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合理论”有误？专家撰文挑战权威

　　“贫富差距现状总体合理”的判断有误

　　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

　　吴忠民

　　据媒体报道，一位统计学家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总体上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于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在如何判断我国贫富差距现状问题上，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令人失望的是，这种判断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因而会产生误导的效应。

　　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从纵向的角度也就是从代际公正的角度来看，农民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贡献度同社会应有的回报度不成比例，因而二元经济结构被强化。为了全力以赴地推进工业化，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共从农业抽走了6868.12亿元的资金，而在60年代整个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亿元。很难想象没有农村的支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会有今天的局面，而农民所直接承受的却是日益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严重地违背了代际之间所应当具有的公正准则。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现行的许多社会经济政策是在维护甚至是在强化二元经济结构。比如，户籍制度是在维护和强化一种社会身份等级制，而诸如有所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政策则是在维护和强化城乡居民之间的隔离。这些，无疑人为助长了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一种十分典型的不公正现象。

　　这位统计学家的判断，显然是陷入了一个悖论：二元经济结构越严重，由此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越严重，基尼系数就越不管用，同时贫富差距也就越会合理。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判断在客观上隐含了一个也许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的观念预设：目前的这种状况是合理的，人与人之间不应当平等，农民就应当贫困，就应当比城市居民收入低；应当单设一个生活圈，在计算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时应当排除农民。这种观点忘记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中国的农村居民也是中国的公民，因而在判断中国社会总体的贫富差距时毫无疑问地应当将全社会的成员一并考虑进去，占中国社会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是不能被忽略。否则，对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判断必定不具有起码的可信性。

　　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究竟是否合理？对此，应当用多个标准综合来衡量，其中基尼系数属于综合性的指标。根据大多数相关专家的研究成果，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即便是按0.458来算，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而其他方面的指标也分别从不同的重要层面佐证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从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来看，恰恰是这位统计学家在以前的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数据：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这个数字差不多居世界之首。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中国现在行业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按照五等分法来看，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占总户数20%的最富有户收入，占有全部收入的51%以上，而20%低收入户只占4%左右。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已认为贫富差距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年存在的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列在第一位，与之密切相关的失业问题列在第二位；在不同社会阶层城市市民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认定方面，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列在第三位，与之密不可分的失业问题列在第一位。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明确无误地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呈现出不合理的状态。

　　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了十分有害的负面影响。党和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的郑重承诺是“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也明确宣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是“惠及十几亿人口”。鉴于此，我们不应回避贫富差距问题，更不能有意掩饰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正视这一问题，才谈得上全力以赴地解决这一问题。