捏在政府手中的“私产”

　　□钱正明(北京)

　　在春运的列车，一名乘客因车厢过于拥挤，不慎打破了车窗。列车员要求乘客赔偿，乘客问道：“你们铁路是国营的还是私人的呀？”答曰：“国营的。”“国营的就是全民的，大家都有份啊。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我就要这块玻璃还不行吗？”

　　与其怒斥这名乘客法理不通，倒不如在会心一笑之后顺着他的“智慧”调整视角，思考一下个人广义资产的问题。

　　私有财产无疑是属于个人的，但身处社会中的人，他所享受到的由政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也是一种资产——个人拥有的政府资产。因此广义的个人资产包括政府资产和私产两部分。政府和私人在不同的领域会以不同的效率增进社会的福利，政府和私人之间通过一系列交易，决定政府资产和个人资产在不同领域的分布，以实现有限资源下的福利最大化。例如，医疗保险领域实行市场化会出现逆向选择问题，即保险公司不愿给潜在的患者保险，结果，越是需要保险的病人，反而得不到保险。因此，消除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是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主要理由。

　　私产终于入宪

　　中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低工资、高福利、高就业”政策，个人广义资产中政府资产远远高于私产。改革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个人广义资产中政府资产的比重下降，私产比例上升。这种变化是一系列原有政府资产和个人资产交易的重新安排，目的通过新的交易提高个人广义资产，但能否实现是个难题。

　　中国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难题，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公权强，范围广，公权先于私权。二是社会分等级，一部分人的私权强于另一部分人的私权，而且前者的私权易于得到公权的支持。这两个不足造成我们的许多交易是在强弱对比明显的双方之间进行的，而想要交易有效率一定要保证交易双方处于平等的状态。在市场经济中，许多交易是在保护交易双方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例如，不动产法中规定，卖房人必须将房屋的瑕疵告知买房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弱势的消费者提供支持；产品质量法对强势的厂商进行约束；公民通过议会、非政府组织、法院对政府活动制约，保证缴税购得的公共产品物有所值。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对交易双方的地位不同会给弱者带来的危害认识不清，或是有意模糊。

　　我们要明确私权和公权是平等的，而且在一些情况下私权优于公权。从政治学角度，人权高于政权，政权只是公权的一部分。近来，“私产入宪”日渐高涨，这将是改变私权和公权不平等的重要举措。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公权与私权之间的交易规则将趋向平等，这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

　　从表面上看，2002年关于国有股减持和流通问题的争论，是一个不公平交易的流产，而交易本质上是公权与私权的交易。股民所反对的是政府以低的发行价获得不流通的国有股，而股民却以高的市场价获得流通股，如果国有股以市场价上市流通，必然导致股民利益受损。有意思的是，政府一方将国有股减持和上市流通与建立意义伟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生硬地联系起来，这是错误的婚姻，在经济学上是没有道理的，它暴露了为保障政府资产而让私产付出更大代价的陋习。显然，这种陋习并没有存在的理由。

　　重要的是效率

　　英国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政策也向公权至上的“社会主义”积极靠拢过。当然，英国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我们不一样。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通常有两个特征：全民福利、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确切地说生产资料政府所有。

　　英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开始于二战时期，战时政府考虑战后的社会发展问题。1942年12月由贝弗里奇爵士领导的委员会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为战后“新英国”勾画了蓝图，主要内容是建立一个不分阶级、不分贫富，人人皆有权享受的社会福利制度。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一直反对国家干预。而在战争中，由于国家干预，不仅物价稳定，而且工资不断上涨；尽管物资匮乏，人民的平均营养水平反而提高了。《贝弗里奇报告》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工党反应积极，1943年2月，工党后座议员发动辩论，要求政府接受该报告。1945年大选前，工党发表竞选宣言，要在英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执政的保守党对此冷漠。结果1945年7月战火犹酣之时，议会举行大选，保守党大败，大英雄邱吉尔下台。

　　工党执政后，建立了医疗、失业保险等福利制度，用了两年时间相继完成银行、煤矿、民航、铁路、公路、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国有化。但其内部对国有化问题发生分歧，1951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分裂，在随后的大选中，邱吉尔反攻得手。不过，两党的政策是一致的，推行混合经济。这样，工党创建了福利国家，保守党维持它运行。到60年代下半叶英国出现了滞胀现象，即发展停滞，物价飞涨。1979年，保守党的撒切尔执政，奉行货币主义，主要采取四项措施：私有化、控制货币、削减福利开支、打击工会力量。在私有化方面，40%的国有企业卖给个人。英国经济再现危机，国民生产总值下降3%，但从1983年开始好转，经济增长率超过了欧美国家的平均水平。1995年工党在布莱尔的领导下修改党章，正式放弃“社会主义”目标，1997年布莱尔出任首相。

　　英国工党对社会主义目标的确立和放弃体现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上下两个阶层变小、中等阶层变大。社会主义兴衰过程中对个人的政府资产和私产不断做出调整，这种平稳的调整显示了英国社会中自由主义的底蕴。自由主义不会反对社会主义，它会选择社会主义，如果它更好更有效率。私产和政府资产内容的调整是为实现个人广义资产的最大化，因而私产和政府资产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只存在效率上的替代。维护私权和公权的平等关系，才能避免政府资产和私产之间出现无效的替代。

　　总体上，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等福利制度降低了个人的生活风险，财政、金融、公司等制度减低了经营风险，中等阶层通过直接或间接金融渠道将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技术、人力资本在整个资本体系中的比重上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只属于资本家的时代已经消逝了。

