。

　　目前，各级政府往往给予了少数大企业种种优惠政策与倾斜政策，而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与优惠政策则不予落实或落实不够，造成“点高面低”的投资政策效应。最明显的结果就是相当一批民间中小企业做到一定阶段，就不再做大，不再扩大投资，也不再增人增设备，民间企业基本上仍维持“微型化”、“短期化”的投资类型，难以形成规模效益，造成单个企业吸纳就业与扩大投资的能力较弱。

　　再有，民间投资来源结构不适应投资扩张的要求,实际利率提高，导致投资成本提高，抑制了民间资本投资的热情。从民间投资资金来源结构来看，尽管中国资本市场已经形成了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的庞大体系，但民间中小企业投资来源的80%仍然来自自筹资金，来自于资本市场正规渠道的融资比重很低，严重限制了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

　　除了上述自身根本性的原因需要克服或纠正外，外部因素也需要改善，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民间投资环境。尽管保护民营经济的投资权益的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谁投资、谁经营、谁占有、谁支配、谁受益”这一权责利“五统一”的投资原则仍然难以得到很好的贯彻。在现行投资政策体制条件下，由于民营经济的投资交易费用、投资资金成本与投资税费负担相对较重，因而严重制约了民营投资收益的提高。此外，在民营企业投资兼并国有企业、“红帽子”企业明晰投资股权、民营科技成果资本化，知识产权的投资成果等方面，还不能认真保护民营投资财产产权的完整性与独立性。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放宽国内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公平竞争。”虽然落实起来还会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报告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国家将彻底赋予国内民资以国民待遇。这样，投资环境改善了，投资领域也开放了，接下来，就看规模巨大的民资如何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开拓新的投资渠道或拓宽已有的投资通道了。我们认为，在这方面，不要再幻想政府亲自出面去为民资设计投资通道。因为，实践证明，这样成本过高，且效率低下。

　　下篇：双通道引导民间投资

　　从总体上看，民间投资通道可分为直接通道和间接通道。

　　直接投资通道是指民间资金转化为资本后直接进入投资领域。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适合我国民间投资的直接通道包括管理层收购(MBO)、BOT以及其衍生出来的产品、兼并收购、直接建立企业(包括建立民间银行)、认购公司股票、通过资本运作实现控股等。间接投资渠道包括信托(如民生银行在南京推出的个人委托贷款)、各种基金(如产业基金、地产基金、私募基金、公共基金等)、财政担保等。

　　直接通道架彩虹

　　1.BOT架起黄河彩虹。如果你是在2005年去山东，那就一定不能错过一处新的雄伟的景观：黄河公路大桥。这座规模最大的黄河大桥，位于胶东半岛，投资8.59亿元人民币，也是最接近入海口的黄河大桥。令国内投资者为之兴奋的不仅仅在于大桥的宏伟和壮丽，而且在于这座大桥的建设方式。据悉，黄河公路大桥项目采用目前方兴未艾的BOT方式建设、经营与管理，由山东省交通厅公路局和科达集团各出资50%，并依法组建了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有限责任公司，科达集团拥有25年的经营权。黄河公路大桥的建设不仅令科达集团憧憬美好的未来，而且也让民间投资看到了更绚丽的发展前景。

　　BOT(建设—运营—移交)是一种基础设施的筹资、建设和经营的模式，由西方国家首创并得到大力推广，随后走红全世界。1993年BOT进入中国以来，各地对这种方式给予高度的关注。广东、上海等地已经有建成的BOT项目和在建的BOT项目，正在谈判中的项目也有许多。

　　BOT由于在项目融资过程中政府可以提供特许经营、市场保障等优惠条件来组织融资，从而保障项目的相对稳定的收益水平，因此有利于吸引民间资本的参与。

　　2.参股民航放飞均瑶。日前，武汉航空公司的一个决定使蓝天下的民航多了一丝异样的色彩。改制后的武汉航空公司吸收了中国均瑶集团1.26亿元的资金(占股18%)。中国均瑶集团是经国家工商总局批准的民营企业。1991年7月28日，创始人温州青年农民王均瑶、王均金等人创办了全国首家民办“航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公司，承包开通了温州-长沙的航线。据了解，在中国民航总局及武汉市政府的支持、批准下，武汉航空公司将改制为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公司。其中“武航”与“东航”各占40%的股份，中国均瑶集团占18%股份。

　　其实，民间投资参股进入新的投资领域也渐成趋势。在新成立的民生证券公司中，民营资本在其中就占有50%以上的股份。

　　3.特许经营。2002年3月，在时任上海市长陈良宇等众多领导干部的“见证”下，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与上海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一家上海市政府授权专门筹集和管理城市建设资金的国有投资公司，郑重地签订了历史性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福禧出资32.07亿元，获得上海城投所持有的“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同时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此特许经营交易为民间投资进入城市建设开挖了一个新渠道。

　　能够确保特许期内的政策不走样，信守政府的承诺则是民营投资基础设施的权益实现的关键。不过由于政府部门中途违约，一些地方的民营经济在投资桥梁、公路等项目后，不能正常享用过往车辆的收费权以及广告经营权，特许经营权益不能正常履行，投资回收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此类侵权问题得不到根治，即使政府再出台优惠政策，也难以让民资心动。

　　此外，民营经济直接组建新企业或兼并收购企业也是一条不错的直接投资渠道。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重点谈一下组建民间银行这个通道。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是在《香港经济导报》和清华大学台湾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两岸民营企业发展与合作研讨会”上透露，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准备用几年时间组建一家以民营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民间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对这一做法，中央银行已经表示肯定。董辅表示，发展民间银行，不仅可以挤出地下金融机构，可以更方便地为民营企业融资，而且组建民间银行本身就是融通民资的通道。此外，重新构架农村信用社，吸引农民资金入股，也是一条融通民资的通道。

　　通过简单的分析发现，有能力采用直接投资通道的民间资本都有一个特点，即资本实力较为雄厚，并且大多有相关行业从业经历。那么，相对分散的民间资本将采用什么通道进行投资呢？

　　金融创新拓宽间接通道相对于民营资本投资之直接通道而言，民间投资之间接通道相对比较复杂，现在谈论较多是产业基金、私募基金、信托(如个人委托贷款)以及相关金融工具。

　　1.产业基金。目前我们通常界定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是指直接投资于产业，特别是主要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提供经营管理服务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制度。近期，香港市场上正在讨论引入地产基金，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产业基金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所谓房地产产业投资基金。

　　从地产基金的风险收益结构来看，地产基金的波动性相对较小，能够为投资者带来相对稳定、而且有一定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回报水平。这对于那些追求稳定收益的投资者显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私募基金打通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沟通的渠道。民间投资可以间接将资金投入到需求的领域，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投资方式。由于私募一般局限在一个较窄的地域、人群范围内，资金供求方存在着较为密切的人缘、地缘关系，投资方可以通过多种有效途径了解对方的个人信用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需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效地对需求方进行监控。浙江的民间投资非常活跃，呆坏账率并不是很高，就得益于这种密切的人缘、地缘关系。同时，这种民间投资都是投向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这也与民间投资的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相适应。即使在金融体系高度发达的美国，私募市场也相当繁荣，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量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的兴起，美国的民间投资也呈直线上升之势。目前。我国的私募市场的条件已经具备，这不仅体现在我国的民间投资规模日益壮大，也体现在我国民营企业迫切对民间资金的需求。

　　在金融工具缺乏、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由私募基金进行运做愿意承担高风险、高受益的自然人和法人募集，也是一种很好民间投资渠道。

　　3.银行牵线做项目。元月20日，南京市民从新闻媒体中得知：他们手里的闲钱可以委托民生银行南京分行和浦发银行南京分行贷给南京市交通集团，放贷总规模为5亿元，期限为3年，年利率达4%。这种贷款方式被称为“多对一”的个人委托贷款。贷款将用于南京绕城公路高速化改造工程，这是江苏省和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工程总造价7.5亿元，由南京市交通集团负责建设，工程需要融资5亿元。这5亿元，南京市交通集团没有向银行借，而是把视线投向了民间。

　　这种个人委托贷款一推出，立即引起轰动。仅发布当日，市民就认购了6000万元。只用了8天时间，这宗全国最大的个人委托贷款全部放贷完毕。

　　南京市通过个人委托贷款的方式让市民直接投资城建的做法始于去年12月25日，当时的项目是南京外秦淮河整治工程，总盘子3亿元，期限5年，年利率为4%。最近的个人委托贷款项目是1月23日出场的南京河西新区开发项目，放贷规模3亿元，期限1年，年利率3.5%，由深圳发展银行南京分行经办。这样，南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个人委托贷款的方式从民间引入城建资金11亿元。

　　在这里，我们依据有限的经验提出建议若干，供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和广大民间投资主体参考。

　　虽然现实中我国民资已经有了一些融通渠道，但是相对于庞大的国内民间资金而言，这些通道数量仍显不足，而且“宽度”不够。还需要在准确把握民营企业投资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金融创新，扩大民间投资渠道。

　　稳步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发展民间金融机构特别是发展以民间资本为主要发起人的民营银行，才能更好地满足民间投资的要求。当然，这需要民间银行对投资的企业经营管理情况有所了解，最能根据民间投资的特点和需求进行投资，所以现阶段应该积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