　　等级社会的产权转移

　　在等级社会中，私人之间常常出现一方强权一方弱权，很容易造成资产分配不公。俄罗斯的私有化进程就是明显的教训，虽然资产通过证券化在公民之间作了平均分配，但是经过一系列不公平交易，资产集中到了原来的管理层手中。而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管理层不是以追逐股本为业的。

　　中国改革过程中调整个人广义资产中的政府资产与私产的比例关系，很大部分涉及福利如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不是俄罗斯那样直接将政府所有的生产资料证券化后分配给个人。原有个人广义资产中的政府资产也不是福利国家那样采取没有等级的社会形式，而是采取等级严格的单位形式，单位本身又分级别。通过福利改革，按照等级原则分配，政府资产向私产的转移，使原来的等级结构资产化了，这是中国个人广义资产中政府资产和私产调整的一大特点，也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大原因。

　　由于福利改革带有强烈的资产分配性质，福利改革的结果与福利的目的存在不一致。等级结构资产化使中国的资产分布呈金字塔形，这就迫使我们在一系列涉及个人广义资产的改革一定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避免积重难返。我们不能将收入不公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虽然从统计学讲经济发展中存在效率与平等的替代关系，但是，二战后发展快的国家、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收入分配不公并未像中国大陆这么严重。

　　以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为例。当时的价格调整是减少生活必须品的财政补贴，将补贴直接用于提高居民收入，这种做法称为“暗补改明补”。后来的医疗、住房等改革或多或少借鉴了这种思路。这项改革开始主要依靠财政出钱，后来随着企业自主经营等因素而逐渐转向企业。由于企业各自经营状况不同，职工收入的增加成了企业有钱就涨，没钱就不涨。价格改革目的是建立起价格机制，而没有考虑到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后会带来的收入差距。虽然补贴由暗补变成明补后，可以增强消费者主权，但是原有被抑制的需求迅速释放出来，引起价格大幅度上涨，使得许多得到明补的人所得收入难以应对相应的支出，导致民众对价格改革不满。同时，原有体制内各企业经营、权势上的差异强化了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地暴露出这场价格改革的交易中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状。

　　而医疗改革中，原有体制下的企业对职工医疗费和退休费采取现收现付制，这种方式的一大问题是职工医疗、养老基金和企业的运营资金混合，扩大了政府资产，可一旦企业经营不好，职工的广义资产中的政府资产迅速缩水。这些年，一些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无法支付职工的医疗费和退休费，这和现收现付制的弊端有关。采用个人基金账户的办法可以缩小公产，扩大私产。可是人口老龄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医疗的需求，政府相对减少对医疗事业的投入，医疗单位走市场化，医疗成本上涨。这样个人的广义资产不会因医疗体制的改革有大的增加，甚至减少了。如果个人私产增加而广义资产并没有增加，那么这种私产对公产的替代是无效的。

　　不消费的有产者

　　中国经济学界对个人广义资产中政府资产和私产组合的变化一直认识混乱，总是将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相联系，一见到居民储蓄高就要千方百计地刺激消费。但要知道，一个人收到工资存入银行，这是资产增加；卖掉家里的废品，收到的钱存入银行，这是资产组合，资产总额并不增加。近几年，城市拆迁采取货币方式，一些拆迁户将得到的补偿款，在城边、郊区买房，余下储蓄给子女教育、医疗，这样的资产组合方式会增加储蓄，但不会增加消费。

　　在传统体制下，个人广义资产中公产占绝对比重，公产被政府用来发展经济建设。改革后，公产中应用来提供给职工福利的部分日渐转给职工作为私产，但个人广义资产的增加并不稳定，对于社会底层出现相对萎缩。而私产中的金融资产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金融渠道，为企业提供了资金，这样，公产虽然减少了，但控制的资金并不减少。

　　根据《中国2002年统计年鉴》的数据，1990～2001年国有单位年底职工人数由10346万人减少到7409万人，城镇集体单位年底职工人数由3549万人减少到1241万人，合计减少5245万人。在人员减少的同时，个人广义资产中政府资产和私产的比例发生变化。对于下岗人员，开始得到一笔下岗费，私产增加，但以后，面临医疗、子女升学、养老等支出，导致私产大量地减少。严格讲，只有当个人广义资产增加，才会增进消费增长。国内学者经常从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等来分析个人资产，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片面的。按照这种方法，一个失业人员的居民收入由于一次性得到了3万元下岗费而稳步增加，居民储蓄增加，消费潜力增加，而这一切都源于下岗。这种私产的增加怎么可能促进消费呢？

　　纸上飘红的宏观数字表达的意义其实有限，没有人只凭三围的数据来评选世界小姐。普通人生活的改善与GDP的关系被缺乏经济学常识地夸大了。假设GDP由黄油和大炮两项产品构成，总值为100，其中黄油为50，大炮为50。第二年，大炮增加到80，黄油减少到40，GDP为120，但人民生活水平是下降的，因为大炮无法改善日常生活。战争时期，一国GDP就是这种情况。单看GDP的增长曲线，美国最好的年代是二战时期，但是有几个美国人愿意到诺曼底当英雄而放弃在沙滩上度假？有人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变革后GDP下降来证明他们的变革是失败的。其实，这也是GDP结构的调整，黄油增加到60，大炮减少到20，GDP为80，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GDP高低一定要和人民的幸福相联系才会有意义，这是生活常识，也是经济学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