　　建立民间投资退出机制。引入民间投资进入企业，这需要建立创业板市场以及鼓励利用各地方的产权交易所，相应还要为能够顺利退出提供便利。

　　加强民间投资的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科学的民营企业的评级机构，不仅有利于民间投资更准确地把握民营企业的信用状况，而且还可促使各个投资客体注意自己的信用培养，促进和带动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确立民间投资为主体的风险投资机制。

　　这项工作由政府组织，社会各界配合，由各经济主体参与，并承担各自应承担的责任，共同构建。

　　财政政策上，要允许财政资金直接以国有资本参股方式或补偿形式投入民间投资为主的项目，提高民间资本的融资能力。要适当提高某些基础设施的收费标准，扩大特许经营，适当提高民间资本投资基本设施和公益事业的资金回报率。要规范对民营企业税收的征收，要积极向上反映或出台本地政策，解决双重所得税的重复征收问题。土地使用政策上，政府要加强对土地的规划，提高土地资源进入市场的配置比例，让更多的民间投资者获得所需土地。同时要简化审批手续，工整、公平地对待民营企业用地的审批和土地使用费问题，应采取招标方式、拍卖方式让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取得使用权。

　　当记者问及中国能否借鉴韩国政府牵头设立“国民投资基金”，集中分散民资发展本国经济时，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王元京副研究员指出，我国的情况与韩国不同。根据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国政府更倾向于鼓励民间力量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自下而上”的创新和改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因此，在我们这个大国，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在拓宽民间投资渠道方面，仍将采用地方先试点，总结经验教训后全面推开的路径。

　　(本文写作中得到了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王元京副研究员、国家信息中心发展部高辉清等同志大力支持，这里一并致谢。)

　　民间资本挑大梁

　　评论 陈明星

　　民间投资在目前科技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可能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因此能够实现最迅速的发展、壮大和超越。因为只要没有行政权利的强力约束，有心人只要凭借着一个智慧的创意——无论是技术、产品、服务、营销还是企业整合等等，都可能迅速实现巨额财富的拥有和积聚，同时迅速跻身于实力最强大、装备最现代化、最富有竞争力的集团行列，而初始拥有的资本数量甚至可能是可以忽略的软约束。对此，中外典型和重大的案例俯首皆是。无论是微软、苹果、雅虎，还是四通、希望、远大等。

　　近25年来，我国对民间投资的政策，一步步转向放宽和鼓励。如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了个体经济合法地位，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1992年十四大确立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目标，1997年十五大明确提出“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对于这些政策变化，一方面可看成是政策对经济的不断的正确引导，另一方面也可看成是经济基础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渐进自发的强力推动。

　　我们应当对高储蓄和投资的关系予以关注：一是高储蓄率与我国目前在信用缺乏的情况下，资金与项目拥有者的错位有较多的关系。即有项目者没有资金，有资金者没有项目。双方即使能够彼此了解需求，但也常常会因为缺乏信任感而难以合作。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因为行业的特点而曾经迅速发展，但可惜在近两年的低迷市道下受到了重创。二是高储蓄率对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蕴含着两方面的风险。即国有银行不断累积呆死坏帐的风险，以及外资银行进入并争取20%高端用户而对我国金融体系可能造成的冲击风险。

　　我们应当认识到：1、1996-2001年，我国私营企业的注册资金由3752亿元增加到18212亿元，年均增长37%；这个速度从绝对值上看应该算是不低的了。因此民间投资从总体上看是顺利和成功的;2、目前对民间投资，确实还存在着许多有形或无形的限制，如融资困难、税收歧视和行业准入限制等。例如据调查，目前民间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准入限制，尤其在基础设施、大型制造业、金融保险通讯、科教文卫、旅游等社会服务业以及国有产权交易领域的准入限制较多等;3、虽然有关法律政策对民间投资都给予了相当的鼓励和支持，但许多人仍然觉得制度建设没有到位、或仍然不够完善等，因此心存疑虑，导致大量资产闲置或向海外转移等。

　　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当保持战略上的长期信心或乐观，如相信民间投资通道的破冰是必然的和时时在全面推进的，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等；另一方面又应当在战术上做一些细致和切实的工作，如推动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等。

　　特别应当关注的一个现象是，近几年民间投资出现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乏力、与注册资本及产值快速扩张的极大反差。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民间资本的创意和启动，与国有资本的厂房和人才等的重新融合、相互转化及其成功的市场推广等。

　　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对民间投资开放。这将逐步形成更大的潮流，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可能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论突破的历史性意义。因为改革开放的25年来，对于国有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我国已经形成了两方面的理论共识或结论,即“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所谓“抓大放小”，就是抓紧抓好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放开放活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所谓“国退民进”，就是国有经济逐步退出竞争性的领域——由民营经济逐步接手，而国有经济则专注于非竞争性的公益领域等。而如果实践证明、大量的基础设施都应当或可以由民间投资来完成或进行，那么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其体系、目标和任务等，无疑就需要有新的分析和界定。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